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在松嫩平原腹地，静谧的呼兰河之畔，坐落着当下呼兰区人口最多的村庄——包井村。传统时期，包井村由主屯包井屯、附属屯尹堡屯构成。两个屯的历史均可追溯至清朝。清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左右，一包姓八旗人家来到包井所在地“跑马占荒”，落户于此，成为开屯立户者。再者，包氏落户之地为井状地形，久而久之，后人就将该地命名为包家井，后简称包井沿用至今。尹堡屯的由来也大抵如出一辙。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前后，关内一尹姓人家千里迢迢到尹堡搭建窝棚开荒种地，故称尹堡。清末至1945年日本投降前，大批来自山东、河北等地的移民基于生存理性，远离故土、历经苦难，来到包井“讨生活”。在时间的洗礼下，传统时期的包井村孕育出了农耕社会文明形态，同时还存在着横纵相间的“互嵌式”治理体系。一、闯关东背景下的产权方式与社会关系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传统农户的生存理性（原）法则，关内移民对肥沃黑土地的愿景构成了他们的行为方式和认知原则，（多）大部分通过前期在包井扎下根儿来的宗亲、乡邻的消息进而前赴后继到包井村落户生根。早期的包井村，屯中心的肥沃土地虽然已被第一批落户的老包家所占有，但后来的移民可以在屯子周围的洼地开荒种地。洼地开荒丰富了土地的所有权主体，吸引更多的移民到包井讨生活。然而开荒需要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及马车，不具备开荒条件的人家则通过“傍青”、租地、扛大活、打短工等方式维持生计。傍青多是亲属关系的两家人以分层地租的形式耕种土地，秋收之后两家以三七、四六等形式分配粮食。租地多租给佃主熟悉的人家，约定以秋收后的粮食作为租金。租金数额由租佃双方商定，灾荒年可视条件减免。扛大活的村民常年在雇主家干活，由雇主提供食宿，吃住条件与雇主家人相差不大，有些在同一雇主家扛大活多年的村民甚至堪比雇主家人的地位。打短工之人则多在春耕、秋收时节被雇主请去干活，其余时间在自家劳动或从事其他生计方式。在此过程中，少数家庭通过勤劳肯干、代际累积，在拥有了一定经济力后购买一定数量的土地和房屋。土地权的交换催生了贫富不均的现象，社会分化不断扩展。不管是拥有上百垧土地的大户人家，还是无地扛大活、打短工的贫困家庭，彼此在红白喜事的人情往来、庙宇家神的信仰崇拜等关系中都频繁互动，逐渐产生了不同于移民迁出地的社会文化形态。受访者一：“我父亲挑着担、推着独轮车从山东步行大半年到包井后，他们哥几个兄弟多，年轻有力气，就到屯子周围的南洼子、西洼子开荒，差不多开了两三垧的地。有的家庭不像我们家有马，劳动力也少，他们就到有钱的大户人家扛大活、打短工维持生活，慢慢落户发展”。
受访者二：“伪满洲国的时候，我们老卢家的条件还可以，加上跟别人‘傍青’的地，家里共种地20、30垧。一个姓周的老周头一直在我家当更倌（方言，打更的人），他和我们家的关系很好，吃住都在我们家，他就像我的亲人一样”。
二、非正式权力下的社会关系与民间治理虽然传统社会远离国家的正式权力，但在闯关东“讨生活”的浪潮下形成的社会文化关系需要内生性的非正式权力主体进行维系。在包井村，第一种非正式权力主体是以屯大爷、“带东的”（方言，红白喜事帮东家张罗的人）、私塾先生、阴阳先生等代表的家户外部村庄精英。平时，村民之间土地房屋的租佃买卖都要找屯大爷作为介绍人，“找其他人都不好使”。带东的主动参与村民的红白喜事，私塾先生则提供包井村民的启蒙教育。受访者三：“当时梁九爷是我们包井的屯大爷，同时他还是屯里“带东的”，哪家有红白喜事了，他都乐意去帮着张罗，很热情，大家也都信任他。尹堡的孙海楼是我们这里的私塾先生，他在家里开办了私塾，我们屯的很多老头小时候都到他那里读过私塾！”
第二种非正式权力主体是以“掌柜的”为代表的家户内部权威主体。传统时期的土地经营方式促使家庭极少出现分家现象，家庭成员众多的大家庭占绝大多数。“父死子继、兄终弟即”是传统家庭成为“掌柜的”的资格顺序，女性极少能成为掌柜的。作为传统家庭的绝对权威主体，掌柜的负责家庭内外各种事物。过年祭拜家谱，掌柜的要领头下跪祭拜，其他家庭成员不能越俎代庖；参加亲戚、街坊邻居的红白喜事，也是由掌柜的作为家庭代表参与。受访者四：“我们家那个时候一共有20多口人在一起生活，我爷爷是掌柜的，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我爷爷说了算。家里‘来且（方言，qie第三声）了’，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其他人，一般都不能上炕，只有我爷爷可以上炕陪同。家里如果要买马买地，也都是我爷爷决定。”三、正式权力中的国家意志与统治秩序来自山东、河北的移民在包井落户后，虽然有屯大爷等非正式权力主体稳定着村庄秩序，但国家力量对村庄进行了强有力的整合管理。民国19冬，呼兰实行清乡，凡清过的村屯，即办起堡防。每屯50户以上者设正、副屯长各1人，每10户设一名户长，实行一家有犯，十家连坐的“十家连坐”管理办法。1933—1938年，呼兰实行保甲制，乡村为“保公署—甲—牌”的三级管理体制，户籍由甲、保、警务局三级管理。伪满洲国时期的统治较民国有过之而不及。1939年，伪满洲国颁布《暂行街村制度》，将保甲制改为街村制，基层改为“村公所—区—牌”的三级管理体制。与民国时期一样，牌是最小的管理单元，10户为一牌，户口由县街公所、村公所两级管理。包井村在伪满洲国时期有1名区长，若干牌长，他们共同负责村内国兵、劳工、勤劳奉仕的招募，同时还处理村民纠纷、征收出荷粮等事务。种地户如果能按时按量交纳出荷粮，则可获得布匹、棉花作为报酬，如不能按时交纳出荷粮，将会遭受惩罚。受访者五：“我老叔因体检不合格没有当成‘国兵’，但却被安排参加勤劳奉仕队到呼兰对青山那边修路。他一共去了3年，每年劳动6个月。修路不给工钱，白干活，劳动强度很大，吃不饱，住的是草棚，冬天露星、夏天漏雨，吃的是米糠掺橡子面，不老实干活就要被工头打骂，生病还没人管，很遭罪啊！”除了在村庄进行了一系列的“硬性”管理，日本人在包井村进行了一系列的“软性”统治。如在包井小学进行奴化教育，定期到村民家中检查卫生。日本人企图在精神上摧残包井人民的民族意识，达到其驯化目的。受访者六：“伪满洲国的时候我在包井上了几年小学，老师都是中国人，但他们教我们说日本话，平时见着人也要像日本人那样弯腰敬礼。学校还定期举行升日本国旗仪式，说什么日本人来中国是帮助我们进入大东亚共荣圈。”结 语悠悠黑土地，涓涓呼兰河。100多年前，山东、河北的移民带着对家乡的无限眷恋，满怀对东北“讨生活”的诸般期待，踏上了艰难险阻的闯关东之路，来到沃野千里的呼兰落户繁衍；80年前，呼兰籍着名女作家萧红的小说《呼兰河传》让世人领略了黑土地的厚重。时过境迁，往日背井离乡、开荒种地的艰辛已变成了安居乐业、生态宜居的欢乐。沧海桑田，改变的是栖息地，不变的是包井人两百年来未曾失去的开拓进取、勤劳朴实的品性。当下的包井村，机械化的农耕文明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乡村全面振兴的宏伟蓝图也在大步迈进。
（本文为呼兰区地志办协助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制作的中国农村调查系列专题片《包井人家》的脚本。作者：石键，华中师范大学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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