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西方有位哲人说过:“宫廷是谎言的黑暗渊蔽。”而撒谎一旦成了一种“政治”，并且记录在案，传诸后世，则自然就变成了正儿八经的“谎话历史”。
也正因此，我们看历史，特别是涉及宫廷政治方面的历史，倘若深究起来，则会发现其中有许多经不住推敲的“谎话历史”。所以，读这样的历史，如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说“假作真时真亦假”，让人云里雾里，真的很难看清隐藏在其中云遮雾罩的“庐山真面日”。
就说唐史吧，虽然与《宋史》相比，唐朝的历史“真实度”相对要高出许多，但有时，也免不了“说谎”。
如，对于“太原起兵”这一重大事件，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都把功劳戴到李世民一人头上，称这次起兵的总策划和总导演全是李世民一人。
据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记载，在隋炀帝统治的后期，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此起彼伏，许多贵族大官僚为了自己的前途和命运着想，也都落井下石，趁火打劫，纷纷拥兵自立，割据一方，大隋王朝很快便处于一种风雨飘摇、危如累卵的境地。但尽管这样，出身显贵与隋炀帝为表兄弟关系的李渊曾经一直不愿也不敢反叛隋朝，只是成天价浑浑噩噩，得过且过，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后来，还是在他的二儿子也即一直待在他身边的李世民的一再劝说乃至“设计陷害”下，他才终于被“逼上梁山”，将生米做成熟饭，于大业十三年(公元6)以尊立隋炀帝的孙子代王杨侑为名，自晋阳(今山西太原)起兵，从此走上了武装反叛隋王朝的道路。
据说，李世民早就有心反隋，且和刘文静以及裴寂密谋已久，准备起兵。只是因为害怕父亲不同意，故犹豫了很久，一直不敢贸然告诉他。果然，眼看时间一天天过去，当那一天李世民实在急不可耐，终于将武装反隋的计划悄悄告诉父亲李渊时，李渊一听，大惊失色，冲自己的儿子喝斥说:“你怎敢说出这样的话?我现在马上将你押送朝廷法办。”说完，竟真的要大义灭亲，立即动手写奏章说要告发李世民谋反一事。
见此情景，显然早就有心理准备的李世民并不显得惊慌，而是继续做父亲的“策反”工作，对时任太原留守的父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说:“现在天时人事已到了这种地步，我才会做这样的打算。如果一定要将我送朝廷究办，我也不怕死。”
见李世民如此决绝，据说，李渊这时便叹口气说:“我怎么会忍心告发你?但你千万小心，不能再说。”
又有一次，李世民找到父亲，劝说道:“今盗贼日繁，遍于天下，大人受诏讨贼，但贼是那么容易就能讨得尽的吗?如果讨不尽，最终还是免不了要被朝廷治罪。与其这样，还不如索性起兵造反。”
所谓“请将不如激将”，眼见几次劝说父亲，都不见李渊有什么反应，情急之下，李世民便和刘文静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计策。这计策便是“美人计”。
相传，李世民与刘文静暗中商量好，由刘文静贿赂裴寂。让裴寂将晋阳行宫中的两名美艳如花的宫女偷偷送给李渊侍寝，也就是将隋炀帝的女人送给李渊去玩，具体情节大概也就相当于今天一些人所玩的色情贿赂，即将一些美女送给某个握有重要权柄的官员，供其玩弄，如此既满足了官员的淫欲，同时也抓住了他的犯罪把柄，从而将他彻底“套牢”。
果然，待李渊落人色情陷阱之后，裴寂便跑去力劝李渊起兵。李渊不干，裴寂这时便威胁他说:“臣子占用宫女可是杀头的罪，二郎(世民)密谋起兵也是因为怕这件事败露，才这样准备的。”一席话终于把李渊逼到墙角，再无退路。
万般无奈，李渊只好硬着头皮说:“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听他(李世民)的吧!”宛如今天的一些贪官因为中了美人计后，由于把柄捏在别人手里，生怕人家举报，东窗事发，便只好听从别人摆布，任由人家牵着自己的鼻子使唤。
如果事情真像上面所说的那样，那么，李渊也确实是个昏庸糊涂、荒淫好色却又缺乏主见、胸无大志之人。“晋阳起兵”完全是儿子李世民一手策划导演的结果。
然而，在《旧唐书》中，却有好几处记载明显露出了“破绽”，让我们发现李渊其实并非那种昏庸无能之辈，他的反隋思想其实早就在胸中萌生酝酿，可谓“蓄谋已久”。
据《旧唐书·宇文士及传》记载，早在大业六年(公元6)，身为皇亲贵胄可谓“高干子弟”且手中又握有关右十三郡兵的李渊和宇文士及就在涿郡(今北京)“尝夜中密论时事”。既然是“密论时事”，而且又是在夜中，则显然不会是效忠隋朝这样光明正大的李了。
这应该说是李渊有意反隋且暗中密谋的最早记载。而当时，李世民还只有14岁!一个14岁的孩子，在政治上怎么可能会如此“早熟”?在当时又怎么可能会“首倡”起兵，想到要去鼓动自己的父亲造反?
又据《旧唐书·夏侯端传》记载，在太原起兵的前一年，李渊任河东讨捕使。有一次，好友夏侯端曾以天象的异常暗中劝说李渊道:“金玉床摇动，此帝座不安。参墟得岁，必有真人起于实沉之次。天下方乱，能安之者，其在明公。……若一早为计，则应天福，不然者，则诛矣。”
夏侯端的话虽然说得很含蓄，但意思其实非常直白明了。他委婉地劝说李渊“若早为计，则应天福”，也就是劝李渊要早拿主意.早谋划，并坚持认为:“天下方乱.能安之者，其在明公。”实际上也就是劝说李渊，要他公然站出来反叛朝廷，于乱世中匡扶社援，拯救斯民。李渊听后，“深然其言”，也就是觉得夏侯端的话说得非常有道理，完全赞同他的分析和建议。
一个人的真实想法在内心中即使埋藏得再深，包裹得再严，有时也往往在不自觉间泄密。对李渊的政治态度和反隋密谋有人显然已有所觉察，据《旧唐书·姜瞢传》记载，晋阳长姜普曾私下对其亲信说:“隋柞将亡，必有命世大
才，以应图篆，唐公(李渊)有霸王之度，以吾观之，必为拨乱之主。”
如果说姜瞢的话多少还带有一些主观猜测乃至迷信色彩的话，那么，“少有文武材略”、时任隋马邑郡丞的一代名将李靖无疑对李渊的“霸王之度”显然也有所洞悉。据《旧唐书·李靖传》记载:“会高祖击突厥于塞外，靖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锁上变，将诣江都，至长安，道塞不通而止。”也就是说李靖因为已经觉察到了某些蛛丝马迹，发现李渊“有四方之志”，便想亲自去江都向隋炀帝告发，只是由于道路阻塞才作罢。
以上散见于《旧唐书》中的一鳞半爪史籍材料无不从一个侧面说明，李渊反隋之心由来已久，绝非只是在大业十三年因为稀里糊涂地玩了两个晋阳宫女，大逆不道地“动”了隋炀帝的两个女人，才被自己的“二郎”李世民连哄带骗地拉下水，如此一来才不得不任人摆布，被迫听从“二郎”李世民的劝告，仓促起兵，反叛朝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