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散体独行文大量出现，但各种文体并不是平行发展。奏议由于其功用的关系而成长最为迅速充分，体制最为完备，因而也最能代表汉代散体独行文的艺术风格。“两汉散文艺术的嬗变，主要是论辩艺术的嬗变”。两汉论辩艺术的嬗变，则清晰地体现在奏议的嬗变中。汉代奏议作为古代应用文体中上行文的一种，除了具备应用文体的一些特点之外，在汉代还具有感情浓郁的政论散文色彩。其中，贾谊的政论体散文堪称汉代奏议体散文的突出代表。
贾谊的诸多政论文
意在总结秦所以失、汉所以兴的历史经验教训，为汉代的长治久安出谋划策。作者身处汉之盛世，却在一派升平气象中洞察到危机四伏，为人们的泰然自若而痛心疾首，故力诋种种弊端，痛斥因循苟且，言辞锋利，情感激越，褒贬分明，毫不含糊。其披肝沥胆，充分传达出作者对汉朝的关注和期望，显示出他的远见卓识。
贾谊是汉初最重要的思想家和最杰出的文人。他的政论散文，全面地阐述了深刻的政治思想和高瞻远瞩的治国方略，鲜明地体现了汉初知识分子在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创始时期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标志着中国散文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代表着汉初政论体散文的最高成就。
两汉是经学昌明的时代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经学博士相继设立，经学大师层出不穷。西汉时期，经学逐渐演变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它的兴盛对当时的政治、思想、文化、法律、经济、文学艺术、士人心态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影响文人创作心态和思维方式的同时，自然也影响了汉代奏议的内容及表达方式，突出表现就是引经据典，依经立义。 汉代奏议引经据典、依经立义始于武帝。
武帝以前，奏议大多是作者内心的真实感受，征引经书尚不多见，奏议中经义的密度越来越浓，最终由修辞手段演变为阐述的主体与方式，士人上书言事，无不由经义生发。刘向、匡衡的奏议堪称代表。 两汉专制制度不断加强的情况下，文人儒士的独立自主性越来越少，他们再也不能像先秦时期的“游士”一样对天下诸事妄加评论，而越来越依附于君主的意志，谏诤也越来越难。但作为有正义感、责任感和社会良知的文人、儒士心中，“匡君”、“谏君”的道德义务更为重要。
他们或出于谏官的职责，或出于感恩报德，或出于激愤，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直言谏诤，特别是在君主暴虐、昏庸，或外戚、宦官专政，社会黑暗的情况下，不少人没有贪图功名利禄，而是以死相谏，留下了许多感人肺腑的奏议。但进谏如欲达到预期的目的，不但需要忠诚，还需要胆略，尤其需要有进言的智慧和善谏的本领，讲究进谏的方式和技巧，这样才能打动君主。两汉时期的臣子们就掌握了许多进谏的技巧。 选准角度，拉近与皇帝的心理距离。皇帝是一国之君，平时日理万机。
对于治国安邦的大道理早已厌烦
他也需要关心和体贴，需要娱乐和休息，所以许多皇帝都有骄奢纵欲的毛病。汉武帝虽是一代明君，但其欲望也多，沉迷游猎就是毛病之一。沉迷游猎，践踏民田，荒于治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许多危害。察言观色，委婉曲折地进行讽谏。委婉而讽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它既需要很深的语言功底，又需要开动脑筋，机智灵活地加以运用。
东方朔是西汉著名的文学家，其性格诙谐滑稽、不拘小节，但他又是一个善于察言观色，敢于讽谏的人。寄托灾异，用神秘的力量来规劝皇上。在封建社会，臣下进谏皇帝仅仅有责任心，有理还不行，还必须寻找、利用机会，在汉王朝的中后期，奏议作者为了保全自己，常常借题发挥，抓住上天、灾异、术数等等具有神秘感。
结语：
令皇上生畏的力量，用其警戒来规劝、进谏皇上，促使其处理、解决重大的现实问题。打破陈规，提出独树一帜的新观点。人们在认识事物，看待问题时，常常按照传统、习惯或沿着一定的思维定势去思考，这样往往囿于成见，很难得出新见解。汉代的策略之士眼界高远，思维活跃，能做逆向推理，发人之所未发，得出出人意料的新结论，功效十分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