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三毛说：男人就像一块老牛肉，越老越有嚼头儿。戏如人生，人生需要火候和阅历。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年演员来喜的火候就要到了，他离“戏骨”之间，或许只隔着一个“老”字。
文| 赵峰
小沅死后，原本一心成家的侯吉，从此遁入空门。
千年轮回，当年的不二法门，在明朝时演变成夕照寺。如今，它藏在北京崇文区的一处并不显眼的街巷里。侯吉转世的化身，演员来喜日常工作的地方，与它咫尺相望。
晚冬，古寺，庭院深深。来喜一边念叨着“布谷鸟就快要叫了，北京连一场像样的雪都没有下”，一边走近夕照寺。踏过庄严的山门下摆，走过历经沧桑的、不同朝代时期铺设的青石路。他驻足在大悲殿的壁画前，静默，凝望。
“我的天性是在绿皮火车上解放的。”
7月的一个午夜，睡眼惺忪的来喜合上《百年孤独》，睡前看书和研读剧本，是他这几年雷打不动的习惯。
来喜看书较杂，历史和医学似乎是他的最爱
突然，手机上的绿点儿闪个不停，加他微信的人自称高某某。来喜看下头像，一眼便认出了这个前的“坏人”。他犹豫片刻，还是点了通过。
彼时的来喜，正因《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的播出，近乎横空出世。尽管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他演过不少角色，也做过执行导演，但在观众心中打下“实力派”烙印的，却是这个司马懿身旁的小人物。
吴秀波在这部大剧里的表现，属意料之外，在情理之中。与之前他塑造过的所有角色不同，在司马懿身上，吴秀波实现了任何一个演员都梦寐以求的境界“放松”。太紧绷和戏过了，都是演员的大忌讳。这或许是很多演员一生都要面对的课题，即使在东京影帝段奕宏身上，也仍然能看到紧张和犹疑。
从这个维度看，剧中的侯吉和大内官，一个当得起技惊四座，一个堪称艳压群芳。他们的演技灵魂附体，张驰有度。主角、配角都极其出彩儿的时候，这戏就好看了。
来喜说：“我演戏从来就没有紧张过，不论对手是谁。其他演员的天性，都是在学院里，通过老师的指导和训练实现解放的，而我的天性解放，是在绿皮火车上完成的。”
一段吊诡的颠沛流离
来喜的天性解放，也拜前文所述的“坏人”所赐。当时还是懵懂少年的他，从家乡山东临沂的一所高中逃离了。经人介绍，带着家人借来的6千学费，前往河南一所“军艺”背景的学校学习表演。“1998年，那可是一笔巨款啊。当时那么义无反顾，是看到招生简章上，有国家领导人与校长握手。一年之后，我终于知道有种高端的技术叫PS。”来喜说。
那位在后的深夜加他微信的人，就是这所学校的“高校长”。来喜他们被骗了，学校连一个正式的老师都没有，根本学不到任何有用的东西。“在开封待了四、五个月，又前往郑州待了七、八个月。那年我十八、九岁，觉得人生的黑暗不过如此。但现在回头望去，才知那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爱因斯坦有句名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生活的试炼面前不失初心，方得始终。”
当时，对表演的热爱达到执念状态的来喜，不但没有地方学习，就连吃饭的钱也快没有了。一天两个馒头，五毛钱的伙食捱着日子。不得已，他和同学开启了流浪卖艺讨生活的模式。他们买张站台票，在郑州上车，在某地下车。这段来回往返的旅途中间，就是他的表演时间：生疏、笨拙的拨弄几下破吉他，来喜清下嗓子就开唱。看到哪位旅客的桌上摆着烧鸡和啤酒，他们就停在那里多倾情奉献几分钟。
来喜说：“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凌晨三点我们下了车，整座小火车站，就一个亮着的大灯泡。万籁俱寂，满天繁星；旁边的野地里青蛙在叫，四周飞满了蝇头大小的蚊子。那个蚊子像是能吃人，伸手就能抓一把。”他和小伙伴面面相觑，蚊子也不容易，这个光景的火车站，只有他们能打牙祭。
那是只有一盏灯光的凄凉，检票员的眼睛都睁不开了。来喜和伙伴的脸上，顶着偌大的蚊子包，说起那个穿着大校服的“高骗子”，俩人的眼睛瞪的比灯泡还圆。“快了，这个人能找到我微信，并且有勇气加我，我觉得他挺神的。”说这话的时候，来喜的眼睛又笑成了一道缝，宛如侯吉对司马懿说：“我不是出家，我要成家。”
在那样颠沛流离又吊诡的日子里，来喜终于明白，考上大学是他唯一的出路。他让父母把高三的课本寄到郑州，白天自学，晚上在火车上卖艺乞讨。到了1999年夏天的时候，他结束了一年多的“演艺事业”，回到临沂参加高考。他竟然考上了山东广播电视学校，要知道当年700多的应届考生，考上大学的人数不超过30人。
自此，他的宿命步入正轨。
大槐树下的约定：两个男人拉勾上吊了
夏天，山东淄博。来喜和吴秀波、导演张永新在一起拍《马向阳下乡记》。一天下午三四点，日头高挂，近处的小草像是被晒蔫了一样，远处一片片的绿油油的庄稼，反着光。三个男人，躲在一棵茂盛的大槐树下休息聊天，旁边的知了也一声声地应和着。要是不拍戏，整一大盘花生绿豆，开两瓶好酒，真是惬意的人生。
吴秀波对导演张永新说，他正在筹备一部关于司马懿的戏，已经构思良久，剧本的雏形都有了。
张永新说：“是那个鹰视狼顾的人吗？”
来喜说：“秀波哥，有适合我演的戏吗？”
吴秀波说：“对，鹰视狼顾；肯定有你适合演的。”
来喜当即表态：演什么都行。并与吴秀波拉勾约定，张永新和大槐树作了见证。
这个缘分，对来喜而言，是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演员演戏，就怕一直“不能出头儿”。所以来喜说，吴秀波和张永新，是他生命中的贵人，如师、如兄、如友。
来喜和导演张永新
盟约定好，但大事序幕的真正拉起是在的冬天。来喜跟随张永新导演在内蒙古包头拍电视剧《安居》。在一间民房里，俩人一边搓着手，烤着“小太阳”，一边商量着：“给秀波打个电话吧。”电话的那端，吴秀波说：“完整的剧本写好了，来喜你挑个角色吧。”
他们之间的一个段子诞生了。
来喜说：“要不，我就演杨修或者曹丕吧！”
吴秀波说：“喜（儿），这俩人在历史上可都是有名的美男子啊！”
来喜寻思片刻说：“要不，我演你司马懿的弟弟吧！”
吴秀波说：“喜（儿），咱俩的确不像一母所生啊！”
说完这句话，从来不愿意让任何人难堪的吴秀波，沉默了三秒，尴尬地咽了咽口水。
来喜和吴秀波
“我后来明白，不论是爱情还是事业，适合自己的才最重要。秀波哥是我一辈子的大哥，他拿我当亲兄弟看待，如果不是他极其精准地把侯吉这个角色给我，你们可能也不会想到对我做独家专访。”来喜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隔窗望向夕照寺。
虽然侯吉这个角色让来喜大放喜剧异彩，但他说：“演员应该是水，放在什么器皿里，他就应该能是什么形状。喜剧也好，悲剧、正剧也罢，最难的是如何把握这个人物内心的基调和灵魂。”
遇到对的人，就能照见
他一直记得第一次见到吴秀波，是在《马向阳下乡记》剧组的化妆间。由于得知吴秀波确定出演这部农村戏，彼时还在上海拍杀青戏的来喜，冒着滂沱大雨，和助理连夜开车几百公里赶到了剧组。之前他就和经纪人谈好，只要吴秀波演马向阳，让他演什么都愿意。
坐在化妆位上，来喜激动地等待着。突然，化妆师的手停顿了一下，小屋内的氛围、气场立即起了变化。“要不是有种异样的感觉，我甚至没有感觉到秀波老师已经进来了。他是那么地安静、平易近人。我一回头，他双手合十，欠身问好。这个细节对我的触动很大。”
从佛家讲，这就是一种照见。吴秀波的谦卑和“没有分别心地对他人保持尊重”也成为来喜为人处事的一条准绳。
这其实也是一个好演员的修养。演员这个职业，在很大程度、很大范围内会对他人产生深远地影响，尤其是对世界观、价值观还不成熟、稳定的青少年群体。所以MC 天佑等喊麦之流被全网禁止，并非对特殊文化的隔离，实则人心需要正向引导。
来喜说，拍完《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和《大军师司马懿之虎啸龙吟》后，他的人生态度有了进一步明显的变化：他开始大量阅读历史方面的书；他变的更加豁达。
“三国时期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只有四个字：寿终正寝。当下的社会，多数人都处于亚健康的状态，我借助你们的平台，呼吁大家重视健康的生活方式。”
这让记者想起四年前专访吴秀波时，问他：“您觉得，作为男人，一生最重要的是什么？”
吴秀波沉思一下，缓缓说道：“安度，是安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