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一波同志，你仍然坚持用柯庆施的话，后果会很严重，将来你可要负责！”
这番明确写入党史的记载，发生于1948年3月，由刘少奇同志主持讨论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中央局合并成立新的华北局相关会议。
已内定主持华北局工作的华北局第二书记薄一波提议把当时还不是中央委员的柯庆施选入华北局。为此，曾与柯庆施打过交道的刘少奇才说出了上述那番话，他要让一波同志在慎重考虑是否启用柯庆施。
最终结果不言而喻，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在“文革”爆发前夕，柯庆施在一些重大问题与事件上犯有严重的错误！
江南“柯怪”
柯庆施，小名立本，学名尚惠，自号怪君，曾化名柯乃康，1902年生于皖南歙县南乡竹溪村。
竹溪村位于歙县和绩溪县交界处，山高路远，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不过，柯庆施的父亲柯广葛多年从事教育工作，19创办“歙县竹溪私立继述初等小学校”，家境尚可。
得益于良好的家庭条件，8岁时的柯庆施入父亲办的小学读书，学业相当不错。19小学毕业后，考入安徽省立第二师范附小学习。
可见，能考入当时徽州府最好的学校，证明柯庆施善于独立思考，严格约束自己的道德行为。
时间转眼到了195月，北京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席卷全国，这给了柯庆施极大的触动，让他有了初步爱国主义思想。
很快，柯庆施投身于这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写作一篇《国耻纪念日之感想》的热血文章。
从相关遗留文字和柯庆施写给父亲的家书来看，那时的他慷慨激昂，甚至想以死报国。这种激进的爱国思想令柯庆施被学校开除。
19底，柯庆施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一同龄女子结婚，但求学之心尚未泯灭，思来想去后柯庆施给父亲修书一封，表达了好男儿志在四方，若蜗居家乡，一辈子庸庸碌碌，倒不如将一腔热血洒在祖国的山川河流。
眼看爱子心意已决，父亲只好听之任之。没了家庭的束缚，柯庆施犹如虎入深山、鱼入大海，天高海阔任其翱翔急驰。
彼时的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柯庆施自知乃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要想出人头地，他唯一比旁人有些优势的莫过于笔杆子还算硬。
既如此，柯庆施对自己的未来做了明确规划，他要投身文学界，或是担任报社主编，或结识一些如当时的社会名流，这样才可大有作为。
198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青年团成立不到三个月的时候，柯庆施经人介绍与陈独秀有了更深一步的来往。
1911月初，《新青年》杂志发表了柯庆施与陈独秀的来信，陈独秀对这个安徽小老乡多加引导和训诫。最后经杨明斋介绍，柯庆施如愿以偿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在此期间，他以笔名“怪君”连续发表了多篇针砭时弊的文章，江南“怪君”一时响彻上海滩。
而柯庆施之所以起这么一个笔名，取自“古者恒以喜事而名于他物，以示不忘之意。余则因时势之多奇而生无穷之悲惧。然己又乏除怪之能”。
后来有人据此叫他“柯怪”。
知名女作家丁玲曾回忆，柯庆施特别怪，他文章写得好，也时常和一些女学生打交道，却从来不占她们便宜，更没有说要想着交往对象，他是一个“烂板凳”（意思是柯庆施能坐烂板凳，形容他性格脾气较好好）。
也正是在这一阶段，柯庆施系统地学习了《唯物史观》《资本论》《共产主义ABC》等一些有关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著作。
他逐渐明白中国贫穷落后和连年战乱的根源，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
195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的柯庆施从上海启程前往苏联，同行的还有高君宇、马哲民等十几人。
19初，柯庆施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柯庆施与伟大导师列宁握手，列宁还详细询问了柯庆施中国的革命情况，同时提出重要意见。
据说，当时的柯庆施不仅热泪盈眶，因为异常激动，两条腿抖如筛糠，若不是有旁人搀扶，根本站不起来。
大会闭幕后，柯庆施继续留在苏联学习访问一段时间。他一边学习共产国际理论，一边考察苏联政治、经济状况，加深了革命经验，进一步坚定了要做一名马列主义者的决心。
19夏，柯庆施返回祖国，党组织分配他到上海团中央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夏，陈独秀委派柯庆施回到安徽，具体负责党团工作，号召青年学生和有志青年结合起来，进行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运动。
至20世纪30年代初，柯庆施在安徽、江苏成功策动了多起学生爱国运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柯庆施回到上海，担任中共上海闸北区委书记，后辗转前往湖北从事“兵运”工作，历任红五军第五纵队政治部主任、红八军政治部主任；1933年被派往张家口组织领导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工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柯庆施历任许多重要的军事领导岗位。
这样一个对我党有着突出贡献的柯庆施，少奇同志为何劝薄一波同志千万不要重用他呢？
逐渐偏“左”的柯庆施
20世纪30年代的党内并不太平，先是由王明、博古等人组成小团体，排挤打压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后来张国焘更是欲分裂红军。
好在贵州遵义会议结束后，毛泽东重回领导岗位，这才稳住大局。
在一系列路线斗争中，柯庆施与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关系十分不错。20世纪30年代前中期，党内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王明的秘书把王明的一些谈话告诉了毛泽东，柯庆施得知后，特地跑到王明那里提醒他要注意毛泽东的反应。
这是一种怎样的行为？不用明说，柯庆施当时不相信毛泽东，有意挑拨毛泽东、王明和其他同志的关系。
不久后，柯庆施被列为“重点斗争”对象，李富春同志甚至当众宣布“柯庆施是反革命分子”，他立即遭到关押。
少奇同志出于对同志的关心，曾单独找到柯庆施谈话，点出柯庆施在整风运动中始终站在王明的那一边，有意无意挑唆同志们之间的关系。
最终，柯庆施的妻子投井自杀。幸亏毛泽东及时出面干预，才让他活了下来。
经过这场事件后，党内大部分同志不再相信柯庆施。
1935年，他被派往河北省从事白区工作，先后担任过河北省委县委书记和组织部部长等职务，远离了党中央的核心圈子。
在此期间，柯庆施向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建议拯救一批被关押在北京的同志。后来北方局作出决定，并报请党中央批准，使得被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的薄一波等几十名党的领导干部走出监狱。
包括1937年王若飞同志出狱，柯庆施在其中也做过很多工作。
同志们出狱后，柯庆施亲自接待他们，负责分配他们的工作，并及时对其进行开导思想，帮助我党解决了当时干部不足的难题。
抗日战争末期，柯庆施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表现相当不错。解放战争时期，柯庆施在晋察冀边区任行政委员会财委副主任与石家庄市市长。
当薄一波同志担任华北局实际负责人后，他就准备提名柯庆施进入华北局，却遭到刘少奇同志的反对。
少奇同志为何反对薄一波同志的这一任命？原因其实很简单，从此前刘少奇对柯庆施的为人来看，他工作能力强、党政觉悟高，善于揣摩上级的思想以及党的一些精神，这些都是他的长处。
但是，这个人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他没有一个共产党员实事求是的作风。说好听点是表里不一，说难听点就是见风使舵。
如此喜欢窥测动向的柯庆施，将来在工作中肯定会犯下严重错误。出于这些目的，少奇同志才会劝诫薄一波不要重用柯庆施。
当然在这件事上，薄一波同志也没有大错，毕竟当时的柯庆施在外人看来已经洗心革面。何况解放战争末期，我党需要大量有经验的干部，放着柯庆施这么一个人才不用着实浪费，倒不如让他进入华北局，帮助自己分忧解难，这样也是为了全党和全国人民。
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柯庆施对毛泽东盲目崇拜，他本人变得越来越“左”，经常抓住一些小问题不放，甚至攻击陈云这些久经考验党的领导干部。
1959年夏召开的庐山会议，柯庆施扮演了一个特殊角色，他的一些发言导致全国刮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倾风暴”。
20世纪60年代初，柯庆施甚至堂而皇之搞起了“迷信领袖，盲从领袖”的一套歪门邪说。
此时，不甘寂寞的江青开始在文艺界找缺口，找来找去，她把目光转移到了上海。
上海是柯庆施发家的地方，他身边还有个工作人员张春桥很受信任，一来二去，张春桥与江青搅和在了一起。
1963年5月，上海《文汇报》刊登一篇《有鬼无害论》的文章，这篇文章与“文革”时期批判海瑞罢官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因此，仅凭柯庆施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看出少奇同志当年的那番预测有多么准确了。
1965年4月，柯庆施在成都疗养时突发急性胰腺炎，经医治无效去世。
4月13日上午，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柯庆施追悼大会，主持者竟是刘少奇同志。
时至今日，中共八大二十名政治局委员中，唯一没有出版个人传记的就只有柯庆施了。或许柯庆施的是非功过还要留待后人评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