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一直以来恶性肿瘤的标准疗法对实体肿瘤用外科手术切除再佐以抗癌药的治疗。事实也确实如此。据估计美国现在生活着316,210（数据）的白血病幸存者，诊断新增的病人数量为52，380例。几乎91%的白血病病人是在20岁及以上被诊断出来的。化疗法（药物治疗肿瘤）几乎是各种白血病的标准疗法。然而长期的化疗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毒副作用。儿童接受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疗法潜在的最严重的长期副作用之一是形成急性髓性白血病，它会发生在大约5%接受过替尼泊苷（teniposide））或者烷化剂（例如：环磷酰胺（cyclophosphamide）或者苯丁酸氮芥（chlorambucil））治疗的病人身上。过去，一些患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儿童接受颅放射治疗，以此来减少中枢神经系统（CNS）肿瘤复发的风险；但是，这种疗法可能引起长期认知障碍（long-term cognitive deficits），所以今天几乎不使用这种疗法。对霍奇金淋巴瘤病人的胸部进行放疗增加了心脏功能异常（例如：心脏瓣膜病和冠状动脉疾病）和女性患乳腺癌的风险。霍奇金淋巴瘤和非霍奇金淋巴瘤病人通常采用蒽环霉素（anthracyclines）进行治疗，使用这种药物可能会使心脏中毒。一些白血病和淋巴瘤幸存者存在患复发性感染和贫血的问题，这可能需要输血来解决。
相对传统化疗药物，分子靶向药物以其低毒、高效等特性逐渐成为恶性肿瘤治疗的重要手段，但靶向药物治疗在临床应用中仍存在种种让人不容忽视的不良反应。比如分子靶向药物吉非替尼在伴有 EGFR 敏感突变的晚期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治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疗效明确，能显著延长了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但其常引起皮疹、腹泻；贝伐单抗能较好地应用于晚期结直肠癌、肺癌患者，但可能引起高血压、出血、血栓栓塞、蛋白尿、胃肠道穿孔等严重副作用；赫赛汀虽然能抑制肿瘤细胞的增值，但其最主要的不良反应是引起心脏毒性，所以在首次使用前常需充分评估患者的心功能。
恶性肿瘤的治疗不管是传统药物，还是靶向分子药物，其不良反应都是不容忽视的。由于药物本身的严重毒性, 导致病人生活品质下降，自身免疫和康复的能力受到抗癌药的打击,和肿瘤细胞对药物的耐受性，使得抗癌药在研发和应用上收效甚微。事实也确实如此。50多年来，其它重大疾病(心脏病等)的死亡率已经大幅度（>60%）下降了，但是癌症死亡率仅减少约5%。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绝大多数死于肿瘤转移。一旦肿瘤转移，90%以上的病人仍将痛苦地死于肿瘤转移，而不是原发性肿瘤。预防肿瘤转移，就像防止白蚁群对一豪宅的侵犯一样, 有效的防治法是把白蚁诱杀于萌芽。因此，只有发现和消除肿瘤转移的隐患才能极大地延长癌症患者的生命，提高癌症患者的生活质量，乃至使癌症患者完全痊愈。
尽管目前抗癌药物格列卫（Gleevec ），达沙替尼片（Sprycel）已可控制血癌(淋巴瘤lymphoma和白血病leukemia)，并使血癌病人的存活率达到90%，但人类在控制和逆转肿瘤转移上进展甚微，难以突破。人类控制血癌的成功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启迪：肿瘤转移病人是否能像血癌病人一样，因为发生22号染色体与9号染色体的错位（Philadelphia染色体），形成了一个致癌基因BCR-ABL，最终导致血细胞中形成一种异常的酪氨酸激酶(Tyrosine Kinase)BCR-ABL蛋白？
如果一样，那就意味着肿瘤转移病人的CTCs（循环肿瘤细胞）表面理所当然具有某种可识别的表面抗原，肿瘤转移病人也能够通过像血癌病人抑制酪氨酸激酶(Tyrosine Kinase)BCR-ABL蛋白的活性一样，通过抑制和消除CTCs来阻断肿瘤的转移。福州大学肿瘤转移的预警和预防研究所正在研究这种可敏感识别CTCs表面蛋白的抗体络合物，力求在血中（而不是肿瘤组织）反复寻找和俘获CTCs，结合和抑制CTCs并使之失活，并将这种结合物逐渐排出体外，以达到彻底消除病人手术后肿瘤再转移的隐患。如果这一设想成功，我们可显著降低人类因肿瘤转移造成的死亡，产生重大的社会和科学问题的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