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元年，唐太宗李世民想要谋求一条强国富民之路，于是广开言路，与群臣讨论如何治理国家，话题便是从如何平息盗贼开始的，一位大臣请求用严格的法令进行约束，民众自然就会产生畏惧之心，盗贼数量就会减少很多。太宗并不认同这位大臣的看法，而且也已经胸有成竹，于是微微笑道：“百姓之所以成为盗贼，是因为赋税劳役繁重，官吏贪污，民众饥寒交迫，所以才不顾廉耻去当盗贼。”太宗一语中的，得到了群臣们的认同。
轻徭薄赋，藏富于民
于是太宗下诏朝廷捐弃奢华，减少费用，轻徭薄赋，任用清廉的官员，让百姓衣食有余，百姓能够吃饱穿暖自然也就不会去当盗贼，哪里还需要用重法。这一政策实施了几年后，天下太平，路不拾遗 夜不闭户，商旅之人在荒郊野外露宿也不用太担心治安问题，因为盗贼烧杀抢掠的事情已经绝迹，这是一个真正的太平盛世，可以说已经是最接近古代理想社会的时期。这样的结果正是太宗想要的，虽然已经实现了国强民富，但太宗依然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他曾经对侍臣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依仗百姓。压榨百姓以侍奉君主，如同割肉以充饥，填饱了肚子人却死了，君主富有了国家就要灭亡。因此人君最担心的不是外患，而是国家内部出现的事。欲望多了花费就多，花费多了赋税就重，赋税重则百姓忧愁，百姓忧愁则国家危险，国家危险君主也就难以自保了。”
太宗不仅励精图治的处理政务，而且在待人处事上面宽宏大量，就比如魏征常常直言顶撞太宗，不顾后果的说出太宗的不妥之处，而太宗总会欣然接纳，总是带魏征进入自己的卧室，询问魏征自己施政的得失，魏征受到太宗如此宽容的对待，自然也是知无不言。以诚信治国
有一次太宗派人征兵，魏征就指出太宗的不妥之处，原因是太宗派去负责征兵的封德彝提出让一些强壮的中男即使未成年也可以提前应征当兵，太宗觉得可行，于是就同意了。太宗下诏后，魏征却坚持认为不可，拒绝签署名字，太宗很生气，就召见了魏征，说道：“征募这些人对国家并无害处，这些人都是狡猾的百姓欺骗官府想要逃避征役，为什么你要这么固执的反对。”魏征答复道：“军队是否有用在于能否统领得法，而不在人数众多，陛下征发成丁男子中身体健壮的，用合适的方法统带，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必再多征募尚未成丁的男子虚增人数呢？何况陛下以诚信治理天下，希望带动臣民不做欺骗的事，如今陛下即位不久，就屡次失信了。”太宗很吃惊，全然不知魏征为何说自己失信，魏征继续答道：“陛下初即位时就下诏，所欠的朝廷税赋，全部免除，但有司认为欠秦王府库租税的就不在其列，照旧征收。又下诏关中免二年租调，关外免一年的赋税徭役，不久后又下诏当年已经征发徭役和已经交纳赋税的，就从第二年开始，百姓自然会怪朝廷朝令夕改，如今不止征收赋役，还点中男为兵，这样又怎么能说是来年为始呢？”太宗听完魏征的答复后，恍然大悟，并称赞魏征说到了治国的精要部分，开始严于律己以诚信治理国家，此举大幅度的提升了唐朝政府的威信。
用人得当，唯才是举
太宗在用人方面觉得最重要的是用人得当而不在人多，所以让房玄龄裁减合并官职，最终保留文武官员一共六百四十三人，为国家节省了不少的开销，相应的减少了百姓的负担。太宗对地方官也是十分重视，因为养护百姓的就是都督，刺史这些地方官，所以太宗将他们的名字都写在了屏风上，坐卧之时都能够看到他们，只要了解到他们在任上做的好事和坏事都会写在他们的名字下面，作为将来考核他们的依据。县令这样的小官也受到了太宗的重视，因为太宗认为他们和百姓是最为亲近的，所以一定要认真选择，于是让朝野内外五品以上的官员举荐能够担任县令的人，将名字都奏报上来，真正做到了唯才是举，此举使得基层官员都是精干之才，为大唐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元年，关中饥，米斗直绢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抚之，民虽东西而食，未尝嗟怨。是岁，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及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资治通鉴》
贞观元年，关中饥荒，每斗米值绢一匹，贞观二年，天下遭受蝗灾，贞观三年，发大水。太宗勤勉地抚慰百姓，百姓虽然出外奔走就食，却并没有叹息怨恨。当年，天下丰收，流散在外的都回到了家乡，每斗米不过三，四钱，一整年被判死刑的才二十九人。东面到海，南面到五岭，治安好的外门不关，出远门可以不必携带干粮，在路上就可以得到需要的物品。
以上就是贞观之治所取得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