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第十四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高层论坛：高质量发展与现代治理体系”在成都开幕。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服务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江小涓发表了题为《机遇与挑战：中国经济向何处去》的主题演讲，对当前国际环境下，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给出了自己的判断。
以下是演讲精编，未经本人审阅：
作者：江小涓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清华大学服务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
编辑：三三
来源：正和岛
01
中国经济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
过去40年的增长中，多次到谷底，然后又到高点。这次我们已经经历了十年的下行，可不可能再翻回去爬到比较高的点？我们讲是比较困难的。
经济下行可能有多种解释：宏观经济政策是否恰当、经济发展的问题、人口红利的问题、国际环境的问题等等。
1、宏观经济政策问题
宏观经济有三个主要变量：投资、消费、出口。
近几年，净出口的影响已经比较小了，经济增长和消费的关系，看上去是反向的，实际上消费的贡献是比较稳定的。
投资是拉动高增长的主要因素，所以增长速度愈高时，消费的贡献就愈低。
宏观经济来看，再持续拉高难度是很大的，也不是合理选项。
2、人口红利问题
开始劳动人口净增长是负数，与经济向下走是高度契合的。
人口红利的来源是抚养率，抚养率越低就说明有很好的劳动力供给，往后四十年是一个高抚养率，而且是老人抚养率特别高的高抚养，这种高抚养率与儿童为主的高抚养率相比，整个社会的压力、家庭的压力和抚养的心态都是不同的。
3、服务经济到来
服务业从开始成为第一大产业，开始服务业超过50%。国际经验看几乎没有例外，服务业成为第一大产业之后，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往下走。
服务业是一个面对面、人对人、同时同地的产业，所以它能够利用高效设备提升劳动效率的机会很少，然而不同产业的劳动者要求近似的报酬，服务就会变得非常昂贵。
那么中国会不会遵循其他国家的轨迹？
我认为，转为一个中高速增长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6%作为增长的下限，就是大家认为这个阶段难以维持更高速度。
02
全球化条件变化，共赢空间扩张缓慢
过去四十年全球化发展非常快，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全球投资导致全球产业链的形成，但是这个变化在减速。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
过去四十年中，全球价值链切割转移，由于技术、运输条件和信息条件的变化，很多产品可以切割成不同部分，在不同国家生产。
跨国公司直间接贸易是全球价值链的标识，1980年的时候在全球贸易中间只占1/3，到2000年骤然增加到75%，到的时候继续在扩张，增加到80%。但是到的时候这个数据非但没有增长，而是在下降。因为一个产品被切割在不同国家生产，最后组装起来的部分和程度，是有限度的，如果没有很好的新技术变化，这个过程有天花板会减速。
所以我们总的看法，提升全球化程度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中国将呈现大国的常态，开放的重要性相对降低。
03
网络数字时代，中国优势突出
似乎从内部外部条件看、国际经济看，中国经济必然进入一个速度下降的阶变。不过，从国情特点和技术发展看，我们有可能比别的国家表现好一些。
我们是在网络数字时代进入服务经济阶段，服务业之所以不能支撑增长，是因为以往技术主要应用于制造业，不能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但现在的新技术，如网络技术、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打破了时空同步、同时同地的要求，大大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而且新技术还能融合制造与服务。
一百多年以来，教育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但现在有远程教育以后，慕课极大提高教育服务的效率，服务的面对面、现场这种状况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再例如金融服务的效率，现在借助互联网和智能技术，个人和小微的贷款有了非常大的改善。
此外，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和制造大国有特别的优势，网络的特点是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一部网剧100万人看和10亿人看几乎没有差别，边际成本非常低，规模大就是优势，流量就是生产力，优势非常突出。
04
政策新需求：适应于引领
面对新变化，政策要做什么呢？
第一， 宏观调控政策要把握好速度与质量的关系。
如果我们确定认为经济速度很难再支撑的话，可能就只能转向提高质量。但是在网络和数字技术时代，中国经济应该有新的增长来源，宏观调控要把握好速度与质量的关系。
第二， 产业结构政策应采取制造业与服务业中性的政策。
服务业提高效率并能与制造业更多地融合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孰重孰轻来回较劲。
现在的服务和制造是很难分开的，比如我们现在来说5G，5G首先是一个信息服务，但它那么高通量、低延时，要是没有巨量的物联网落地连接万物的话，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服务一定会与制造连接。
将来发展是更柔性、更融合、更连通的发展，可以不提谁优先谁跟后，就是一个中性政策，通过市场确认关系。
第三， 技术开发政策应当将技术开发更多交给市场，政府提供应用场景。
大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强，但应用场景企业不可控、发展受限。比如自动驾驶，企业可以做出所有需要的机器，但是法律、路面、交通管制，相关配套的一些规则，都需要一个整体空间场景的设置，这不是企业能做的。
以前我们讲应用可以交给市场，开发是企业做不到的，现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技术开发可以更多交给市场，政府在技术落地应用场景方面多做一些事情。，
第四， 产业组织政策应该规模效应和竞争效益并重。
国内的产业优势就是大市场，我觉得应该鼓励大平台企业发展和鼓励竞争并重，这在一个很大的国家才容易做到。
现在平台企业需要一个大的规模才有竞争力，如果没有竞争的话，所有的企业都可能做恶。所以我们两方面都需要做，中国完全可以在两者中做到比较好的平衡。
第五， 国际竞争政策应该总体中性并趋向国民待遇。
中国会回到中等程度的国际化，这是一个量的问题。
从质量的改变，我们正在从垂直分工转向水平分工，在垂直分工的时候我们是做中低端，别人做高端，所以要支持国内产业升级。
我们现在很多产品其实是水平分工，中国有消费者愿意买苹果手机，很多国外消费者愿意买华为手机，在这些领域政府不用操心太多。
第六， 国际收支政策要统筹考虑贸易、储备和投资问题。
较长时间内我们还会存在着一个贸易顺差，但是会缩小。
如果国际贸易盈利比较多的话，要么就对外投资，要么就拿储备到国外去买国债，这三种东西要平衡好，并不是特别强调哪一方面。
第七， 公共服务政策可以选择性地发挥市场作用。
有了互联网之后，很多一些公共服务从市场失灵转向市场相容，而且效率更高、服务更优、价格更低，并更多地在那些市场仍然不能为的领域使劲。
第八， 科技治理政策要引导形成有效共治。
新技术带来许多新问题，影响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公共治理政策应当研究如何引导各方形成有效治理。
我的时间已到，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这么多，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