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郑观应的一生从事工商业活动长达60余年，先后担任过20多家企业的经营管理职务，从中积累起丰富的管理经验与经营理论。
这些经验和理论，不仅奠定了他当年在中国工商界的盛誉，而且也为后世企业家留下许多可资借鉴的思想。
笔者根据已版郑观应的传纪、书信、着作等有关资料，认为郑观应有关企业经营的思想，主要包括如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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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积极主张民办企业》
近代工商业的兴起与发展，必须要有与之适应的生产关系和经济组织形式作为前提，郑观应很早就明白了这一道理。
因此，从他开始工商业活动后不久，就一贯要求清政府放松对工商事业的控制，力倡兴办民营企业，以便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早在1870年前后，郑观应就从中外企业性质和组织形式的差异对比中，探讨中国船务不振的原因。
1873 年刊印于《救时揭要》中的《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一文，是郑观应理性认识经济问题的开始。
《郑观应集·救时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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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观应
该文的中心思想是建议清政府向西方国家学习，允许和支持商民设厂造船，促进中国的航运业。
他认为：办工厂，机器技术的精良固然是一个条件，但更重要的还在于资本的筹措。
但资本从何而来呢？他指出，不应靠官（指政府）而应靠商资来解决，因为“官力则有穷，而商资则易集。”他看到：“泰西各国官与商合，则货相流通”。
“官之所需，商之立应”，以致轮船、机器、火枪日精，国家也就日益富强；中国的船政，却由于官方的全盘垄断以致步履维艰。
由此可见，中外船务的强弱差别，关键在于史西政府举办船务政策的不同。
为了促进中国船务事业的迅速发展，郑观应明确指出，中国必须要“操泰西立法之大旨本源。”这个“大旨本源”就是“改官造为商造一言而己。”他说：“与其官造之而仍望商用之，又何如从此而令商造乎？”
首先，“商人造，则资用可以源源不穷”，而华商当时确实已有这个资力。
其次，“商人造，则该事系商人身家性命所关，即无人督责，亦不虑其不造乎精巧” 有利于造船技术的进步。
这样，从官办改为商办的“一转移间”，“同一造轮，而精粗美恶自有天渊之别矣。”郑观应强调的这一“本源”，并不是只限于造船一业，而是具有广泛适用性的。
不久，他在《易言》一书中，对于采矿业也倾向民办，“或议以民采官收，或由部议刊给矿照，准民间具领开采，仿商民纳帖开行之例产。”
谈到铁路的兴建时，从一开始他就要求“招商承办，逐次推广”建议清政府鼓励商人投资经营。
从以上言论中可以看出，郑观应早在19世纪70年代中国创办近代民用工业初始，就已意识到摆脱封建政府控制的重要性。
90年代初刊行的《盛世危言》一书，是郑观应经济理论趋于成熟的标志。
在该书中，郑观应深人揭露了“官办”企业的种种弊病，更加坚定地要求实行民办企业制度。
《盛世危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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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观应
他指出，当时中国的企业“全以官派行之。位尊而权重，得以专擅其事；位一早而权轻者，相率而听命公司得有盈余，地方官莫不思荐人越俎代谋。” “历观商务由后令办者终鲜获利。”有鉴于此，他极力主张商办企业。
郑观应倡导的企业“民办”主张，实质在于反对清政府垄断近代工业的政策，改变“官办”企业体制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局面，反映了私人资本要求自由投资的强烈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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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倡董事会负责制》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洋务派在“求富”的口号下，着手兴办民用企业，他们为了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遂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笼络吸收一部分民间资本。
郑观应通过亲身参与几个洋务企业的经营，逐渐认识到这些企业在管理经营上的严重弊端。
企业虽然吸收了私人股金，但完全由官方主持，“总办商董举自官，不依商律由商举。”认股的商人对于企业的管理没有任何发言权，一切权力都由官方指派的总办、帮办等人掌握。
由于管理大员只唯上不恤商，造成企业报效沉重、人浮于事、财务混乱、效率低下、经营亏损破产。
为了克服企业管理中“全以官派行之”的弊端，郑观应提倡以“商贾之道”经营企业，让投资商民民主选举商董，自主管理企业。
如其所言：“当听工商仿西法投筒自举商董”，由商董组成企业管理机构，定期开会研究公司业务。
开会之日，“洞启重门，同业咸集，藉以探本业之隆替，市面之赢绌，与目前盛衰之故，日后消长之机。何者宜补救，何者宜扩充，以类相从，各抒己见。司董择其切当可采者汇而记之于册”，然后付诸实施。
他认为， “这种民主管理企业的方法，具有兴废当，谋画周，上下之情通，官商之势合”等优点，有利于促进企业经营的效率，有利于提高商民投资的积极性，加快中国实业的进步。
郑观应的经营管理思想远远不止这些，下一期我们将继续分享他还有哪一些不为人知的经营管理思想。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
作者 | 程连升
编辑 | KAMIN
图片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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