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注射死刑方式的缓慢推广，另一种质疑也开始出现，被注射死刑者往往是“贪官、有钱人”，从沈阳的刘涌到副省长王怀忠，从成克杰到亿万富翁袁宝璟，注射死刑似乎成为一种“待遇”，而普通刑事犯只能“挨枪子儿”。
“选择枪决或注射，不由罪犯本人选择，而由法院决定。”贵州遵义中院刑庭一法官透露，但是法院并没有具体明确的标准。
“一般来说，法院会对职务犯罪的高级官员和其他社会影响大的死刑犯选择注射死刑，而一般人则采用枪决。”律师邱兴盛说，当然，客观上这样很容易让人们产生一种死刑执行方式不平等的印象。
“由于法律同时规定有枪决和注射两种死刑执行方式，而注射方法在各地的适用面宽窄不一引起争议。”某法律专家说，他期待实现死刑执行的“方法唯一”，即取消枪决，统一适用注射执行法，而对许多偏远地区来说，“注射死刑执行车是一种选择”。
据报道，在遵义中院，已经基本上消除了这种差距，除了“6·26”禁毒日因贩毒判死刑的采用枪决外，“其他死刑犯不分年龄、身份和财富，都采用注射死刑的方式。”
遵义中院购买注射死刑执行车后，还遭遇到不少烦恼。因为 “个头”大，车进不了法院车库，只好“暂住”在一家宾馆的停车场里，后来宾馆觉得晦气将它拒之门外。
一度无处栖身的死刑执行车最后将家安在了殡仪馆内，加上执行死刑数量比较少，注射执行车“现在已很少使用”。
为了提高资源利用率，遵义中院又想出一招，如果省内其他地区中院需要，遵义市中院可以无偿将死刑执行车提供给他们使用。
“我们已经一年多没有生产死刑执行车了。”重庆某厂总工程师康中文告诉媒体记者。而全国最大的注射死刑执行车制造商南京某特种汽车厂也陷入销售困境，“我们过去曾有销售100多辆的佳绩，但现在几乎卖不动。”销售代理杨远骥解释说，因为注射死刑成本高，“买车要花40多万，而且每次执行注射价格高昂，因此很多地区无力承担。”
“虽然每次执行注射死刑的药价仅300元，但注射死刑的延伸成本却很高。”一位高院法官说。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规定，注射死刑的药物和一次性器材必须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发放。同时为确保药物安全，每一次执行注射死刑，地方法院必须单独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还要派两名法官坐飞机去北京领药”。
“除了买药品要用去300元外，到北京的往返机票以及住宿费用至少6000元。”一位法官说，“对很多地方法院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遵义中院为了节省注射死刑的成本，想了很多变通办法，“比如，让法官去北京时坐火车，回来再坐飞机，或者利用到北京出差的机会领药”。
这样的局面显然不利于扩大注射死刑——这一更人性的死法——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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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头条#疫情防控期间，紧张。疫情放开，紧张。我总有总感觉，疫情严重期间，各地区封村封路。让我们没有赚到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