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公文一般书写在简牍之上。传递公文时，官员使用随身携带的官印，将卷好的简牍押印封泥进行缄封。造纸术发明后，纸张逐渐取代了简牍，越来越多地使用到日常的公文书写中。官印直接盖在纸上，印面变得越来越大，官印也越来越不便于携带。隋朝时，官员的官印已经收归官府保存了。既然官员不再随身佩印，绶便无所附丽，印绶制度也就逐渐失去了区别官阶高低的意义。
取而代之的，就是鱼袋制度。
《倭汉三才图会》中的唐代鱼袋
鱼袋制度是唐宋辽金元时期实行的、依据官员的品级高低佩戴不同鱼袋以证明身份等级的一种佩饰制度，是我国章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古代品色衣制度的重要补充。
一、鱼袋溯源
顾名思义，鱼袋是盛装鱼符的袋子。
1.鱼袋因唐代的随身鱼符而得名
说到符契，我们大概首先会想到战国时期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信陵君所窃之符，为虎符，是古代调兵遣将的特别证明物件。其形制一般为铜卧虎，表面錾刻金字，纵向剖开，切面处设计成阴阳嵌突结构以便啮合，朝廷和将军手中各留其半。天子调动前方军队，令人持右半虎符前往军中传达诏命，两符放在一起严丝合缝，调兵的命令才能贯彻下去，“符合”一词便由此而来。
战国时期杜虎符（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鱼符制度始于隋朝。隋文帝曾经先后颁发过木鱼符和铜鱼符给京师的高级官员。
开皇九年，颁木鱼符于总管、刺史雌一雄一……十年，冬十月甲子，颁木鱼符于京师官五品以上……十五年，五月丁亥，制京官五品以上佩铜鱼符。——《隋书·高祖本纪》
唐代鱼符大兴。鱼符在唐代总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属于功能性鱼符，用于地方官员的任命与罢黜、军队的调度、作为出入宫门及京师城门的凭证等，不必随时带在身上，只是在有需要时取出与朝廷使臣所持的另一半相验。另一类属于装饰性鱼符，称作随身鱼符，必须随身佩戴，以“明贵贱、应征召”，它既是一种证明官员身份、品级的标志，也是官员应诏入宫的通行证。鱼符内侧刻有佩符人的官衔及姓名等文字，中间常有一“同”字形榫卯，校验时与另一半相合。有的鱼符还在中缝处刻有“合同”二字，分别位于两个半边符上，用于校验。“合同”一词即由此而来。
唐代铜鱼符（山东东营历史博物馆藏）
唐代的随身鱼符必须配以相应级别的袋子，这就是鱼袋得名的由来。
2.鱼袋之制受到了绶囊之制的影响
根据汉魏的印绶制度，官员必须佩印绶于身，使人一望便知其身份尊卑。印绶装在特制的鞶囊里，称作绶囊。官员除了将绶垂在绶囊外边，以表示自己的身份外，绶囊的材质及其上的兽头装饰也通常与佩戴者的身份挂钩。
隋唐官员不再随身佩挂印绶，而主要以品色衣制度来区别官员级别的高下，但仍然对前朝官员佩戴袋囊类饰物以别尊卑的做法青眼有加。鱼袋之制正是在汉魏以来朝服佩绶囊之制的影响下，进入了国家官服体系。
二、鱼袋制度的历史沿革
1.唐代定型与发展
鱼袋始于唐初，至少在唐高宗年间，鱼袋制度已经形成。唐朝前期，对于鱼符和鱼袋的佩戴资格要求严格，仅有五品以上的京官才有资格佩戴，而且官员在退休及离任时必须要交回鱼袋。
高宗永徽二年五月，开府仪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职事四品、五品并给随身鱼。咸亨三年五月，五品已上赐新鱼袋，并饰以银。——《旧唐书·舆服志》
高宗给五品以上随身鱼银袋，以防诏命之诈，出内必和之，三品以上金饰袋。——《新唐书·车服志》
武则天当政后，以玄武（龟蛇）与“武”姓相合，于是将佩鱼袋改为佩龟袋，并规定按品级不同分别用金、银、铜装饰龟袋，其中三品以上的高官才可以用金龟袋，“金龟婿”即源于此。
久视元年十月, 职事三品以上龟袋, 宜用金饰, 四品用银饰, 五品用铜饰, 上守下行, 皆从官给。 ——《旧唐书·舆服志》
唐中宗时期，又恢复了旧制，规定五品以上官员依然佩鱼袋，且佩戴的范围逐渐扩大。唐玄宗时期，不仅品级较低的官员可以佩鱼袋，而且还逐渐演变成终身佩戴，官员退休后也不必交回。皇帝还通过赐服、借服的方式赏赐鱼袋，唐代史籍中有大量赐“紫金鱼袋”“绯鱼袋”的记载。
开元八年九月十四日中书令张嘉贞奏曰：“致仕官及内外官以上检校、试、判及内供奉官见占阙者听准正员例，许终身佩鱼。”——《唐会要》
2.宋代延续
宋代继续沿用唐代的品色衣制度和鱼袋制度。不过宋代的鱼袋里已经没有了鱼符，只是在袋上用金、银饰以鱼形，系于身上，鱼袋也不再具有应征召、防诈伪的功能。宋高宗当年召回岳飞，用的是十二道金牌，跟鱼符没有什么关系。宋代的鱼袋主要是作为官员彰显身份等级的一种装饰，故有“唐以袋贮鱼，宋以鱼饰袋”的说法。
宋代鱼袋的使用范围也很广，除了用作各级官员的身份标识外，也可作为官员致仕（退休）的一种优抚，皇帝赏赐鱼袋的现象非常常见。
(太宗雍煕元年南郊后)大赦，内出鱼袋以赐近臣，自是内外升朝文武皆佩鱼。凡服紫者，饰以金；服绯者，饰以银。廷赐紫，则给金涂银者；赐绯亦有特给者。京朝官、幕职州县官赐绯紫者亦佩。——《宋史·舆服志》
3.辽金元借鉴
唐宋的随身佩鱼制度对辽、金、元政权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借鉴了汉族官员的朝服与佩鱼制度，建立起了自己的服饰制度。
皇太子玉带佩玉双鱼袋；亲王玉带佩玉鱼；一品玉带佩金鱼；二品笏头毬文金带佩金鱼；三品、四品荔枝或御仙花金带并佩金鱼；五品服紫者红鞓乌犀带佩金鱼；服绯者红鞓乌犀带佩银鱼；服绿者并皂鞓乌犀带。 ——《金史·舆服志》
4.明代废弃
明代实行佩腰牌制度，以腰牌来标明身份和作为行使权力的信物，鱼袋制度逐渐被废弃。
三、鱼袋的形制
最早的鱼袋，属于软袋，以布帛制作而成，故以“袋”名，也称作“帛鱼”。唐张鷟《朝野佥载》就有“彩帨为鱼形，结帛作之，取鱼之像”的记载。在唐代早期画作中也能够看到其大致形态。阎立本所绘的《步辇图》中，穿红袍手执笏板的大唐典礼官右腰垂下的挂饰，就属于结帛而成的鱼袋。
（唐）阎立本《步辇图》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历史上更多的鱼袋，是硬袋，一般为一长方形木匣，外裹皮革，并以金银为饰。这种鱼袋结实耐用，且美观漂亮，唐宋时期一直沿用。
从外形上看，硬鱼袋可分为长方体鱼袋和底方顶拱形鱼袋两大类。
1.长方体鱼袋
长方体鱼袋多见于唐代的传世画、画像石、蕃臣石雕像、墓葬壁画、石椁线刻、石窟寺壁画上，有的没有任何装饰，有的有花纹装饰。无装饰鱼袋如唐惠庄太子李墓石门左右门扉的两名男侍，相对而立，腰部均佩有长方体无装饰鱼袋；有装饰鱼袋如唐中宗定陵的蕃酋像上的鱼袋浮雕，袋面有三处桥形带卡，还有四枚桃形装饰。
唐代长方体鱼袋
2.底方顶拱形鱼袋
底方顶拱形鱼袋的底部为长方体，顶部呈三拱形或双拱形，有的拱形上可见鱼形图案。这类鱼袋不仅在五代、两宋时期的石雕像、石窟寺壁画、传世画作上出现，也有木质仿真鱼袋与金、银鱼饰等实物出土。
五代《文苑图》中的文人，头戴翘脚幞头，身着紫色圆领宽袖长袍，束玉銙带，腰部右侧系有底部红色长方体、顶面黄色的双拱形鱼袋。
（五代）周文矩《文苑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宋人的画作中也往往以鱼袋来体现身份。宋代的《春游晚归图》中，老官员骑于马上回望，其腰部右侧系有金色双拱形饰物，为宋代的金鱼袋。
（宋）佚名《春游晚归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近年来鱼袋上的金银鱼饰也陆续被发现。
江苏常州南宋墓出土的鎏金银鱼饰
浙江兰溪南宋墓出土的金鱼袋饰
综上，鱼袋制度在我国历史上存续了数百年之久，是我国古代社会政治制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古代社会国家治理中的一种管理技术，其“昭名分、别等威”的礼制功能，为古代社会的有序运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