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他是一代宗师陈寅恪。
他终身连一张过硬的文凭都没有，历史学家傅斯年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他的才华连凶残不仁的日本侵略者也赞叹不已，甚至对他爱护有加。侵华日军还曾下达过所有日籍军人不得骚扰陈寅恪大师，违者枪决的命令。
01
1925年，清华创立国学研究院，
意在整理国故，培养栋梁之才。
建院之初，国学院欲聘四位导师，
前三位都已有了着落：
第一位导师王国维，
曾开创以甲骨文研究殷商史，
第二位导师梁启超，
着作等身，戊戌变法核心人物，
第三位导师赵元任，
从哈佛回来的汉语言学大家。
较之这三位，陈寅恪的名声没那么响亮，
但为了推荐他做导师，
梁启超还与校长有过一番舌战。
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
校长说：“陈先生一无大部头着作，
二无博士学位，堂堂国学院导师，
怎么能连个学衔都没有呢？”
梁启超说：“没有学衔和着作，
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了吗？
我梁启超虽然着作等身，
加起来不足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
这样的人如果不请回来，
迟早会被外国大学请去的！”
清华这才下了聘书。
02
1890年7月4日，
陈寅恪出生于湖南长沙，
祖父陈宝箴，官拜湖南巡抚，
被曾国藩称之为“海内奇士”。
父亲陈三立，晚清着名诗人，
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一起，号称“清末四公子”，文学成就曾被誉为鲁迅前近代中国第一人。
陈寅恪9岁那年，家里出了件大事。
祖父眼界高远、志在变革，
携陈父一同响应戊戌变法。
变法失败后，两人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
父亲陈三立从此远离政治，寄情于诗词：
“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
照理说，这是家族不幸，
没想到却成就了陈寅恪。
陈三立不要儿子应科考、求功名，
只叫他遍读典籍，打下深厚旧学基础。
陈寅恪才13岁，就被送去日本求学，
博闻强识的他由此接触到西方文化。
后因足疾回国，就读于复旦新式学堂，
很快就熟练掌握了德语、法语。
两年后，陈寅恪从复旦公学毕业，
登上去往西方的游轮，
开始了长达的游学生涯。
曾有学生问唐筼（陈寅恪的妻子）：
“外传先生懂三十多种文字，是不是真的？”
唐筼说：“没有这么多，也就十七种而已。”
从19起，陈寅恪先后求学于，
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巴黎大学、哈佛大学等，
掌握梵文、希伯来文等十几种语言，
学问贯古通今、深不可测。
但间，他没考取一个学位。
仿佛文凭二字，不过是废纸一张。
他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
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
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
彼时，多少学生为获得学衔装点门面，
读起书来投机取巧，避难就易，
到手的学问还能有不打折扣的？
陈寅恪根本瞧不上那种人，
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
他便去哪里拜师、听课和研究。
陈寅恪在德国
家境殷实的陈寅恪从不挥霍，
每到一处，不及半载而书橱充盈。
刚到美国时，豪购之举令同学诧异：
学世界史，竟将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剑桥近代史》、《剑桥古代史》、《剑桥中古史》等几十巨册陆续购回。
在柏林读书时，生活已非常清苦，
每天一早，他买少量最便宜的面包，
到图书馆一坐就是一天，整日不吃正餐。
19，赵元任夫妇到柏林，
见陈寅恪午饭时总是叫炒腰花。
后来在清华，陈寅恪与赵元任同住，
赵的妻子杨步伟就吩咐厨子做腰花，
陈寅恪却又不吃了。杨步伟觉得很奇怪，
“你在德国不总是叫腰花吃吗？”
陈寅恪说：“腰花在德国最便宜呀！”
无怪乎后来杨步伟对人说：
“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得乱的不得了，
只有孟真和寅恪两人是宁国府门前的一对狮子。”
03
1925年冬，陈寅恪抵达清华。
他讲课前，讲义做得极为细致，
每一课都要求讲得比上次更精彩，
古今中外，信手拈来，令人瞠目，
搞得很多学生根本听不懂他的课。
1927年被研究院录取的蓝文征回忆：
“陈先生演讲，同学显得程度很不够，
上课时，常常听不懂，他一写出来，
哦！才知道哪个是德文，哪个是梵文。”
可听懂的人，无不觉得是一种享受。
北大教授季羡林就曾回忆说：
“听陈先生讲课，如剥蕉叶，
愈剥愈细愈剥愈深，不武断，
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
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
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
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
学生听不懂，教授来听的却不少。
朱自清、钢和泰私下要到他的课表，
研究院主任吴宓风雨不误，每课必到。
1929年，改任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后，
陈寅恪在一间小教室里上课，
除了清华学生，还有北大学生专门坐车来听，
当时两校相距甚远，沿途几十里全是农田，
常有土匪出没打劫，亦无法阻止学生求知。
因常能为人释疑，清华园里奉他为“活辞书”，
不少学生发现自己教授也爱听他的课，
最后就尊称陈寅恪为“太老师”。
冯友兰先生是大学者，名气比陈寅恪响亮得多，
在陈寅恪面前也是毕恭毕敬，感佩其学问之深。
历史学家郑天挺称他为“教授的教授”，
古典文学研究大师傅斯年更是惊叹：
“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曾经对学生说：
“前人讲过的，我不讲；
近日讲过的，我不讲；
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
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
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对讲义的细致、创新贯穿他一生，
他的课，总能以新资料印证旧闻，
或在常见史籍中发现新的理解。
门下弟子备受启发，终身受益无穷。
1933年，一帮历史学者在东洋文库吃饭，
日本史学界泰斗白鸟库吉也在座。
史学家和田清突然拿出一张地契：
“这是三百年前明末弘光遗物。”
大家依次传阅，叹为稀世珍宝。
传到中国学者蓝文征手中，蓝却说：
“这哪是什么明物，分明是光绪时的东西。
这纸又厚又粗，显然不是明纸，
地契的格式也是清末通行的格式。”
白鸟听了，佩服不已，问他识不识陈先生。
蓝文征说：“那是我恩师。”
白鸟连忙起身：“久仰久仰。”
发掘、使用原始材料，
是陈寅恪的治学原则之一。
他恪守乾嘉学者的传统和经验，
强调以原始材料为支点来做研究。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
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
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
本土派认为，洋派不懂国情，
学问再高，也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中国问题。
留洋派觉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狭，
不掌握现代化工具，因而两派互相瞧不起。
但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
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