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界关于莫言的争论从未停歇，既有极度赞扬欣赏他的作家，也有批评家对其严厉指摘。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由此成为获得该项殊荣的首位中国籍作家，莫言的名字一时之间广为流传。大多数人认为这不仅是莫言个人的荣耀，更是整个中国文学界的荣耀。但伴随着这项殊荣而来的批驳也不绝于耳，部分批评家对莫言的作品进行了极大的否定，虽然其中不乏哗众取宠的目的，但围绕着莫言的争论却一度不断升级。
赞赏的一派认为莫言的文学创作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叙述方式，以陌生化的语言展示了中国农村的真实面貌，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而批驳他的阵营则认为莫言的作品中，没有中国文学的含蓄、精微、优雅的品质，他放纵自己的想象，习惯于根据自己的主观感受来写人物，常把自己的感觉强加给人物。一直以来这两派观点构成了莫言文学作品批评的主要的观点。
作为一位普通读者，阅读他的作品不多，只能直观谈谈个人的感受。首先极为明显的一点就是莫言所呈现出的世界是非常有意思的，他所写的东西是别的作家所不曾写过的，因此就具有新奇性。其次，莫言的作品中常常想象与现实穿插，阅读过程中会觉得有点困难。最后，莫言笔下人物没有完美的人物，既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睿智，但同时也毫不掩饰地暴露他们的愚昧与软弱，以及由这种弱点所酿成的悲剧。莫言常说，自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所以在他的笔下，没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激愤，有的只是作为一个局外人的客观与冷静，用故事说话，让人看到他的善恶观、道德观。事实上，莫言在我的心中就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老者，他默默地带领读者走进故事的世界，让读者自己思索与判断。
意大利保留着讲故事的传统，卡尔维诺就是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会讲故事的作家。所以对于一个作家而言，会讲故事绝对是一种至高的评价。没有故事的人是可怜的，有故事讲不出来是可怜的，没有故事可讲却硬要编个虚假的故事是可怜的。所以莫言是幸福的，他讲故事的本领也实在算是高超的。
讲故事不外乎两种角度：一是“讲什么”，二是“怎么讲”。从这两个角度出发，看莫言的作品可以稍微领略到他独特的故事魅力。
首先，“讲什么”的问题。莫言于1955年2月17日出生在山东高密----这片长满红高粱的黄土地。童年时期，母亲给他讲的各种故事成为了文学启蒙。莫言自己经常强调自己是乡下人，是农民的儿子，他的创作与母亲分不开，更与那片广阔的土地分不开。莫言曾经谈到自己作品中各种故事的
他的中篇小说《红高粱》就是以土匪抗日为主题反映了农民的智慧和家国大义，更展示了高密这片土地上的风土人情。余占鳌是集善恶美丑于一身的典型人物。他表达爱恨的方式就是杀人，包括他的亲叔叔余大牙，对手花脖子，情敌单家父子。而这种“杀人”的行为，在传统的伦理道德中无疑是“恶”的，是不可饶恕的。但在具体的价值行为中，他杀人的行为却又是高度的“善”，是高度的英雄主义和高度的爱国主义的表现。在爱情的准绳上，余占鳌杀死仗势欺人的单家父子，是为了拯救深陷苦海的爱人；他杀死酒后乱性的余大牙，是为了还无辜少女曹玲子一个公道；他杀死流氓头子“花脖子”，是为了当地百姓免于盘剥之苦……这些都恰恰表现出了一种深邃人性的“善”。处于这样一个伦理道德边缘的小村里，他游离于道德伦理与法律纲常之外，但同时他又放荡不羁，自觉自愿地投入到抗日的队伍之中去。这种杀敌护家的意识源自血液，所以他不接受改编，他无所畏惧，他不受约束。
戴凤莲是一个令人敬佩的农村妇女。她热烈大胆，深入匪穴，毫不畏惧；她果敢勤劳，受到众人尊敬；她泼辣豪爽，大碗喝酒大碗吃肉；她敢爱敢恨，敢作敢当；她解放个性，追求幸福；她美丽丰腴，崇尚力量；她向往自由与幸福，并勇敢追寻。她集中了农村妇女的美好品质，也不可避免的有其局限。比如从小裹脚，三寸金莲；比如接受父母之命，嫁给
轿夫余占鳌和九儿突破传统礼教的结合，忠心耿耿的罗汉爷爷的惨死，他们处于野蛮与在伦理道德边缘的红高粱世界，这种土匪式的英雄，他们做尽坏事但也报效国家，他们缱绻相爱、英勇搏杀，充满着既离经叛道又拥有无限生气的时代气息，他们身上所表现的民族血性和顽强生命力一直穿透历史，直到今天引起读者共鸣。
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者瓦斯特伯格说：20世纪中国的残酷无情从来没有像他笔下的英雄、情人、施暴者、强盗、以及坚强、不屈不挠的母亲们那样得以如此赤裸裸地描绘。他给我们展示的世界没有真相，没有常识，更没有怜悯，那里的人们都鲁莽、无助和荒谬。这或许就是对莫言所为我们描绘的世界的一个很好的总结吧。
其次，“怎么讲”的问题。说到莫言就不能不提马尔克斯。莫言受到马尔克斯的影响是尤其明显的，众多的评论家们都给他冠上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帽子。但是到底什么事魔幻现实主义呢?个人的见解也比较浅显，只能简单地理解为：以丰富的想象力表现客观现实，以流动倾泻的叙述方式在想象与现实之间自如穿梭，以放大夸张的人物塑造方法表现主题。事实上，莫言从不避讳地谈到自己受到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的影响，但同时他又有一套自己的讲故事的方法。以《红高粱》为例，可以从中窥见一斑。
第一，叙述语言的独特审美。
《红高粱》的整个符号系统就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的审美范畴，其中的人物语言是粗话、脏话、野话、荤话、骂人话、调情话等粗俗污秽的乡村用语，是典型的高密农民在说话，这种在旁人看来近乎疯癫的语言在小说的环境中却有一种独特的美感，这种语言风格表现了作者独特的审美趣味。比如：余司令大喊一声：“日本狗！狗娘养的日本！”余司令一愣神，踢了王文义一脚，说：“你娘个蛋！没有头还会说话！”寥寥几句话就将一个粗野豪放、蛮横顽强的土匪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匪气和英雄气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里，很难将余占鳌的脏话归结为一种粗鄙的表现，在抗日的民族大义面前，这几句脏话因为饱含了一个中华男儿的血性而变得真实可感、丰满崇高。
《红高粱》中的人物对白是作品的一大亮点。个性化的民间口语贯穿于故事的始终，在扑面而来的乡土气息中，读者既能感受到民间口语原汁原味的“粗俗”，又能听到粗俗背后那份源自生命底层最原始、最崇高力量的呐喊。
第二，场景描写的情感宣泄。
《红高粱》中对于同一片高粱地进行了很多次的描写，但随着表达感情的不同，它的场景也各异。当”我”打鬼子经过高粱地时的所见所想：一穗一穗被露水打得精湿的高粱在雾洞里忧恺地注视着我父亲，父亲也虔诚地望着它们。父亲忧然大悟，明白了它们都是活生生的灵物。它们根扎黑土，受日精月华，得雨露滋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这里的高粱地就是家国情怀的象征，它见证了英雄儿女保家卫国的伟大事迹，正是这片生长红高粱的土地滋养了这群热血好汉，他们与这片高粱地同呼吸共命运。
但是当奶奶中枪即将离世时，她眼中的红高粱又换了一幅场景：奶奶注视着红高粱，在她的眼睛里，高粱们奇橘瑰丽，奇形怪状，它们呻吟着，扭曲着，呼号着，缠绕着，时而像魔鬼，时而像亲人，它们在奶奶眼里盘结成蛇样的一团，又呼喇喇地伸展开来，奶奶无法说出它们的光彩了。这时候高粱地仿佛魔鬼，要将奶奶生命带走，此刻所见的红高粱不再是满腔抗日热情的战士，而成为了日军屠杀无辜百姓的帮凶，它的颜色是由无数无辜百姓的鲜血染成的，它愈红就愈显邪恶，它愈富有生机就愈让人不寒而栗。
《红高粱》中对于这片高粱地的描写有很多，不同的感情表达需要，就会有不同的高粱地，不同的视角看到的高粱地又会有差异。这种场面表面上矛盾，实际上很有意味。这也是莫言独特的故事语言的一种表现。
第三，叙述视角的多样转换。
所谓叙述视角即是谁在讲故事，叙述的主体是谁。《红高粱》中打破了传统单一的叙述视角，采用多视角穿插的叙述手法。在叙述过程中，由”我”的视角出发，串联起整个故事结构。但在具体叙述过程中，有赋予了每个人物自己的立场和视角。比如，”我”跟随”爷爷“去打日本鬼子这一段，这里的”我“实际上是我的爸爸豆倌，因为他称呼余司令为干爹，那么从他的视角出发，看到的是余占鳌的英雄豪气，看到的是群众抗日的热血沸腾。
到讲述爷爷和奶奶两人爱情故事的时候，又换成了当事人的口吻，仿佛是故事主人公在讲述自己的故事。还有在写到罗汉大爷时被日军抓住，在那里的所见所闻又是从他的角度出发。并且作者有时还会忍不住发表自己的评论。比如”我深信，我奶奶什么事都敢干只要她愿意。她老人家不仅仅是抗日英雄，也是一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比如，文中写全家对罗汉大爷惨死的悲痛，作者自己也会有一番抒发。但是事实上”我”是不可能见证所有这些细节的，奶奶辈的故事也是从别人那里听说的，这种历史空缺就只能凭借想象加以补充，这样造成了“我”的并非全知全能，多种视角穿插，在现实与历史之间游走，穿越空间的叙述方式也是极为独特的。
这种叙述视角的转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使故事更具有传奇色彩，一方面作为上帝视角的”我”在讲述老一辈人的故事，另一方面，作为这种不完全的上帝视角，又使得”我”成了一个听故事者，故事的主角自己在讲述自己的故事。这种叙述视角可以算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一种体现，但显然莫言将它这种讲故事的技巧运用得恰到好处。他对外国文学的吸收，只是技巧性的东西，不构成他的血肉和基因。他将文学的根深扎在这片红高粱地，没有这片热土就没有莫言。
莫言在中国文学史上被归为寻根文学作家，其作品具有先锋色彩；或者说莫言是一位职业作家，他著作颇丰，是文学界的劳模；又或者说莫言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的文学成就让这个名字走向世界。但对于我而言，身为作家的莫言就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老者，虽然备受争议，但在未来仍旧期待他会讲出更多更有趣的故事，因为我相信他的故事是有温度的，任何一个立足于民族民间的作家都充满无限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