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是咱们的“官方语言”，所以百通。
古代可能没有普通话，但问题是，古人也是有“官话”的，其实和现代一样，不同地区的古人交流，没有咱们想得那么艰难。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历史长达数千年，从北方中原再到南方沿海，出过的政权也是非常之多。
所以在大数据的层面上，就决定了“官话”的多样性，特别是五代十国这种政权林立的朝代，从南方到北方，官方语言都是不一样的。
其实这种现象在春秋战国时期就盛行，周天子有没有进行以周王室为核心的官话传播，不得而知，但随着诸侯割据严峻，各地诸侯为了提高文化的保护性，实行了以诸侯国为核心的官话宣导，所以后来秦始皇苦哈哈地“书同文”，为的就是改变这种劣势。
自秦第一次大一统，并且在文化上出大力把七国变成一个整体，官方政府对于语言便有了重视。
在汉代，汉政府不反对地方方言，但最基本的，当官的、读书的、做大生意的，你最起码一定要会“官话”，不然的话，做什么都是轮不到你的。
汉代的“官话”名为“洛语”，所谓洛，就正是洛阳。河南洛阳是个伟大的地方，孕育了中华文化的基础，而最早可以追溯到夏朝，从那个时候开始，文化最强的洛阳，就以洛阳当地的语言为“官话”，对整个中华大地进行辐射。
其实对于官话的认知也是很有趣的，如果中央政府强大，那么官话的主导性就强，反之则是弱。
而在汉代，一般来说，高级官员是一定要会“洛语”的，说通透一点，那就是一定要会洛阳话。
虽然定都长安，但是统治者们一开始并不怎么讲陕西话，说的都是洛语。
定下了这个基调，那么一个贵族家庭的孩子读书，就必须要学“洛语”，具体是怎么学的，已经不可靠，但在汉代等同于“礼部”的一些部门中，就有专门考核洛语的官员。
这属于是较为冷门的冷知识了。
学洛语，说洛语，写汉字，汉代人其实交流起来也不难搞，纵观大秦的书同文，就会觉得高深，秦始皇的手段不是没有目的的，反而对后世的影响很深，甚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某种层面上来看，就是为了完成这种文化上的统一。
在汉代都是如此，更不说后来的朝代。
汉代暂且是没有科举的时代，选拔人才的方式主要是“任人唯亲”，寒门士子想跑到京城当官，那就是想都不要想。
但这样也决定了当官人的出身和文化底子，要说让他们讲两句官话，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越是阶级固化的时代，反而对于统治者来说越轻松，没有那么多地方上来的方言大神，说的话大家都听得懂。
在汉代以后，古代语言受到第一次大冲击，乃是“南北朝”之际。
高度密集的胡汉交融，胡汉政权的先后建立，让国家语言变得丰富，也复杂。
这个时候不要追求官话与否了，只要能保证自己治下的语言统一，那就算是很有本事了，当然啦，比如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其实还是倾向于讲汉家官话的，但是孝文帝不多，也就那么一个。
到了唐代，这就是个语言问题极其突出的时代。
礼部在唐代正式出现了，科举也是，寒门士子大量上升，只要肯读书，即便是耕田的，也有出头日。
旧的贵族集团官话说得好，但是做人做事不行，统治者想要平民百姓，而越是这样，地方的学子就越来越多，他们大多数出身贫寒，说的也是地方方言。
那么该怎么解决呢？
其实也好办，科举不是一步到位，直接到京城考试，而是需要“三步”，从小地方，再到地方，再到京城，唐代的科举不是自己闭门造车，也是需要请老师的，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穷得饭都没得吃的人，要科举，那也是不现实。
既然请了老师，对于老师有一个最大的要求，那就是必须要会官话，除非说这老师教育水平极高，说着方言忍着忍着也就算了，但不可能每个人都水平极高，所以要会官话。
层层学习，层层进步，不说融会贯通，但最起码已经能说能听，而且口音还不强，这样一来，成功熬到殿试的这波人，语言能力是很强的，进士者，是要和皇帝一同参加樱桃宴的，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可不是一个说着粤语的功名者在长安城乱跑。
但有的问题能解决，有的问题却不能。
在唐代，胡人官员也不少，不仅是胡人，还有外国人，这些人的方言倒真是成了问题了，所以唐代一般都有翻译，唐朝鸿胪寺，在当时还养了一批翻译官，为的就是解决外交语言问题。
不过这些外国人也争气，自己慢慢也学会了长安官话。
这种现象和现如今是一样的，一样有很多不懂中文的外国人，也一样有很多懂的。
唐代之后，是五代十国，这个时代较为纷乱，政权太多，各地语言纷纷自立，局面一度回到春秋战国时期一般，可能大家都会几种话，但可以说的，也就只能是这一种，这种文化战争的手段，是为了什么自然不用说了。
所以到了宋代，皇帝主张文人们一定要搞定一个问题，那就是官话。
也是自这个时候起，官话越来越以京城所在的地方语言为基础而传播。
宋代的都城是在开封，严格来讲也是属于“洛语”的诞生范围，所以宋代的官话也等同于“复古运动”，而和唐代不同的是，宋代的传播方式更广。
当年王安石大搞基层教育，把学校下放到了地方，虽然达不到义务教育的规模，但是的确做到了，让那些耕完田的孩童，也可以顺道来听听教书先生说故事的程度。
而宋代的“学前教育”也出现了，平均受教育年龄大大缩短，这种大普及，决定了宋代官话的广泛性，除了时代滞后所造成的部分地区人语言依旧不通以外，绝大部分人都会官话，可能不会写字，但一定会一点官话。
所以宋代的中央官员，很少说有不会官话的，即便是地方的官员进京面圣，也是会说的，区别只是在于有没有口音。
千万要注意，有口音不是不会，和不会完全是两个概念，即便是有口音，但最起码能说出来。
而在往后的时间里，中原大地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变革，语言普及问题也是一次又一次，在明代起，渐渐形成了以北京核心的“官话”，也是从明代开始，奠定了咱们国语乃是“普通话”的基础。
但因为每个时代的情况不同，所以语言仍需要调整。
比如战乱之时，那么天下不同的语言地区就会纷纷抱团，从而和主流文化脱轨，其实咱们现代的普通话，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完成普及，而完成这项重要任务的，就是义务教育。
总而言之，对于每一个时代的初期来说，官话的普及都是必然的。
而在清代中，因为统治者乃是满族的缘故，在语言上曾产生很大的分歧，首先是满清统治者先一步步熟悉普通话，然后再以此扩张普通话的传播。
而乾隆当年常常抱怨方言太多，这也和清代的科举制度有关，清代的举人是可以替补为官的，有一些地方官员就是举人出身，但他们没有去过京城，政治能力却很强，所以就造成了到了北京说话口音很重，甚至不会普通话的原因。
不过在清朝的中后期，这种现象随着社会的进步慢慢扭转，早也没有当时乾隆所表示的那么夸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