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赏析《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真实的故事最让人无法接受

这是一部真实事件改编的集杨德昌大成之作，将镜头对准了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国民党移民和缺乏安全感的少年群像，揉入了整个时代的历史厚重感和社会压迫感。

1949年国民党溃败，不同省籍、背景的人士，自愿或被迫来到台湾这个孤岛上定居了下来，构建了新的社会。但物资的匮乏和长期的战乱流离后的第一次苟安，夹杂着尚未退潮的恐共心理，都使整个社会环境异常的灰暗压抑，成年人大多在自己的圈子里蝇营狗苟，卑微无望的生活着，只能将对未来的期待和希望寄托在自己的下一代身上。

这是影片开头的一段介绍，勾勒出六十年代的灰暗压抑的台湾风貌。小四父母带全家从上海迁来台湾，他们生活在日治时期的遗骸里（住日本房子，屋顶发现的武士刀、日本女人的照片），又迎来了美国文化的渗透（大姐生活习惯西化、准备赴美留学，少年们学唱英文歌）。台湾这个亚细亚的孤儿，就这样被历史裹挟着前进。初来台湾的外省人们面对未知的前路，苟且营生，将全部希望寄托于儿女。而十四五岁的儿女们，面对沉重的希冀，又为社会上下的不安情绪所感染，通过帮派寻找归属感与安全感。

就电影镜语叙事方式和风格的把握而言，自美国留学归来的杨德昌，与在台湾本岛成长的侯孝贤诚然颇不相同。如果说，侯孝贤的镜语构成，更具台湾本岛“厚重的乡土气”，活跃着一种“格物在先”、偏于感性捕捉的特色；而杨德昌对镜像的处理，则具有“锐利的现代感”，活跃着一种“致知在先”、偏于理性分析的特色。在新作《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叙事意蕴的开掘上，杨德昌仍然葆有着他一以贯之的理性审视的锐利性，透过小四、小明等少年成长的悲剧，展现了一个灰暗而绝望的年代，折射出1960年代初高压政治下台北社会的动荡与危机。但在叙事风格上，则发生了非同寻常的变化，调子不再冷静疏离，全片将“致知”包容于“格物”，在小四、小明等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中，融汇着作者十分丰厚的生命体验和感情。这是很有意味的一种风格转化——或可命名为“风格的成熟”，体现出杨德昌在对现实作审美重构时，更趋于平实而凝重，不乏大师般从容的气度。

这其实是一部很残酷的电影，时处于白色恐惧年代的台湾，一个值得大抒特抒的的大时代，但好的导演，好的作品，在于回首，在于藏，将大时代的无奈，荒谬恐慌，藏在一个本应该温暖的载体故事里。故事无非讲的就是中学生小四的校园生活。

但在这个平淡的故事里，慢慢的一点点一点点的不显山不显水的露出点马脚，而这种时代的宏达感和小人物故事本身的对立，会使整个电影叙述中带上点魔幻的色彩，些许的梦幻感，牯岭街杀人事件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是，活着亦是。

这部影片之所以大受好评，比起国产的青春片，它更接近我们的青春，没有唯美的校园采风，演员们的各种完颜特写，不知所云的台词，狗血的套路剧情，各种滤镜、逆光和慢镜头。我们总是习惯地怀念青春，称赞青春的美好，自以为青春就是一道明媚的忧伤。似乎在这个物欲横流，信息高速膨胀的时代，不谈点情怀，不缅怀青春，就不正常了。于是我们去电影院，去为青春片洒下几滴眼泪。其实我们都心知肚明，我们的青春并不轰轰烈烈，并不撕心裂肺，说出来似乎有点残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