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已成为历史，40年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成为了回忆。但是，这场在30年前席卷整个中国大地的上山下乡运动，不仅影响了2000多万知识青年的一生，而且冲击了这2000多万知青的父母、家庭、学校以及周围的社会。可以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像一道狂飙，在中国历史的平面上轧出了深深的轨迹，永远不可磨灭。
作为一场震撼中华大地的大规模青年运动，上山下乡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渊源的。
知青上山下乡源起前苏联：由于广大农村长期落后，经济不景气，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基础薄弱，20世纪50年代，中国出现了粮食严重短缺的现象。对此，毛泽东深感“粮食问题是我国当前非常重要的问题”。
1955年4月，共青团中央代表团访苏时了解到，苏联在1954年大规模垦荒运动中，改变了过去移民开荒的办法，而以城市青年为垦荒主体，两年里一共动员了27万城市青年移民垦荒。此举既解决了粮食短缺，又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问题。
代表团回国后，向党中央汇报了苏联的做法，认为“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和无职业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在困难局面下，在“一切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年代，这个意见得到毛泽东的首肯。
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 1955 年，六十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黑龙江省去垦荒。共青团中央于 8 月30 日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在欢送会上把“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旗授予这批青年。鼓励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自愿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锻炼自己”，把邢燕子等人做为典型模范在青年人中大为宣传。
总的说来，1955年-1966年这段时间的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做得还是比较稳妥的。党中央是在结合国情探索一条就业门路，知青的思想也是比较安定的。从1962年秋到1966年夏，4年共计下去知青129万，它适应了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要求，减少了城镇人口，支援了农业生产和边疆建设。在这些知青中，有一些是主动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放弃了升学、就业的机会，立志从事农村和边疆建设的青年。
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文革后期，毛泽东决定给红卫兵运动刹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全国的工业、教育等领域遭到重创，高等教育更是遭到了毁灭性的摧残。连续三年的高初中生积压在校无处可去，而几千万小学毕业生无校可进。于是就有了之后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青年人口迁移。
所以，知青上山下乡是我国单一呆板的经济体制所决定的，如果不理顺经济关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允许集体所有制和个体经营与全民所有制同时并存、广开就业之门，即使不发生"文化大革命"，知青上山下乡的作法仍然要产生。
1968年12月22日，新华社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题，报道了甘肃会宁县城镇的191户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消息，并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随后，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上山下乡的目的地很多，包括云南、贵州、湖南、内蒙古，黑龙江等地。政府指定“知识青年”劳动居住的地方，通常是边远地区或经济落后、条件较差的县，这一做法很快就成了既定政策。
在当时，有一部分青年是“满怀热血”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所谓“满怀豪情下农村”，“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但更多城市青年是被政府强制离家、迁往农村的。与其在城市的生活相比较，知青们普遍感觉在农村生活很艰苦，他们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当然无法继续接受正常的知识教育，文化生活也几乎没有，他们和当地农民的关系也远非融洽。
上山下乡的知青当中，大部份是到农村“插队落户”，但还有一部份虽然也是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准军事化生活，他们的状况与 “插队知青”有很大不同。“上山下乡运动”前期，全国各地组建了许多“生产建设兵团”，有一大批“知青”到这些“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屯垦”。“生产建设兵团”虽有“屯垦”的功能，但却非正规军队，它同时兼具安排城市失业青年就业和备战的目的。
1968年底，中苏关系对立，毛泽东发出了“全民皆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等一系列关于备战的指示。城市里开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区不少军工企业纷纷西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组建了以“知青”为主要成员的大量“生产建设兵团”。
从1969年初到1970年，原有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大规模扩大建制，同时新成立了内蒙古、兰州、广州、江苏、安徽、福建、云南、浙江、山东、湖北共10个“生产建设兵团”以及西藏、江西、广西的3个农垦师，加上50年代组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国共有12个“生产建设兵团”及3个农垦师。
可当时的中国大陆的工业和农业在大跃进和文革后完全停滞，粮食总产量逐渐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中国城市人口的需要，政府无法给城市青年人在安排工业和服务业领域的工作。
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到70年代后期，出现了大规模的抗争，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强烈要求回城，其中以西双版纳的抗争最为出名。
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有人因为害怕不被政府允许返回城市，所以即使和人同居并有了孩子也不登记结婚。据统计：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约有数十万人。
上千万的知青回城后，并未出现某些官员担心的城市因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而引发混乱。相反，由于这个决定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反而使得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都更加“和谐”。
上山下乡暂时缓解了城镇的就业压力，并且解决了红卫兵组织的问题。上山下乡运动令无数中国城市青年接触了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此之前从未去过农村，对农村的了解仅仅局限于课本的文字和新闻媒体的宣传。
一些曾经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作家，如史铁生，叶辛，梁晓声，张承志，张抗抗等，他们都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知青文学。农村插队落户的经历使得他们在作品内容方面得到丰富，获得很大部分人的感同身受、发自内心的呼应。
岁月匆匆，四十多年过去，当年的知识青年多已年过花甲。许多当年插队的村庄，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这段已经发生过的历史永远不会改变，定格了的历史是不会消失的，不会因为已经是过去的而没有价值。反过来，对这段历史的反思、思考，可以为现代青年认识青春生命的价值提供极大的养份。
这是共和国历史上永远不能忘却的一页，沉甸甸的一页。新中国的历史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无前例，四十多年过去了，影响却依然深远。
在漫长的岁月中，数以千万计的知识青年响应党和政府号召，上山下乡，在广阔天地里同广大农民群众一道，战天斗地，用热血和忠诚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青春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