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64年前的1956年10月，一部名叫《志愿军一日》的图书出版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一时间洛阳纸贵，一书难求。郭沫若、茅盾、巴金等文学大师或亲自作序或撰写评论文章，在中国文坛传为美谈，成为军事文学史上的佳话。
《志愿军一日》中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鲜活的战场细节，几十年来一直是我国小说、戏剧、影视等各类文艺创作借鉴的素材，影响和教育了整整一代人。那么，这部最早的抗美援朝战争回忆录当年是如何出版的呢？
1956年10月 第一版《志愿军一日》
10万来稿
抗美援朝战争中，祖国人民先后三次派出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慰问在前线作战的志愿军。时任军委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的陈沂三次担任副总团长，主持慰问团的日常工作和具体事务。
就是在第三次赴朝慰问的过程中，陈沂在前线看到志愿军战士自编自导自演的文艺节目后，萌发了发起“志愿军一日”群众性创作运动的想法。陈沂在《一个成功的群众性的创作运动》一文中写道：
从他们口中，知道千千万万的志愿军战士都有写作的欲望，都愿把他们的战斗和生活写出来。他们说：“太丰富了，太感人了，不写出来就不安，好像欠了债。”
陈沂在朝鲜前线发起的倡议，得到了志愿军政治部（以下简称“志政”）领导的赞同和总政治部领导的批准，随即指示“志政”部署这项工作。1953年12月10日，“志政”作出了《为号召全军撰写〈志愿军一日〉的决定》，向参战部队的广大指战员发出了征文的号召。
《志愿军一日》之所以采用“一日”做题目，是沿用早年茅盾先生主编《中国的一日》的先例，但当时《中国的一日》征文取材限定于特定的某一天，通过全国各地的作者从各个侧面反映当时中国社会面貌。这种要求显然不适宜“志愿军一日”征文，因为朝鲜战场上的战役、战斗往往持续多日。经过在朝鲜战场前线的调查研究，《解放军文艺》编辑部行政组长刘亮认为“编委会”应该明确解释此次征文活动的主要目的，是由志愿军广大官兵现身说法地记述此次战争取胜的全过程，写作取材不必拘泥于“一日”。
正像在以往的作战日子里一样，《志愿军一日》征稿工作在志愿军全军都动员起来了，参加写作的人众多，从司令员到士兵，不论哪一级干部，不论前方后方，从朝鲜到国内，从军队到地方，到处都有写稿应征的热情的作者。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群众创作运动。从1953年12月开始到1954年12月截止，编辑部共收到稿件13615篇，合计约2040万字。
其实，来稿13615篇这个数字，还只是志愿军各单位在经过编审、挑选之后上交到编辑部的稿件数量，大量的稿件在各部队政治机关逐级审阅选拔时落选了，没有送到编辑部来。如果把那些落选的稿件计算一下，应征稿件最保守的估计也应该有10万余篇。
隐姓埋名莲花池
1955年1月3日，总政文化部召开了《志愿军一日》编辑委员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总政文化部领导确定由刘亮负责主持将来编辑部的全面工作，副主编工作则由“志政”征稿组的申述回国担任。
1955年的春节是1月24日。春节刚过，各部队派来参加编辑工作的干部陆续抵京，到广安门外六里桥北莲花池畔的“营房”报到。莲花池是传说中北京市的发源地，它原为金中都外的湖泊和沼泽地带。其实，所谓“营房”只是一座早已停产的名为“新华砖厂”的厂房，包括工厂大院的几列平房和院外一座三合小院。当时，文化部新成立的文艺创作室已集中在小院里。
2月1日，《志愿军一日》编辑部正式进驻莲花池。编辑部初建时，各参战部队派来的干部曾达35名之多，没过多久有些人回了部队。3月，在总政文化部主持下正式组成了临时编辑部，参加编辑工作的干部共27人，除主编刘亮和副主编申述外，还有25名编辑人员来自志愿军各部队。他们分别是：甘耀稷(12军)、曹鹏(15军)、黄浚(16军)、吴早文(20军)、洪炉(23军)，王沄(26军)、王凯风(27军)、刘朝荣(38军)，李键羽(39军)、渠川(40军)、侯康庄(42军)、张占春（46军)、朱德泽(47军)、凌行正(54军)、佘清超(60军)、张伯炎(63军)、孙冲(64军)、杨善元(65军)、韩潮(66军)、纪云(67军)、黄兴华(68军)、张灼(志政)、周志勋（志后)、王钦(炮兵)、梁青（铁道兵)。
按现今通行的“规则”，一部图书出版时，编辑成员的名单都应该在书的扉页或勒口上印出，可那时没有这样的先例，也没有人计较这些，以致他们作为编辑的姓名并未刊载于《志愿军一日》这部红色经典之中，隐姓埋名数十年，付出的劳绩至今仍然鲜为人知。
参与《志愿军一日》编辑工作的凌行正，在20世纪80年代曾担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社长。90高龄的他对这一段编辑岁月依然记忆犹新，他告诉笔者：“我于1955年2月12日由朝鲜东海岸驻地莲花洞扛着自己的行李卷和挎包出发，先坐汽车到屯田火车站，上志愿军专列回祖国。过鸭绿江后，于16日赶到北京。‘志愿军一日编辑部’设在北京广安门外六里桥莲花池。真有意思，从朝鲜的莲花洞到北京的莲花池，难道我与莲花有缘？这里原是一个废弃的制砖厂，被部队用来作为花房苗圃。莲花池边有几排平房，编辑部办公、住宿都在这几排平房里。附近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有一段时间，我们吃饭、洗澡都到八一厂里面去。编辑部下设四个组，我被分在第四组工作。第一阶段进行学习，首先学邓华司令员的报告《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三年来的胜利》，使我们对抗美援朝战争有了个全面了解，从而提高思想水平和概括能力。接着，进行编辑业务学习，由主编刘亮讲编辑方针、编辑方法、工作任务和流程。在选稿上，他强调三点：一是在题材内容上，必须是从志愿军入朝作战开始，到停战前后为止，在朝鲜战场上发生的事情；二是作品的材料，必须是作者亲身经历和亲身感受，是自己做的、看到的、听到的；三是可不限于在一天中发生的事情。”
《志愿军一日》编辑部人员在北京莲花池驻地合影
为了配合业务学习，编辑部给每个编辑发了一本苏联的《冲击柏林》，学习领会其编辑方法。学习阶段结束后，即进入第二阶段，对稿件的选拔和编辑工作。那时，他们很年轻，大都二十多岁，年龄最大的也不超出三十。虽然编辑工作繁重，又是生手，但工作热情很高，干得红红火火，常常受到陈沂部长的表扬。
《志愿军一日》的编辑工作相当认真仔细，尽管当时并没有“三审”制度，但每一篇稿件都经过三个编辑看过之后才决定它的取舍。编辑选稿时对每一点可用的题材都给予应有的珍视，尽量修改编用。全书初选编定稿件597篇，合计110万字，占全部来稿总数的4.5%。在编用的稿件作者中，战士306人；营以下干部213人；团以上干部计64人（其中师以上12人）。另外，在编用稿的作者中，英雄、模范和功臣共计183人（其中功臣142人，占24.9%；英模41人，占0.69%），占全书作者的26%。
应该说，这些作者所反映的斗争生活和思想情绪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实际上，《志愿军一日》最后出版时共计收入征文作品426篇，比初选稿少了171篇。不过，书中有《跨过鸭绿江》《和平万岁》等40篇文章是经过编辑的同题文章，实际共收入555人的作品。《志愿军一日》还收入美术、摄影等插图20幅，其中有何孔德、董希文、罗工柳、高虹等画家的油画、水粉画、素描作品9幅。
人间最美好的感情
1956年10月25日，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6周年纪念日之际，《志愿军一日》正式出版。因为纸张供应限制，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来计划初版只印行6万部，但总政文化部认为这个数字和读者、首先是部队读者的需求量相距甚远，后经向国家出版总署提出了加印申请后，又多拨了数千令纸张，出版社得以增加出版印数，即平装本6万部、纸面精装本3万部、布面精装本1万部，共计10万部。
6月22日，作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主席的郭沫若，在审阅了编辑部送呈的《志愿军一日》初选稿后，深为感动，当即提笔为之作序。
7月10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郭沫若的《序〈志愿军一日〉》。《解放军文艺》在同年第8期也全文发表了这篇序言。与此同时，遵照胡乔木的建议，陈沂指示刘亮从《志愿军一日》中挑选若干篇精彩文章，供《人民日报》发表。7月11日和12日，《人民日报》专门开辟了“志愿军一日”专栏，先后发表了副团长黄浩的《范弗利特的“压轴戏”》、文化教员龙章树的《尼龙避弹衣》和一级英雄、副排长杨育才的《直捣白虎团团部》三篇文章。
在邀请郭沫若作序的同时，陈沂还邀请茅盾、巴金两位文学大师为《志愿军一日》撰写了评论文章。
茅盾评论手稿
茅盾在文中说：正因为是“志愿军英雄自己的声音——朴素而真实的声音”，所以，这部书在“自述”这一散文形式的总的体裁相同之外，大多数文章依然有它独自的风格。举例来说：高级将领们所写的鸟瞰一次战役的全局文章，简劲而生动，读之有如身临朝鲜高空，目睹大军团如何分进合击。这是一种风格。连长、排长、班长和战士们所写的那些攻坚肉搏，或者出奇突击，或者深入敌区侦察等等文章，显然又是一种风格，这把我们带到了战壕，带到了坑道，似乎可以感觉到战士们的呼吸。
巴金的评论是从上海寄来的，蓝色钢笔手书在绿色的方格子稿纸上，共四页。这份手稿不是誊清稿，先生边写边改的痕迹原封不动，圈圈点点一览无余，但整个文章是一气呵成，更见大师写作此文时的思路变化，感受到他的脉动和心跳。因为有过两次到朝鲜慰问的经历，创作过《团圆》《我们会见了彭司令员》的巴金，对《志愿军一日》的评论就更有发言权，字里行间对抗美援朝战争、战场和战斗中的志愿军将士有着一份特别的敬意和别样的感情。这种感情，在巴金看来，就是人间最美好的感情。或许正因为如此，巴金先生才把他的这篇评论的标题确定为“人间最美好的感情”。
巴金评论手稿
他说：执笔的人都是参加实际斗争的指战员，他们写那些给他们印象最深的事情，从副司令员杨得志到战士朱友恒，每个人都写得那么朴素，那么诚恳，那么真实，没有丝毫的夸张，而且不带一点文艺腔，却又那么动人。每个人的叙述都证明一件事实：他曾经为他写的每一句话付出过很高的代价。就拿指挥部队“突破临津江”的杨得志同志来说，他为着组织这个战斗花费了多少心血，他当时是以全力从事的。他知道自己要是稍微有一点疏忽，就会引起不必要的伤亡，甚或不能完成任务。打仗不比写文章，错了就没法改正。再拿万福来连长来说，他的关于黄继光烈士的报告不知道感动了多少人！他的文章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叙述。但是先有了通讯员黄继光用身子堵枪眼的英雄事迹，才有万福来连长的激动人心的文章，而且万福来同志本人在战斗中也多多少少贡献了自己的鲜血。“连中三元”的战士朱友恒同志不管自己胸前一大片血迹，咬紧牙冲出工事，用火箭筒打坏了敌人的装甲车。可以说，他的文章是用自己的血写成的。他不是在叙述别人的故事。他是抱着必死必胜的决心在参加战斗，所以他的笔下的每个字都有很大的重量……
未能采用的题字
在朝鲜“志政”时，刘亮曾径自找到志愿军司令部驻地一座铜矿的山洞里面，请杨得志副司令员写篇应征文章。当时彭德怀已经回国，他就打算回国后直接向彭老总约稿。
回到北京，刘亮以编委会的名义向彭老总发出了约稿的请示，果不其然，被回绝了。但出乎意料的是，彭老总答应题写《志愿军一日》书名，而且一口气写了两幅，任编辑部选用。一幅写在普通的方格稿纸的背面，淡绿色格子的正面还有一行竖排的钢笔字：“加强我们的文学战线”，也是彭老总的墨宝。另一幅写在厚一些的类似宣纸的白纸上。这两幅字笔力遒劲飞扬，透出大军统帅的气度。两幅字的大小、墨色相同，显然是在同一时间内写成的。
彭德怀元师为《志愿军一日》题写的书名手迹原件（由原《志愿军一日》主编刘亮珍藏），未能用到书中，成为一大憾事。
刘亮曾回忆说：“这两幅题字，虽未落名款，但的的确确是曾经指挥部队把用现代化装备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侵略军打得丢盔弃甲连连溃败、最后不得不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名扬寰宇的彭德怀元帅的真迹。现在已经记不清是在哪个环节上耽误了，编辑部收到题字时，书已付印，没能用上。这实在又是一大憾事。”
的确，1956年出版的《志愿军一日》并没有刊用彭德怀题写的书名，留下了极大的遗憾。1958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志愿军一日》，不知何故，彭德怀题写的书名依然没有刊用。刘亮说：“这两幅题字以及茅盾、巴金评介文章的手稿等一直由我保存。在特殊年代里，被打为‘右派’的我也曾几次被搜查抄家，但我一直冒着风险苦苦地珍藏着这些珍贵的手迹，其间曲折不堪回首……”
1958年1月 第二版《志愿军一日》
2000年再版的《志愿军一日》
2000年，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50周年之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再版了《志愿军一日》。遗憾的是，当时的编辑人员对《志愿军一日》当年组稿、编辑和出版的这些历史往事并不知情，使得彭德怀题写的书名仍未能刊用，再次留下了历史的遗憾。当刘亮获悉自己曾经工作的解放军文艺社终于再版了《志愿军一日》，不禁感慨万千，撰写了《回望〈志愿军一日〉成书历程》，向人们讲述了《志愿军一日》编辑出版的历史。然而，年近八旬的老人苦苦盼望了四五十年，希望弥补的历史遗憾，依然未能实现。
今年，《志愿军一日》即将由解放军出版社再版。作为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后来人，作为新时代的军事出版人，在纪念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我们希望通过《志愿军一日》的再版，还原历史，致敬英雄，弥补前辈历经血与火、生与死、荣与辱的人生留下的遗憾，以寄托无尽的缅怀之情，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