揣之琢之，烛光洞幽
——对《雷雨》中周朴园的精神分析
张新民
周朴园是曹禺的戏剧中最为复杂的一个人物，其复杂在于这个人物人们可以站在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可以利用不同的话语进行阐释，也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采用不同的理论方法对其予以解读，正因如此，人们从主流政治话语的角度把他定性为带有浓厚封建性的反动的资本家的形象；从道德的角度说其是“伪善的”、“虚伪的”、“无人情味的”、“自私的”家庭暴君的形象。人们在评论周朴园时更多看到的是其反动性、阶级性，他身上丑恶的一面，而且是用放大镜去尽力对其放大、凸显。这总让人感觉到周朴园的形象如果仅仅如此，似乎与其作为一个杰出的丰富、复杂的艺术形象难以吻合，这样认识、评价周朴园这样一个属于多棱镜式的人物，好像过滤掉了什么，遮蔽了什么，无法揭示其真相。我认为，周朴园这个形象之所以让人们有话可说，而且说起来没完，津津乐道，关键在于这个形象既是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符号化的意识形态的周朴园，又是独特的心理的情感的个性化的鲜活的周朴园。他不是平面的，而是圆形的多面体的。我们不能只看到他的表面的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符号化的意识形态的内容，更应该深入探察其隐蔽的丰富的心理、情感世界。对于前者，学界已有诸多论述，本文不予以过多涉及，仅从后者的角度对其进行探察、挖掘，以期能揭示其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心理情感的演变轨迹及其丰富内涵。当然，个体生命的存在和运动是不可避免地会打上家庭、社会历史环境、所处的时代思想文化的影响的烙印的。
过去我们往往从主流意识形态的视角对周朴园进行一些探讨，对其进行定性，这样做自有其合理的地方，但确实很难揭示其丰富、复杂的一面，人们评论时有意或无意中遮蔽、过滤掉本该关注的内容。我想，一个个体生命，不论其伟大或渺小，善或恶，大善或大恶，美或丑；也不论其惹人爱，让人恨，令人羡，遭人妒，其都会是一个完整的丰富的个性化的生命存在，其尽管无法摆脱社会环境、时代着色之囿，思想的变迁、文化的律动也无不在其心灵上烙下深深的印痕，但生命的真实、充盈仍在于这些方方面面的内容内化为个体内在心理情感的血肉并以鲜明的个性体现出来。我们不仅应该关注个体生命的外在的政治、道德、文化的表征，而且更应重视其独特的个性化生存状态，揭开其身上政治、道德、文化强裹的外衣，裸露出其个体生命心理情感的真相。本文试图对周朴园这个形象进行这种开掘工作，以探其个体生命幽深之处的真实情状。
一
周朴园，尽管作为一个被人们定性为“残忍”、“专横”、“自私”、“伪善”的“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的形象，其心路历程也同样具有一个生命个体的独特性，具有对其进行审美观照的价值，有必要走进其心灵深处，烛照洞幽，探测其个人性、丰富性、复杂性。
周朴园的心路历程始于其作为一个封建家庭的少爷时和侍萍的情感经历(这种情感生活，我们称之为婚恋可，称之为未婚同居也可)。我们如何认识这个时期的这种情感生活和体验对于周朴园的意义甚至一生的影响呢?真正弄清楚了这个问题，对我们理解剧中周朴园的行为及其心理情感的深层动力是十分重要的，也是特别关键的。一个封建家庭的少爷与一个婢女产生恋情，这在当时的封建家庭中是屡见不鲜的，也是很多文学作品中广为讲述的，问题在于，不论作为通例还是个例，初恋对于周朴园或者任何一个男性来说，都是终生难忘的，刻骨铭心的，因为，这时的恋爱中人，已经跨越了世俗的门第观念、等级制度的鸿沟，也排除了真诚的倾心的感情之外的尘念杂因，完全是至情至性的全身心的情感投入，其情深意重、生死相依、永生难忘、令人销魂是可以推想的。周朴园也不例外。还有两点，一是侍萍贤惠、美丽、体贴、温柔又善良，这是所有男性都非常欣赏又极为重视的，是男性选择配偶、衡定是否幸福时视为仅次于生命的至要因素，这也是两性相悦的最具人性内涵并能相随生命到永远的根基。应该说周朴园和侍萍当时都认为自己找到了幸福和终生的伴侣，两人也确实是相亲相爱、相悦相融的，而且这种恋爱在最初也得到了周朴园父母的认可，否则，侍萍就不可能在生下第二个孩子时遭逐被弃。二是这场令人刻骨铭心的爱恋并非由于周朴园自身的原因，而是由于受到来自于父母的压力，走到了始乱终弃的结局。30年前，周家为赶要一位阔家小姐，在除夕风雪之夜，把刚生下第二个孩子才三天的侍萍驱逐出周公馆，侍萍由此开始了她充满苦难的漂泊生活。这个悲剧的制造者是谁呢?3O年后侍萍与周朴园再度在周公馆不期而遇，狭路相逢，侍萍怒斥周朴园时，并没有把罪责归到周朴园头上，而是使用“你们”这一复指代词，从其话语的意味里，我们能品味出，周朴园作为当事人，自然难辞其咎，但，侍萍把矛头更强烈地指向周朴园父母。我们完全可以推想出，当时周朴园作为周公馆的大少爷，20多岁，在恋爱婚姻上，是很难有自主权的，即使他很爱侍萍，无论如何他也拗不过父母之命。所以，在封建大家庭这个环境中，决定侍萍与周朴园二人命运的权力，属于当时周家的长辈，而不在周朴园，周朴园最终只能无奈地接受侍萍被逐的结局。这对于周朴园来说也是痛苦的，周朴园毫无疑问成了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如果将这场婚姻悲剧的责任硬加在周朴园头上，谴责其玩弄了侍萍，这对周朴园实在是不公的，就是侍萍也不一定能接受这种定罪。我们从剧中无法找到任何周朴园是一个玩弄女性的花花公子、纨绔子弟的证据，反而剧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周朴园对侍萍是真心相爱的很有说服力的佐证。例如，剧中多次提到侍萍从前念过书，并为周朴园在衬衣上绣过一个“萍”字。在中国封建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一些有钱有势的豪门富户尚不太愿意送女子读书，更何况侍萍一个出身贫苦的侍女呢?谁使侍萍获得了这种权利呢?很显然，这个帮助侍萍读书识字的人只能是周朴园，而不可能是别人。可以看出，周朴园对待侍萍决不是像一般浮浪的纨绔子弟玩弄寒门女子，求刺激，寻开心，而是真心相爱，不然二人何以维系长达三年左右的同居生活并连生二子呢?另外，剧中周冲对四风的爱慕和幻想，其真情无人怀疑，而且令人感动，我们完全可以由周冲与四风当今的情形推知当年周朴园和侍萍的相恋情形，可以说周冲与四风就是当年周朴园和侍萍相恋的重版。因此，周朴园与侍萍的恋爱悲剧，绝非周朴园的自愿，实是违心的，迫不得已的，是周公馆的家长为维护其所谓门当户对而制造的。虽然周朴园与侍萍的婚恋被强行拆散，但这种特别用心、投入的情感却没有随时光流逝而烟消云散，反而渐渐郁结成一种无法化解的情结，这情结潜隐于周朴园的心灵世界的角落里，从而构成了周朴园以后行动的潜意识，使人们难于觉察，但正是这种潜意识决定了周朴园对待蘩漪、周萍、周冲以及其他人和事的态度。
二
周朴园在发生了与侍萍的婚恋悲剧之后，曾迎娶了一位阔家的小姐，但也未必如意，他远走他乡到德国留学，后又娶蘩漪，但又是失败的。他从江苏无锡一再迂家，直至东北，仍保留着侍萍喜欢的家具，侍萍年轻时候的照片，侍萍产后遇病总要关窗户的习惯；他爱穿侍萍绣过字的衣服，牢记侍萍的生日，并在心中一直保留着侍萍“贤惠”的美好形象；更由于周朴园后来两次婚姻的不如意，就更加强烈地激起了周朴园对初恋的侍萍的怀念。可以说，3O年间在周朴园的心灵世界和情感世界里，侍萍始终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周朴园与侍萍的婚恋情结是何等厚重，这段恋情对周朴园是何等重要，可想而知。剧中周朴园与蘩漪的冲突从表面上看，周朴园按照封建传统伦理道德规范要求妻子，言听计从，做一个“服从的榜样”，希望妻子能维护其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做个“贤内助”。可是蘩漪满怀对未来幸福的憧憬和对美满婚姻的渴望来到周公馆，原以为自己寻到了一位梦中的“白马王子”、“如意郎君”，她失望了，她要求人格独立，夫妻平等；决不驯从，不愿做附庸和奴隶；追求一种有爱的婚姻。周朴园发现蘩漪并非自己“所企望的那样百依百顺的旧式花瓶”，觉得“蘩漪总是有形无形地和他的思想、习惯与为人的方法有抵触”，他也失望了，便“对她冷淡起来”。从而构成了周朴园与蘩漪矛盾冲突关系。实际上这种冲突背后深层的内容是，周朴园希望蘩漪是“百依百顺的旧式花瓶”，想望在蘩漪身上复活30年前的那位美丽、贤惠、顺从、温柔又体贴的梅侍萍，使他对梅小姐的思念现实化。而蘩漪是个“任性，傲慢，完全生活在爱的情感中”。的决不驯服、顺从的追求人格独立、夫妻平等的接受新思想影响的资产阶级女性，他无法从蘩漪那里实现自己的愿望，无法得到心理、精神、情感的满足，他失望了，才对她“冷淡”起来。可以说导致周朴园和蘩漪发生冲突的死结是潜藏在周朴园心理深处的对侍萍的恋情而形成的心理情感情结，由于周朴园和蘩漪对对方的失望不断地激活这种情结，从而不时怂恿周朴园对蘩漪施以冷漠、专横和压抑，甚至对蘩漪的合理的心理、情感需求也置之不理，视若无睹，这样就不停地加剧两者的对抗和冲突。
三
在和侍萍的婚恋结束后的30年间，周朴园承受了两次失败的婚姻带来的痛苦，却获得事业的成功，也形成了周朴园无法改变的两种面孔、个性的两重性。他是一煤矿公司的董事长，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成为人们称赞的“仁厚”、“正直”的“慈善家”，“社会上的好人物”。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洗去了他身上的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文明”气息，他利用资产阶级的方式，对工人进行着无情的残忍的盘剥，用由此获得的血腥钱在社会上塑造了自己的“好人”形象。同时，他苦心经营自己的家庭，充满自信地能够使之成为人们羡慕的“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这使周朴园有一种成就感，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使他对社会和家庭充满自信，也显得很得意，因此，他对周公馆里发生的罪恶无所知晓，也在情理之中。
但周朴园的致命之处在于，独处周公馆里在社会上获得的好名声以及对家庭的自信、得意却无法使其心灵得到充实，他只能无可奈何地独饮孤独这杯苦酒。由于婚姻的失败，加上和蘩漪的无法调和的矛盾冲突，孤独仿佛在周朴园的心灵里发酵一样日益弥漫、渗溶到血液里，孤独也阻断了他与妻子、儿子们心理交流、沟通的所有渠道，他不能在家庭这个精神和心灵的避风港里获得温馨和安慰。回到家中，孤独、寂寞、空虚便会不停地纠缠、撕咬周朴园的心灵，这时对侍萍的怀念就是最有效的抚慰剂。
30年间，周朴园一直生活在忏悔和孤独的阴影中，对侍萍的怀念，便成了周朴园救赎自己，战胜孤独的心灵熨斗。尽管几次迁家，周朴园仍保留着和侍萍相处时的喜欢的家具、侍萍年轻时候的照片、侍萍产后遇病总要关窗户的习惯、爱穿侍萍绣过的衣服，等等，回到家中，经常独自坐在客厅里放有侍萍照片的桌子前，凝视着侍萍的照片，仿佛在向侍萍诉说着什么，忏悔着什么，回忆着什么，以此来驱赶心中的孤独、寂寞，我想不用怀疑周朴园对侍萍怀念的真实动机，也没有必要说周朴园仅是为了给周萍的来历一个交代，也许有这种目的，但周朴园这样做的最主要的目的仍是为了他自己的精神和心灵的需要。过去很多评论都认为，周朴园和侍萍30年后在周公馆的客厅里相遇的情景表明了周朴园的虚伪或伪善，我认为，这种解释未必充分，为什么呢?这时的周朴园是一个极难为外人所知的内心非常孤独、心灵封闭的周朴园。“这个”周朴园是经历了两次婚姻失败后的周朴园，由于无法从妻子那里得到应该得到的心理、情感慰藉的补偿，“这个”周朴园便非常看重事业成功、社会褒扬和建立一个“圆满的、最有秩序的家庭”对其生命的意义，以及对其心理、精神满足的价值。所以，当侍萍未出现时，他便真诚地怀念她；而当侍萍又出现在他面前，要危及到他的家庭安全，甚至可能毁灭他一向引以为自豪的“圆满的、最有秩序”的家庭时，30年前的环境与情感状态和30年后的环境与情感状态的巨大变异，物是人非，旧情难在，周朴园与侍萍复原过去已是不可能。所以周朴园必须在保持对侍萍真诚的怀念与保全这个家庭的声誉、社会地位不受损害之间进行选择时，“自私”的周朴园很现实地选择了后者。周朴园完成了由于30年前的周朴园向30年后的周朴园的角色转换和脸谱更替，这个过程本身是意味深长的，具有很多值得我们挖掘的、引人深思的内容。
我们还应该注意《雷雨》的“序幕”和“尾声”对于认识和理解周朴园这个形象的特别意味。周朴园把周公馆卖给教堂做医院，为蘩漪在这里治病，是周朴园应尽的义务和责任，那么，晚了一年把侍萍也接到这里来养病，如何解释呢?死的死了，走的走了，疯的疯了，侍萍也离开周公馆了，对于“凶残”、“自私”、“伪善”又十恶不赦、无情无义的周朴园还有必要在一切真相大白于天下的“一年”后把侍萍接到这里来治病吗?如果是那样一个周朴园有必要承担这种义务和责任吗?是的，可能是其有罪于前，悔罪于后吧，周朴园想以此来赎其不赦之罪，以减轻来自心灵的责难，我想如果周朴园要真是那样，他就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有此善举了。剧作中并没有对周朴园探视蘩漪的情形进行细致描述，而突出了他真切地询问侍萍吃饭怎样，大脑清醒不清醒等情状，恐怕这里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他心里对侍萍的爱恋情结在起作用，即使悔罪，这也是他有此行为的内在动力。这里的情节在过去人们分析周朴园时往往被忽略，是不应该的，作者在很多文章和不同场合都谈到“序幕”和“尾声”的重要性，这里的意味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究，细加研琢。
戏剧艺术形式为曹禺提供了其思索人生、关注人物命运、展现人物丰富的情感世界的最佳手段和方式，通过戏剧艺术形式，我们也强烈地感受到曹禺对人生情感体验的积淀、发酵及其生动展示的惑人魅力。曹禺在一篇未发表过的文章中谈到：“在我个人的光怪陆离的境遇中，我看见过、听到过多少使我思考的人物和世态。无法无天的魔鬼使我愤怒，满腹冤仇的不幸者使我同同情，使我流下痛心的眼泪。我有无数人物要刻画，不少罪状要诉说。我才明白我正浮沉在无边惨痛的人海里，我要攀上高山之巅，仔仔细细地望穿、判断这些叫做‘人’的东西是美是丑，究竟有怎样复杂的个性和灵魂。”在谈《北京人》的创作体会时说：“一切戏剧都离不开写人物，而我倾心追求的是把人的灵魂、人的心理、人的隐秘、内心世界的细微感情写出来。”“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把人物的灵魂深挖一下，把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挖一下。”正是由于曹禺以一个戏剧家的艺术眼光对人的深刻观察、用心感受，才使得他给我们展示了众多的鲜活的富有生命力的人物形象。
参考文献：
[1]曹禺，关于《雷雨》在苏联上演的通信。曹禺戏剧集·论戏剧。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
[2]梁秉垄，在曹禺身边。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张新民(1963一)，男，河南汝南县人。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