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3月间，刘少奇同志根据党的委托来到天津，担任党的北方局书记。
这时华北的形势十分复杂，一方面，日寇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步步紧逼，于1935年6月签订了“秦（德纯）土（肥原贤二）协定”，宣布察哈尔省为非武装区域。
11月，日寇又扶植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公然将北平、天津附近的22个县分裂出去。
与此同时，日本特务又不断拉拢驻河北的第29军军长宋哲元、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等人，企图进一步加强其对华北的控制。
而河北的国民党当局在蒋介石的授意下还在积极打压爱国人士的反日运动，并大肆搜捕共产党员。
1930年代初期，由于组织上“左”的错误和叛徒出卖，华北的党组织曾经遭到过2次严重的破坏，导致大批党员被捕、遇害，到1936年春虽经多方营救，还有许多党员被关在监狱里。
北平草岚子监狱
在刘少奇来到天津以后，他发现华北各主要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十不存一，党的地下工作陷于十分困难的处境。
他更担心的是，华北的局面随时可能发生变化，而关在监狱里的同志们如果落到日本人手里，那可能就是十死无生。
同时，如果把这些同志解救出来，无疑可以大大加强我们在当地的力量，为不久之后可能的抗日斗争做好准备。
为了尽快解救这批同志，刘少奇找到了时任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柯庆施，柯庆施是19入党的老党员，担任过一段时间的中共中央秘书长，他从1933年就在河北工作，对当地的情况很熟悉。
柯庆施献计说：其实很多被捕的党员干部他们的刑期都已经到期了，只要履行一个所谓的“出狱手续”就可以获释，到时候我们再做做工作，另外一部分没有到期的同志也可以出狱。
但是因为他们坚决不履行“出狱手续”，所以营救工作至今陷入了僵局。
多年后草岚子狱友合影留念
听了柯庆施的话之后，刘少奇陷入了沉思，他当然明白所谓的“出狱手续”就是要在国民党当局所谓的“反共启事”上签字，这可是原则问题！也难怪那些同志们至今不肯签字。
关键的问题在于，眼下不是硬碰硬的时候，时间拖得越久，对我们的工作越不利，对他们的安危越不利。
考虑再三，刘少奇给延安的中央打了报告，提出了让这批同志“假自首”获释的建议，当时中央接手这份报告的人是主持党务工作的张闻天。
张闻天收到报告之后认为兹事体大，又和毛主席、周恩来等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商量，最后同意了刘少奇的意见。
很快，北方局给狱中同志的指示递了进来，监狱里的党组织经过反复鉴别，认为这些消息确实是真的，于是从1936年9月开始，以薄一波为首的被捕同志履行了“出狱手续”，陆续出狱。
代表北方局迎接脱险同志的人正是柯庆施，而薄一波也在交谈中知道了，解救他们的这个计策虽然是刘少奇同意的，但真正出谋划策的人也是柯庆施。
抗战时期的薄一波
柯庆施是薄一波入狱之后才到华北工作的，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地下工作不容易，况且若不是柯庆施还记得他们这些被捕的同志，恐怕他们早晚要变成井中枯骨，这让薄一波心中对柯庆施的感激之情更深了一层。
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柯庆施根据北方局的委托，到太原和阎锡山谈判无条件释放王若飞同志，并且代表党组织审查了王若飞在狱中的表现，最终实现王若飞平安出狱。
离开太原之后，柯庆施去了延安，在那里先是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随后又出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这是党组织根据柯庆施为人圆滑，长袖善舞的特点的安排。
在延安时期，柯庆施曾被怀疑为“特务”挨了整，后来虽经毛主席干预得以平反，但正因如此，柯庆施长期呆在后方，远离了抗战一线，在职务晋升上显然不及薄一波等人。
1945年秋天抗战胜利，柯庆施才从延安重返华北，出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财委副主任。
而这时薄一波已经是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和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还是“七大”上当选的中央委员，无论是行政职务还是党内职务都远远高于柯庆施。
薄一波与家人
解放战争开始后，由于刘邓大军于1947年夏天挺进大别山，邓小平的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一职就由薄一波代理，成为整个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最高领导人。
随后薄一波的发展可谓顺风顺水，1948年战略决战前夕，党中央决定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解放区合并，并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华北局，以刘少奇为第一书记，薄一波为第二书记。
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薄一波推荐柯庆施进入华北局成为党委成员，因为柯庆施当时是石家庄市长，而石家庄是我党在华北控制的最大城市。从这个道理来说，柯庆施不进华北局是说不过去的。
刘少奇却提出了反对意见，他告诉薄一波：柯庆施可能不适合担当这个职务。
而刘少奇对柯庆施的了解，可远远深于仅有过数面之交的薄一波，早在1910月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时，他和柯庆施就是同学。
次年5月，他到俄罗斯东方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学习时，与柯庆施又是同学，后来在上海的白区和中央苏区，他与柯庆施共事时间长达七八年之久。
刘少奇同志
实际上，对于柯庆施的才华、为人、品德等各方面，刘少奇早就做了全面的考察，他突然提出反对绝不是心血来潮。
但薄一波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柯庆施是26年党龄的老党员，这么多年的大风大浪都过来了，还能有什么问题？
他摆出了许多事实：柯庆施早年曾到苏联留学，又做过统战、兵运、经济、地下工作，还参与过军事指挥，在中央、地方、军队、国外都工作过，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素质全面、很有思想，绝非碌碌之辈。
因为刘少奇很快要到中央工作，华北局的工作以后要靠薄一波来主持，从这一点来说，刘少奇必须要支持薄一波的决定。
因此刘少奇只能善意地提醒薄一波：你提拔重用柯庆施的后果，可能会是严重的，将来你要负责。
1949年5月，柯庆施调任刚解放的南京市副市长，不久升市长兼任市委书记，随后升江苏省委第一书记，1954年又任上海市委书记，成了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
柯庆施与刘少奇
可以说，此人的才华极高，一旦有了一个足够大的舞台，所爆发出的能量非同寻常。
在上海期间，柯庆施做出了一些成绩，比如他在1956年7月制订了“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工业方针，改变了“一五”期间上海维持、紧缩的常态。
很快，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就超过了全国平均增长速度，随即他在1958年又提出了上海工业产品要向“高级、精密、尖端”的方向发展；
这一口号，为后来上海建设成为中国先进工业、科学技术基地做了铺垫，尽管那些年上海总是在大力支援全国建设，但综合经济实力却连年攀升。
上海全市的工业产值从1956年的113.92亿元增长到1965年的230.77亿元；使得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只可惜，才华往往是不能和品德划等号的，柯庆施主政上海以后兴风作浪，在很多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推波助澜，起了不好的作用。
与毛主席在一起
长期在白区的工作经历，以及和三教九流人物搞统战的经验，让柯庆施见风使舵，察言观色，逢迎拍马的本领大大增强。
他探知毛主席内心迫切希望在现代化水平上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之后，立即写了一篇《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由此深受毛主席的信任。
在1958年的南宁会议上，柯庆施因此被毛主席视为自己坚定的支持者，但实践证明，任何超越当时中国的现实国情的政策安排，归根结底是要失败的。
但南宁会议的现实也让柯庆施明白：除了紧跟毛主席，跟其他任何人都没用，因此他开始想方设法地接近毛主席身边的人，打探毛主席的动向，对于毛主席的意见不分对错地一概极力支持。
事情发展到这里已经变味了，柯庆施开始被称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在党内被尊称为“柯老”，尽管1902年出生的他比毛主席要小9岁，比周总理还小4岁。
尽管50年代末期国家的经济进入低谷的调整期，柯庆施的党内地位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在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首次会议上，他被拔擢为国务院副总理。
紧跟毛主席
当时国务院一共16位副总理，柯庆施排名第6，其排名比聂荣臻、李先念、谭震林、李富春等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还高，更是高于排名第12的薄一波。
就在柯庆施一度被视为接替周总理的热门人选时，意外却发生了。
1965年4月5日，柯庆施在成都参加当地党政领导举行的招待会时，一时兴起吃了不少肉食。
川菜本就重油重辣，柯庆施此时已经患有肺癌，医生还特地嘱咐他一定要清淡饮食，结果这次管不住嘴巴，让他把命给赔了进去。
4月5日晚上12点多，他突然腹痛，等到上海的医生坐飞机前来诊治已来不及，于4月9日因急性出血性胰腺炎暴卒，时年只有63岁。
柯庆施去世之后哀荣备至：4月13日北京举行万人公祭大会，主祭人为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同日上海也举行了规模超万人的追悼会，并且华东六省全部举行追悼会，均由省委第一书记主持。
关于柯庆施逝世的新闻通稿
他去世后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直到1988年才应其女柯六六的要求移出八宝山，送回家乡安葬。
可以说，对于离世前后中国发生的很多问题，柯庆施都要负直接或间接的责任。
总结柯庆施的一生，此人才气太高，心机太深，运气太好，又是骤然贵显，这几件事都占了天机，确实不会长寿。
多年之后，已是垂暮之年的薄一波谈起往事还不由得遗憾：少奇同志是对的，我当年看错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