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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
王海燕：新闻与时间：新闻业转型研究的新视角
暨南大学第十三期传媒领袖讲习班
蒋敏玉
王海燕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数字新闻学、媒体融合和创新研究、国际新闻传播、媒体与性别研究。出版英文专著The Transformation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China，在Journal of Communication、Journalism、Journalism Studies、Journalism Practice、《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等SSCI/CSSCI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目前兼任SSCI期刊Digital Journalism、Journalism Studies、Feminist Media Studies、Media Culture & Society编委。
提到新闻的基本属性，及时性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从采访到稿件写作再到平台分发，时间充斥在新闻生产的全过程中，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与时间同行，新闻人或者说是媒体人更是如此。
但是，新闻中时间到底有多重要？数字化浪潮之下，媒体的时间观念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表象之下的问题，也许我们从未真正深入的思考过，却引起了暨南大学王海燕教授的注意，在这次讲座中，从学术与实践的双重维度，她将给我们打开全新的视角。
一、时间是什么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一个地理学家说，“万物都存在于时间之中”，当然同时也存在于空间之中，时间和空间通常是紧密相连的关系，很多人即使不读海德格尔，不读哲学，但是至少知道“存在与时间”是密不可分的这样一个基本观点，这也恰恰是我们今天对时间的感受。
但是到底时间是什么呢？奥古斯丁是古罗马的一个基督教哲学家，他的这句话经常被引用：“什么是时间，当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知道时间是什么，但是当你要我解释他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是什么了”。我想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有同样的疑问。
时间其实在很多学科里都得到了探讨。
· 古代哲学
有两个基本观点，一个是说时间是上帝的创造，掌握在上帝手中；另外一个是，时间是人的一种意识，存在于我们的意识当中；不管是上帝的创造还是人的意识，时间都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一个概念，让人疑惑，又神秘莫测。
· 自然科学
比如说天文学，跟我们今天对于时间的理解是密切相关的，时间存在于地球与日月星辰的规律性运转中，给了我们天、月、年以及四季更替的概念。同时，生物学中也包含很多时间的提示，想想我们每个人的身体“生物钟”的概念，让我们感到了时间的节律感。
· 物理学
很多重要学者对时间概念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比如说牛顿，他的理论提示是时间是绝对的，时间永远都存在，不依赖于任何外力，永恒不变地存在，而且可以被无限分割，所以它可以作为一种测量工具。
相反，爱因斯坦作为相对论的提出者，他的理论提示是：时间是相对的，是相对于参照系而言的概念。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有这样的感受，时间有时很快有时很慢，视参照物而定。比如，我去健身房跑步，当我把跑步机的速度设得很快的时候，我就感到时间过得很慢，似乎跑了很久，但一看计时器才跑了两三分钟而已；但是当我把速度设定得很慢的时候，我只跑了一会儿，但转眼一看，计时器上显示，怎么已经五分钟过去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时间是一个相对的东西。
这种既绝对又相对的状态启示我们一个关于时间的辩证法，时间既是永恒的，又是短暂的，时间一去不返，是不可逆的，但又可以重新再来，具有可逆性。同时，时间既客观，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却又是主观的，体现着我们自身的意志和感受。时间存在于自然中，有自然界的时间，春夏秋冬四季轮回，时间也存在于社会中，有社会性的时间，就像现在明明是夏天，但是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我们说世界经济进入了“寒冬”。总而言之，时间是一个复数概念，它形态多样变幻莫测。
二、时间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作为一个社会研究者，更多的时候我们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谈论时间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那么，时间的属性和特点是怎样呢？
· 时间是社会的，有社会性
现代“社会学之父”涂尔干曾说过，“时间是一种集体现象，是集体意识的产物”。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去理解，时间就是人在参与社会生活过程中形成的集体意识的产物，是一种共同经验，只有在集体里面，时间才能存在。
· 时间是文化的，有文化性
时间与文化密切相关，时间建构文化，文化也建构时间，因为社会行动的开展，时间具有了文化性，如同仪式、饮食、风俗习惯一样。
· 时间是政治的，有政治性
这种政治从大的层面说，有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比如格林威治标准时间（GMT）的确立，就是国家政治的体现。GMT中的G代表格林威治，英国伦敦附近的一个小镇，地球子午线穿过格林威治天文台，所以用这个地方的名字为世界标准时间命名。但是，地球子午线纵贯地球，穿越世界上很多地方，为什么偏偏突出格林威治呢？巴黎天文台也在这条线上，为什么世界标准时间不叫“巴黎标准时间（PMT）”呢？
这其实是国家争霸的结果，在1884年的世界国际子午线大会上，携英国帝国主义霸权之威，格林威治被选为世界本初子午线，而在此之前，在法国强盛的时期，本初子午线定在经过巴黎天文台的轴线上。今天你去巴黎天文台，还能看到划在地上的子午线标记。这体现的是时间与国家间政治的关系。
除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也有国家对社会个体的政治。比如最近有媒体开始讨论“四天半工作制”，从本质上来看，这是一种国家行为，是国家力量介入社会协调，反映了国家对于个体及其社会生活的干预。
还有个体对个体的权力关系。比如大家在媒体工作，总编叫你做一件事情，要你在什么时间做完，那么不管当时你处在自己的一个什么样的时间节奏中，你都需要进行调整，确保总编对这一任务的时间要求得到满足。这也就是韦伯所说的“劳动与时间”的关系，从人类理性的观点来看，时间是一种商品，规范着人们的劳动，掌握了别人的时间，就掌控了别人的劳动与自主度。
三、时间与新闻
那么，回到新闻本身，我们应该树立一个观念，新闻机构其实是一个时间性的机构，或者说，是一个时间性的组织，就像医疗救援、铁路民航这些对时间要求极高的社会单元一样，新闻机构也对时间非常敏感。
随便翻翻新闻，我们就能看到新闻中时间性表达有多普遍，我们可以发现，新闻文本中充满着与时间有关的词汇，只是我们经常忽略了它们，如果我们建立起对时间的敏感，仔细留意新闻当中的用语，就会发现，新闻其实就是时间性词汇与空间性词汇的汇编。
在新闻学理论中，新闻要素包含五个W一个H。其中一个W—when，就是时间。时间是所有故事的基本元素，而新闻本身就是故事的一种。
在新闻工作中，记者和编辑的工作协调离不开排班表，每天还会有日程表，显性或隐性，指引着我们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下班、什么时候要开会等。具体到每一篇稿件的生产过程，记者编辑们还必须有强烈的截稿时间观念。
可见，新闻的工作实践离不开时间。
· 新闻的文本特征
在新闻写作中有一个“倒金字塔”结构的说法，要求我们在组织文本的过程中要从最重要、最新、最近的事实、片段或细节写起，这考验我们在写作过程中的时间安排能力，促使我们将对“时间”的表达放在意识的最前端。其实想想，某种程度上，这也构成了新闻写作者与其他文字工作者的不同。
· 新闻的价值判断
我们在脑海中判断什么是新闻的时候，是有一套标准的，虽然我们往往很难把这个标准讲清楚。但其实一个事件称不称得上是新闻，通常会是两种情况：要么，它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同时发生在很多地方，要么，它在合适的时间发生在了合适的地方。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新闻价值的判断与时间密切相关。
· 新闻学术话语
“新闻就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经典新闻定义，其中“新近”就是对时间的表达。在英文教科书中，哥伦比亚大学孟彻教授(Melvin Mencher)的这本畅销作《新闻采访与写作》(News Reporting and Writing)中，在讲到新闻的八大价值时，将“及时性”(Timeliness)放在第一位。
同样，一批知名的早期新闻学研究者都关注到新闻中的时间问题，塔奇曼(Gaye Tuchman)曾说，“新闻是一种高度易腐的商品”，新闻是短暂易逝的，这些时间性特点使新闻常规朝一个特定方向发展；施莱辛格(Schlesinger)说，时间的流逝感深入新闻人的意识中，节奏、顺序、时长等时间性概念塑造了电视新闻的特定文化形式。
但是，科技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时间的理解和时间性体验。
在过去几个世纪中，科技驱使着计时工具经历了从日晷、到滴漏、到沙漏、到机械钟、到原子钟的革新，科技塑造着时间，进而改变着社会进程，带来社会的巨大变化。
以西方近代史为例，美国历史学家芒福德(Lewis Mumford )曾说，钟表和蒸汽机是18-19世纪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两大决定性科技，当我们谈论工业革命的时候，不要忘了先有钟表革命，然后才有工业革命，可以说，“是钟表，而不是蒸汽机开启了工业革命时代”。
在今天的世界，计算机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科技，面对着计算机的快速更新换代，已然有人在讨论以计算机时间替代钟表时间的可能性，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想象人类社会将在计算机驱动的又一次时间革命中发生改变？
回到新闻传播中来，改变的可能性和想象空间也是无穷的。有些改变已经悄然发生了。比如同样是观看《新闻三十分》这一个电视节目，几年前的状态还是，作为观众的我们，需要在中午12点钟准时坐在电视机前打开中央台才能看到这一新闻节目，但是现在，也许已经到了下午六点钟，只要我们连上互联网，拖动时间轴，我们在网上依然可以回看过去的节目，不仅是《新闻三十分》，可以是任何电视节目，不仅是中午12点，可以是任何一个时间点，好像在一个时间的河流中，我们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进入、任何一个地方退出，自由穿梭、随意逗留，感觉像是进入了科幻片一样。
这也意味着电视或是新闻，作为公共生活组织者的角色在面临着消解，个体的自主性极大地提高，个性化被极大地满足，个人化极大地彰显。
过去我们常说传播的仪式观，美国传播学者凯瑞(James Carey)的观点，或者“媒体事件”，媒体创造社会事件，戴杨(Daniel Dayan)与卡茨(Elihu Katz)的观点，比如除夕晚上看春晚，不在于春晚多好看，在于它创造了一个共同的时空让一家人聚在一起，是为“过年”。但是现在，我们每一个从事新闻传播的工作者，不管是实践还是科研，都要面对的问题是，传播在多大程度上还撑得起仪式？新闻在多大程度上还与公共生活相关？
四、数字化媒体与时间
最后，我想从实践的角度谈谈数字化媒体与新闻的时间性变迁。随着数字化科技的发展，新闻的生产、发布、消费都在在加速，很多新闻工作者在这种加速中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焦虑。
《哥伦比亚新闻评论》一篇文章中曾经谈到，新闻现在变成了一种仓鼠轮(Hamster Wheel)，一直在转，永不停歇。所以，有人开始呼吁，我们的社会要不要再重新考虑一下，让新闻不要滚动得那么快，提供一些“慢新闻”(slow journalism)，也许生活会变得更好。其实，这背后就反映了大众对于当下难以阻挡的新闻加速之势的焦虑。
我在一篇论文中曾经提到，这种变化在新闻生产实践中，表现为编辑记者可以直观感知到的时间的加速、提前和拉长以及冲突。我曾考查过一个报业集团，有一位编辑跟我说，他们现在工作时间分为主时段和副时段，主时段，就是传统的一天八小时或九小时，而副时段就是除此之外的所有时间。这种工作模式还延伸出了“AB角”的设置，也就是两个人干同一份工作，时间加起来可以覆盖所有的时段。
这种“不打烊编辑部”的出现，对新闻工作文化带来的影响是，新闻工作者极度地焦虑，一方面，他们感到突然不知道怎么做新闻了，似乎以前的标准都不管用，不知道怎么才能做出好新闻，令人满意的新闻；另一方面，他们对自己的工作价值也产生了很多疑虑，很多人突然不知道这个职业的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要怎么样做才能获得职业尊严，工作价值陷入混乱中。
现在去媒体机构调研，发现人员的年龄结构越来越年轻化，很多编辑记者，虽然在媒体里只待了三四年的时间，但已经想要离职了。有一位很年轻的编辑，大学毕业来干新闻不到四年，但他跟我说，“我觉得我已经是个老人了，我在我们这个部门，是年纪最大的”，他说他感觉自己“已经被耗干了”。
以前，财新记者王和岩曾经说过一句让我觉得特别动情的话，她说，“我就想一辈子当记者，把记者做成一个白发苍苍的职业”，大意如此，但现在，想把记者当成一个一辈子的职业的人估计很少了，很多人都很焦虑，怎么坚持到白发苍苍的时候？
在当今数字化的大环境下，新闻按现有的模式发展，已经很难再跟时间建立起一个良好的、互洽的关系了。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谈论新闻业内所谓的“危机”的时候，背后基础性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新闻的变化跟不上时间的变化，两者脱节了。
以前，我们经常拿一句话来批评一些老派的媒体，说它们做新闻慢，“等你开始反应过来，黄花菜都凉了”，是说他们的新闻生产与大众对时间的期待产生了落差。而如今，在新媒体的环境下，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这样的紧迫感，似乎随时都会出现“黄花菜都凉了”的境况。所以，新闻如何建立起与科技的互洽关系，如何跟社会协商一个合理的速度期待，如何理顺内部的工作常规和职业价值文化，从而让新闻重新找到时间的平衡点，则是今天新闻业转型的关键问题。
END
运营总监 | 谢 婵
原标题：《新闻工作者的时间观：与时间同行 | 媒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