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知命畏天”的生态伦理意识
一般认为，孔子儒学只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讲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谈不上有生态伦理资源，只有道家最看重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讲生态伦理资源非道家莫属。汤一介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 .道家系列》序文中说：“人类社会要合理健康地发展就必须‘和平共处’，因此就要调整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体地说就是要调整好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儒家思想可以为人类提供有价值的资源。但今日之世界不仅需要较好地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还要较好地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类才可以‘共同发展’；这方面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无疑可以提供有积极意义的资源。”（许抗生：《老子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2 页。）显然，汤先生是主张把儒家资源放在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内，而解决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则要的是道家资源的。
的确，在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孔子儒家比道家涉及得少，孔子和孔门弟子致力于“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庸》），鼓吹效法先王（尧舜指尧帝、舜帝，文武指周文王、周武王），讲人伦之道多，讲自然之道少，所以连南宋大儒朱熹都说：“至于性与天道，则夫子罕言之，而学者有不得闻者。”（《四书集注 .公冶长第五》）汤先生是学贯中西且对儒、道、释皆有深研者，他遵从传统的看法，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孔子儒学虽然罕言天道，但不等于说没有论及，更不等于说论及得少就不精彩。朱熹在肯定孔子罕言天道这一事实后，接着又强调指出：“盖圣门教不邋等，子贡至是始得闻之，而叹其美也。”（引文同上）朱熹是针对孔门弟子子贡很不容易听到孔子言及“性与天道”问题，而自豪地赞美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引文同上）立论的，这一立论与北宋大儒程颐对子贡此言的评论相同，程颐说：“此子贡闻夫子之至论，而叹美之言也。”（引文同上）子贡由于对“夫子之文章”经常听到，而对“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很不容易听到，所以发出了“真不可多得”的赞美，这应该是事实，不然子贡也不会专门就“性与天道”发表感慨了（子贡点明“性与天道”问题，说明孔子对子贡谈及过，否则不会留下这句言及“性与天道”的文字）。程颐和朱熹作为深研儒学的大家，皆肯定子贡听过孔子关于天道的至论即精妙之论,这绝不是象一般人所说的只不过仅仅是一种恭维和猜测之言，因为程、朱二人皆是学问严谨之人，他们虽然十分崇敬孔子，但注释《论语》还是十分认真的。所以，这并非臆断之言。由于程、朱之言涉及孔子有无天道自然观的重大理论问题，我们不得不就此作些疏辨。谈到“性与天道”问题无疑就涉及到孔子的天命观问题（《中庸》一开头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可见“天命”与“性”同义，且皆与“道”有关），过去和当今学界对孔子关于天命的议论颇多曲解和误会，现在我们要探讨孔子“知命畏天”的生态伦理意识，对此不可置而不论。
孔子谈天论命即“天命”，此二字在《论语》中出现不多，仅见于以下二句——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 .为政第二》）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 .季氏第十六》）孔子把“知命畏天”看作是君子才具备的美德，这与孔子在《论语 .尧曰第二十》中讲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是一致的。特别要注意的是孔子讲的“五十而知天命”一语，孔子在《论语 .述而第七》中讲：“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即让我多活几年吧！我五十岁已学过《周易》，可以说不会有大的过错了。（孔子有很大的理想和抱负，晚年依旧孜孜不倦地教书育人、整理六经，但自知时间已不多了，所以发出“加我数年！”的感慨）。这里，“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显然是对自己“五十而知天命”的补充说明。为什么孔子要特别强调自己“五十而知天命”和“五十以学《易》”呢？“知天命”和“学《易》”有什么关系呢？据《史记 .孔子世家第十七》记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这就是说，孔子晚年非常喜爱《易》学，并整理了《彖辞》、《系辞》、《象辞》、《说卦》、《文言》等《易传》文献。孔子读《易》很勤奋，以致把一部《易经》编书简的皮绳都弄断了好多次。《史记》的记载和《论语》的记载情况是相吻合的，孔子是认真“学《易》”后，才“知天命”的。根据《史记》讲的经孔子整理过的有关《易传》文献分析，“《易》道”与“天命”确是息息相通的。《易》学阐明了古代天人合一的天道观，成为孔子以后历代儒学流派的自然观的立论基石。所以程颐、朱熹深悟此中道理，各自花费几十年时间研读《易》学，程颐有《伊川易传》、朱熹有《周易本义》和《易学启蒙》问世，他们皆为儒家易学造诣极深的人物。因而当他们读到《论语》中子贡对孔子“言性与天道”发出赞美不绝的感慨时，他们俩皆不略而同地肯定子贡一定是听到了孔子关于“知天命”天道观的精妙之论，不然孔子也不会自我表白“五十而知天命”和“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确实，孔子认真研读《易》学，韦编三绝，一定会有自己关于“知天命”的精彩论述。新近公布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易传资料中，有一篇《要》，这篇易学文献记载了孔子与子贡谈论《易》学的情况，十分珍贵，可以帮助我们揭开孔子“五十以学《易》”和“五十而知天命”的秘密所在。
《要》篇记载，子贡对自己的老师孔子晚而喜《易》，竟到了“居则在席、行则在囊”的地步，十分不理解，为此，孔子和子贡展开了一场尖锐的辩论，最后孔子概括出“《易》道”——“明君不时不宿，不日不月，不卜不筮而知吉与凶，顺之于天地心，此谓《易》道。故《易》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为之以上下；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任俊华：《易学与儒学》，中国书店2001年3 月第1 版，第78页。）这里，从《易》道讲到了天道、地道、人道，以及四季的变化规律，确是一段十分精彩的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难怪乎子贡听后要赞美不已了。
孔子本人不讲“天道”只讲“天命”，整部《论语》中“天道”二字只出现在子贡讲的“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一语中，我怀疑子贡讲的此“天道”应为“天命”之误。因为，第一、按出土文献《要》所论，“天道”只是与“地道”、“人道”相并列的概念，而“天命”涉及到“天道”、“地道”、“人道”与“四时之变”的方方面面，总概了人与自然的变化规律即大自然客观存在的不可抗拒的变化规律，亦即“《易》道”。朱熹注“天命”是指“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四书集注.论语集注卷二》）正揭示了此意。第二、“天命”是西周武王灭商纣后，才出现的概念。陈梦家说：“商人称‘帝命’，无作天命者，天命乃周人的说法。”（陈著《尚书通论》，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7页）周人的“天命”取代商人的“帝命”标志着周人的伦理政治取代了商人的神权政治，具有历史的进步性。以周公旦为代表的周人天命观把政治从神界转向人界，认为民意决定天意，顺应天意就要以德治国，体现了敬天修德、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对此孔子十分崇敬，他认为周代比夏商二代皆好，所以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 .八佾第三》）他明确表示要继承周文化传统，所以孔子使用“天命”概念，并吸取了周文化的敬畏天命、重德修德思想（孔子在《论语 .述而第七》中讲“天生德于予”把“天”与“德”并提，就是明显证明）。第三、和孔子同时且被孔子称道的政治家子产和晏婴皆反对那种把天灾和人祸胡扯在一起的所谓“天道”（这也是当时流行的祝巫们惯用的占卜吉凶的“天道”伎俩），晏婴讲“‘天道’不谄”（《左传 .昭公二十六年》），反对借“天道”谈论人事吉凶问题，这与孔子不语怪神、反对迷信的思想是一致的，因此孔子不可能违背自己的意愿将“性”与当时祝巫们爱用的“天道”二字连同使用。
既然“天命”就是指自然（包括天地人）规律，那么“知天命”即对自然规律的了解、掌握就很不容易，能够了解、掌握它，当然就是一种君子美德了，因此才会有孔子“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之说以及“五十而知天命”“可以无大过”之说了。
孔子在《要》篇中阐明的“知天畏命”的天命观，强调贤明的君子不违背时宿，不逆日月而行，不依靠卜筮来掌握吉凶，只是顺应（遵循）着天地自然变化的规律。这应该就是孔子“知天命”的真谛所在。值得注意的是“天地心”三字，这与“天命”二字实属同义，体现着孔子的伦理精神不仅贯穿其人生之道，也贯穿其天命之道，亦即孔子不仅仅是对人类讲伦理，亦对天地（自然）讲伦理，这正是孔子生态伦理意识的自然流露。
我们说孔子的“天命”是指自然规律，这在《论语》中亦可找到确证。《论语. 阳货第十七》记载说——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一则记载实际上是对前一则子贡讲“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的补充说明。孔子用八个字揭示了天命即“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这正是天地万物自然变化的规律。这八个字与《要》篇孔子讲的“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物尽称”是同一种思路，即由“四时”变化想到“万物”生长。这也说明尽管《要》篇经过了孔门弟子和孔门后学的加工修订（当然也窜入了个别晚出材料），但基本思想仍然是孔子的，是研究孔子天道自然观的重要史料。我们说正是因为有《要》篇的出土，才使孔子“知天命”的真谛得以破解，也证明了程颐、朱熹肯定孔子有“天”之至论的不伪。
孔子的生态伦理意识不仅仅体现在“知天命”而且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畏天命”——敬畏天命是孔子提出其生态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石。
为什么要敬畏天命？天命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如四时变化，万物生长都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人们只有掌握它，春耕播种，才有金秋收成；人们只有适应它，热天降暑，冬日防寒，才能健康不病。如果违背天命，既不能搞好粮食生产，也难以保证人自身健康成长，这无异于自取灭亡，所以君子必然要敬畏天命了。孔子敬畏天命的思想还不仅仅是讲人们要遵循自然规律办事，而且还将“畏天命”与“君子”人格结合起来，体现了一种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意识。将“畏天命”与否，作为一条划分“君子”、“小人”的分界线，要求君子卑以自牧，不做过头事，不讲过头话，维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和世界的安宁、和平。《中庸》讲“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小人没有“畏天命”之心，所以肆意妄为，什么缺德事都干得出来，既敢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敢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于是出现了人伦丧尽、生态破坏的当今世界一系列所谓的“道德危机”、“信仰危机”和“生态危机”现象。由此，可体会二千五百年前孔子提倡敬畏天命，树立君子人格，维护人类社会健康发展和生态平衡的良苦用心。当今社会理应效法孔子敬畏天命的君子人格论，培养自觉遵循天地自然规律的生态伦理意识，这才是治理生态问题的“治本之策”。
二、“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情怀
孔子有了“知命畏天”的生态伦理意识，身体力行，培养起一种“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情怀，自觉地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体味大自然化生万物的无限魅力。这种“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情怀对开展生态教育，培养青少年从小热爱大自然，自觉维护大自然的思想意识有重要的作用，值得深入探讨。
孔子“乐山乐水”命题见诸于《论语. 雍也第六》：“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这是孔子赞美“知者”和“仁者”的一句话。在孔子看来，“知者”和“仁者”都是有道德修养的人，相当于我们今天讲的“仁人志士”。孔子赞美仁人志士的修养功夫，实际上是为了鼓励他的学生和广大民众都来做这种“知者”和“仁者”。这种“知者”和“仁者”既快乐又长寿，不正是人生追求的目标和最高境界么？！
那么，如何培养“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情怀呢？孔子认为首先要淡泊明志，有一种做圣贤君子“不改其乐”的人生志向。他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 卫灵公第十五》），颜回就做到了尽管生活条件十分困难，但因为做圣贤君子的人生志向明确，所以能身处“陋巷”而始终“不改其乐” （《论语. 雍也第六》）。第二、要有“泛爱众而亲仁” （《论语. 学而第一》）的心理自觉，只有心中充满了仁爱之情，才会“乐山乐水”，爱护好山山水水，对水中的鱼、山中的鸟才不会去赶尽杀绝（见《论语. 述而第七》“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而保持一钟“鸟之将死，其鸣也哀” （见《论语. 泰伯第八》）的同情心。第三、通过学习《诗》、《乐》增强欣赏大自然的知识能力和审美意识，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论语. 阳货第十七》）又说“兴于《诗》……成于《乐》” （《论语. 泰伯第八》），认为学《诗》可以使想象力和观察力丰富，可以多认识一些鸟兽草木的名称，而学《乐》可以提高修养助人成就事业，所以皆有益于培养“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