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画如历史：中国古代宫廷绘画研究》陈葆真 着
启真馆·浙江大学出版社
6月版
在乾隆时期，依例所有新登科的进士都要经过一段时日的锻炼，使他们熟悉相关的行政庶务，然后，再各依所长，分派合适的职位，包括担任地方行政职务或在宫廷服务。许多进士科出身的官员，多因硕学和长于辞章，而被选拔为大学士。其中，南书房大学士的地位最为崇高。他们与皇帝的关系最亲密，因而成为皇帝的“文化顾问”成员。关于这个问题，冯明珠已在《玉皇按吏王者师─论介乾隆皇帝的文化顾问》一文中深入论述，在此不拟赘述。那时能够入直南书房的官员，毫无疑问地都富于才学，也是皇帝特别敬重和信任的人。他们不但长于诗文，有些更兼擅书画。冯明珠在其文中曾以表格方式，辑列了35名乾隆时期的南书房官员，并标明他们的姓名、生卒年、籍贯、成进士年代、入直年代、执行的重要文化工作、谥号封赠、恩典等项。该表资料丰富，它不但列出了那些官员所曾编着的重要书籍，使我们得知他们在文化上的重要贡献，而且，该表中也列出了他们的籍贯，帮助我们了解当时在宫廷中参与权力核心的成员所来自的地区。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其中来自江南地区的官员人数，在比例上远远超过了来自全国其他地区的官员人数。以下，个人根据冯氏文中所列那些官员的籍贯资料，先进一步辑列成表，然后再加以分析，以说明江南官员受重用的现象。
乾隆时期35个南书房官员中，来自中国南方地区的有26人（包括江苏11人、浙江9人、安徽2人、江西2人、福建1人、广东1人），其他地区的有9人（包括八旗5人、山东2人、陕西1人）。由此可见，南方人占了全体人数的74%以上；而南方之中，又以来自江苏和浙江两地的人数（20人）最多，占全体人数（35人）的57% 以上，超过了一半。由此可见，当时来自南方的官员势力之大。这个数据显示了当时来自江南的才俊之士是构成乾隆宫廷核心文官群的主要成员。虽然他们只占当时宫廷全体官员中的一小部分，但是由于他们特别受到乾隆皇帝的青睐，因此，这无形中对乾隆皇帝本人，特别是他的文艺品位，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诗文创作和书画鉴赏方面，对乾隆皇帝影响最大的是他自己认定的“五词臣”，包括沈德潜、钱陈群、张照、汪由敦和梁诗正。这五位词臣都来自江浙地区，也都较乾隆皇帝年长10岁以上。论年龄而言，沈德潜长乾隆皇帝38岁，而梁诗正最小，但也长乾隆皇帝14岁。在这群人当中，与乾隆皇帝接触较早的是梁诗正、张照和汪由敦。梁诗正为浙江钱塘人，书法秀劲挺拔。乾隆皇帝在尚未登基、身为皇四子弘历和宝亲王时期，便与梁诗正来往密切，因此，那时他的书法曾受到梁诗正的影响，例见清人所作《弘历采芝图》〔雍正十二年（1734 年）前〕上两人的题识。
清人《弘历采芝图》 轴纸本水墨204 厘米×131 厘米北京 故宫博物院
又，梁诗正和张照曾在乾隆九年（1744年）奉命编《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初编》，整理当时内府所藏书画。梁诗正逝世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享年66岁。张照，江苏聿县人，书法浑厚雅正，极受乾隆皇帝的赏识和重用。
清 张照《临米芾拟古诗》 轴 纸本墨书 43.8 厘米×57.8 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
张照在奉命与梁诗正共编《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初编》一年之后逝世，享年55岁。汪由敦，浙江钱塘人，书法端稳内敛，也是深受乾隆皇帝重用的书家。清宫收藏了他的许多书法作品。他也曾奉命在许多当时人所作的书画上题跋。乾隆二十三年（1758 年），汪由敦逝世，享年67岁，恩赐入祀贤良祠。
清 汪由敦《书御制雾诗》 卷（书于清 蒋溥《御制塞山咏雾诗意》）纸本墨书台北故宫博物院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汪由敦逝世，享年67岁，恩赐入祀贤良祠。
在五词臣中，年纪较长的为钱陈群和沈德潜二人。钱陈群，浙江钱塘人，长于经史，深受乾隆皇帝重用，乾隆十七年（1752年）以疾辞官回籍。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和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乾隆皇帝第二次和第三次南巡时，钱陈群都在家乡迎驾。乾隆皇帝为此都有诗相赠。他对乾隆皇帝最重要的影响是他在乾隆皇帝50 岁〔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时，向乾隆皇帝进呈了一个理论，即《易经系辞》中“五”与“十”为天地大衍之数，二者循环相生。今以实例说明，比如乾隆皇帝即位之时，年二十五（正为“五”的衍数）；乾隆五年，帝三十岁；乾隆十年，帝三十五岁。换言之，每当乾隆纪年逢“五”时，乾隆皇帝的岁数也正逢“十”的正寿；而当乾隆纪年逢“十”时，乾隆皇帝的岁数也正逢“五”的衍数，依此推之皆然。也就是说，乾隆皇帝的岁数和乾隆纪年，二者之间是以“五”和“十”这两个数字互相对衍的状态。钱陈群的这个理论使得乾隆皇帝相信他自己是合大衍之数的圣君。这当然是阿谀的说法，但是对于这样的看法，乾隆皇帝显然十分激赏。因此，他在多则御制诗中曾加以呼应这种特殊天命的理论，如见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他80岁的《庚戌元旦》《元正太和殿赐宴纪事二律》和《山庄锡宴祝嘏各外藩即事二律》三诗的注文中：《庚戌元旦》庚戌三阳又肇春，天恩沐得八之旬；七希曾数六诚有，三逮应知半未臻（注文：三代后，帝王年登古希者，惟汉武帝、梁武帝、唐明皇、宋高宗、元世祖、明太祖六帝。至于年登八十者，又惟梁武帝、宋高宗、元世祖三帝。然总未五代同堂。予仰沐天恩，备邀诸福，尤深感荷）。《元正太和殿赐宴纪事二律》……十五推年五十逢（注文：予于二十五岁践阼，自后纪年，逢五则为正寿。纪年遇十，春秋又恰逢五，五与十皆成数，而今岁五十五年，又值天地之数。自然会合，循环相生，未可思议。昊苍眷佑于予，若有独厚者然）。山庄锡宴祝嘏各外藩即事二律八旬寿亦世常传，惭愧称厘内外骈；六帝中间三合古，一堂五代独蒙天。何修而得诚惕若，所遇不期审偶然；益慎孜孜待归政，或当颐志养余年。
同样的观念又见于他85 岁〔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随笔》诗及注文和后记中的自白：
《随笔》一五一十（注文：作平声请见白居易诗）系数衍，圣人学易我轮年（注文：《论语》：“五十以学易。”朱子谓：“是时孔子年几七十矣‘五十’，字误无疑。”而孙淮海《近语》则曰：“非五十之年学易，是以五十之理数学易。”大衍之数五、十，合参，与两成，五衍之成十。盖五者十，其五十者五其十。参伍错综，而易之理数在是矣。乾隆每逢五之年，予为十岁；十之年，予为五岁，虽为偶值，亦实天恩，钱陈群曾论及此，因并书志之后）；六旬期满应归政（注文：今乾隆六十年，予八十五岁），仰沐天恩幸致然。昔钱陈群于予五十寿辰，撰进诗册，序内援引系辞传第八章，而取王弼注云：“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以予二十五岁即位，上符天数，推而演之，纪年为十，则得岁为五。得岁为十，则纪年为五。循环积迭，言数而理具其中。嘉其思巧而却向，作诗履采及之。今既纪年六十，得岁八十有五，岂非天恩所赐乎。中心夔感，曷可名言！兹随笔有作，因广陈群之义，并识之。
沈德潜，江苏长洲人，对乾隆皇帝的影响主要在于诗文方面。他在朝时就时常修改乾隆皇帝的诗稿，君臣之间还互相交换作诗心得。乾隆皇帝本人就曾明言他的诗作曾经沈德潜修改过。沈德潜也精于鉴定古画，还曾为乾隆皇帝觅得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无用师本），并认为是真本。只可惜当时乾隆皇帝眼力不够，并不采用沈德潜的看法，而径自认定先进宫的另一卷（子明本）为真。
乾隆十四年（1749年），沈德潜因年老致仕，返回苏州。在那之后，君臣之间仍然互有诗文往来。乾隆皇帝在他的御制诗文集中，曾提到他在癸未〔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之前，常将自己的诗集寄给沈德潜校阅的事。乾隆十六年到乾隆三十年（1751—1765年）之间，乾隆皇帝四度南巡时，沈德潜都曾亲自四次迎驾。乾隆皇帝每次都有诗相赠，载于《钦定南巡盛典》中，共计16首。但后来沈德潜因将明末降臣钱谦益列为《国朝诗别裁集》之首，而受到乾隆皇帝责备，说他“老而耄荒”。主要是因为钱谦益以明臣降清之后，对清又有微言，因此被乾隆皇__帝认定为不忠的“贰臣”。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沈德潜卒，享寿97岁，恩赐入祀贤良祠。但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皇帝追究徐述夔文字狱一事时，发现沈德潜生前曾经牵涉在内，因此，怒而夺其谥、毁其碑。之后，乾隆皇帝又南巡到江苏时，还不忘再三作诗加以责备。但是，最后乾隆皇帝还是念其旧情，尊之为五词臣之末。在绘画方面，乾隆皇帝特别喜欢蒋溥、张若霭和张若澄两兄弟、董邦达和其子董诰、钱维城等人。蒋溥为蒋廷锡之子。蒋廷锡为康熙朝翰林学士，兼擅画花卉，甚受重用。蒋溥为雍正朝进士，乾隆朝官拜大学士，传其父法，亦擅画，受乾隆皇帝重用，常奉命和诗作画，例见他所作的《络纬图》。
清 蒋溥《络纬图》轴 纸本设色 92.7 厘米×43.3 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张氏兄弟为雍正朝宰辅张廷玉之子。张若霭与张若澄常随侍乾隆皇帝巡幸，沿途每每奉命作画。张若霭曾于乾隆十年（1745年）奉命画《雪梅》，附于乾隆皇帝珍藏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册末。乾隆十一年（1746年），张若霭又随驾赴五台山礼佛，途中在镇海寺遇大雪，奉命作《镇海寺雪景》。但张若霭因在途中染疾，所以归来后不久便逝世，年仅34岁。张若澄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也曾随乾隆皇帝西巡五台山，途中于镇海寺又逢大雪，乾隆皇帝再度命他另作一《镇海寺雪景》，作为纪念。
清 张若霭《雪梅》 绢本水墨 附于东晋 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册末 31.9 厘米×39.3 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
清 张若澄《镇海寺雪景》轴 绢本设色 103.4 厘米×59.6 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董邦达与钱维城都曾随乾隆皇帝南巡，奉命绘制多幅西湖图。董诰则常奉命为年老的乾隆皇帝代书，例见于《快雪时晴帖》中。这些人都是经由科举入仕，以文官身份任职于宫廷，又因兼擅书法绘画而受重用的江南人士。清宫藏有许多他们的作品，例如董邦达的《山水》 和钱维城的《春花三种》等。简言之，乾隆皇帝亲近的南书房硕学之士，一半以上都来自江浙地区。他们在文学和艺术，甚或某些思想方面，都对乾隆皇帝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种重用江南文臣、欣赏江南文艺品位和推动相关文化活动的现象，早已见于康熙朝，不过到了乾隆朝特别明显。当时那些经由科举入仕的江南才艺之士，当中有许多人曾担任宰辅，不但在实务上参与了宫廷中许多重要的政治决策，而且也留下了丰富的学术和诗文着作，同时也参与了许多重要的文化和艺术活动。康熙皇帝重用南方文士的着名例子，莫过于他对高士奇的恩宠。高士奇虽非进士出身，但他以才学受到康熙皇帝欣赏。康熙皇帝曾任命他为日讲官起居注和翰林院侍讲学士，同时又特别破例恩准他住在只有满人才可以居住的皇城内，因为住在紫禁城附近，所以便于随传随到，参与宫中重要的文艺活动。康熙皇帝也曾命宋骏业、王翚等人制作《康熙南巡图》，又曾命王原祁制作《万寿图》和编修《万寿盛典初集》（后由王奕清和王謩等人于康熙五十六年完成）。鉴于以上康熙皇帝的做法，乾隆皇帝对于上述五词臣和六位翰林画家的重用与欣赏，可以说是继承了康熙皇帝的做法。又，康熙至乾隆朝时期，朝廷曾多次集合来自全国各地的博学之士，搜集和编修一些百科全书式的类书和文库，如《佩文韵府》〔康熙五十年（17）〕、《佩文斋书画谱》〔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康熙字典》〔康熙五十五年（17）〕、《古今图书集成》〔雍正四年（1726年）〕、《全唐诗》〔康熙四十六年（1707 年）〕、《四库全书》〔乾隆三十八年至乾隆四十九年（1773—1784年）〕等，其中参与者不乏大量的江南文士，比如陆锡熊和孙士毅两人便是乾隆皇帝南巡江浙地区时，特别增额录取的进士。不可忽视的是，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如此重用来自江南地区的人才，与他们两人各自六次南巡的行动也有互为因果的关系。由于他们都曾六次南巡，亲身体验了江南地区的天然景观之美和文风之盛，对江南文化和艺术有了更深一层的体验，因而才得以推动中国古籍的搜集和出版，并在北方仿建了许多江南名胜和着名的园林及建筑。这些现象与前述江南地区绘画势力发展的盛况，都具体反映了清初江南人文势力发展的强劲和对宫廷文化活动产生重要影响的事实。（本文节选自陈葆真《图画如历史：中国古代宫廷绘画研究》，点击阅读原文购买相关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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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葆真 教授
学历
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1969）
台湾大学中国艺术史硕士（1974）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史博士（1987）
专业资历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系东亚艺术资料中心主任兼大学美术馆亚洲艺术部助理主任（1985—1991）
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专职副教授（1991—1996）
教授（1996年至今）
兼任艺术研究所所长（1997—；—）
专业领域
图像与文字的关系；中国古代人物故事画；敦煌佛教故事画；南唐历史与艺术；宋、元、明、清绘画史；台湾近现代绘画和摄影艺术等。曾先后发表中、英论文以及专着数十种，主要有《陈淳研究》《古代画人谈略》《江兆申》《台湾故事》《李后主和他的时代——南唐艺术与历史论文集》《<洛神赋图>与中国古代故事画》《乾隆皇帝的家庭生活与内心世界》等。
内容简介
“图画”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品，它蕴藏着许多人文信息，是重要的历史物证。图像与文献不但可以互证，使作品回归到历史脉络中，还可以互相补充对方的不足，使历史事实的重建更有凭据。因此，我们可以说“图画如历史”。本书正是基于此来处理图像和文献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东晋、唐代和清代的经典名作，包括《女史箴图》《十三帝王图》《万寿图》等，发前人所未及，解读图像背后的文化意涵
《图画如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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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陈葆真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启真馆
装帧:精装
丛书:启真学术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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