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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聚焦」人类与瘟疫的漫长斗争史:患难时刻世界更应休戚与共

时间:2020-11-23 20:3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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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聚焦」人类与瘟疫的漫长斗争史:患难时刻世界更应休戚与共

中国网4月11日讯(邵子洋 赵嫱)4月8日零时起,武汉市正式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这个曾经处于新冠肺炎疫情风暴中心的城市,正在恢复往日的生机活力。

但与此同时,疫情在全球多点暴发并快速蔓延,已然是一场维护全人类健康福祉之战。

鼠疫、天花、流感——那些人类与病毒的漫长斗争史

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传染病这一天敌始终与人类同在,人类从未停止与传染病的斗争。

人类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大规模流行的传染病,比如鼠疫、天花等。鼠疫是一种烈性传染病,公元6世纪,鼠疫于首次从埃及传入欧洲,随后便肆虐了近半个世纪,严重时每天致死上万人,导致了东罗马帝国的衰落。

在14世纪,一场破坏性更大的鼠疫再次冲击欧洲,使欧洲失去了30%-60%的人口。这场劫难是历史上后果最严重、影响最大的一次瘟疫,又被称为黑死病。根据美国医学史家斯蒂芬·库尼兹(Stephen J. Kunitz)的研究结论,“1350至17间,每一代欧洲人都会经历至少一次现在称为鼠疫的黑死病。”

6月17日,奥地利维也纳,黑死病纪念柱。(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天花是另一种烈性传染病,感染者会出现高热、头痛、皮疹等症状,病死率约30%,幸存者大部分留下麻脸或眼睛失明,一度被认为是最为恐怖的传染病之一。11世纪,罗马教皇组织东征的十字军因天花而几乎全军覆没, 17-18世纪,天花仅在欧洲就造成1.5亿人死亡,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和英国女王玛丽二世均死于天花。我国历史上,据称顺治帝和同治帝就死于天花。

19暴发的流感曾造成大约5亿人感染,占当时全世界人口的27%,死亡人数学术界一般认为在5000万左右。

残酷的是,一些过去的病毒未曾彻底消失,而新的病毒也在不断出现。传染病是自然界微生物与人类相互作用的结果,病毒的存在是自然界运行的生态选择,这些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终将回归人类生存与自然挑战并存的本质。

已故历史学者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ardy McNeill)在其作品《瘟疫与人》中曾警示世人:“技能、知识和组织都会改变,但人类面对疫病的脆弱,则是不可改变的。传染病将会与人类始终同在,并一如既往,仍将是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

进化的抗疫之路——蒙昧走向科学

面对瘟疫的威胁,人类社会在长期的应对中既有很多惨重的教训,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方法,文明在一次次的危机中不断前进。19世纪以来公共卫生体系的完善、现代微生物学的发展及医学技术的进步使多数传染病得以被控制,人类取得了对瘟疫的阶段性胜利。

1348年,意大利米兰大主教首先对黑死病患者的房屋下令实施隔离,结果帮助米兰躲过了疫情,隔离制度在抗疫中初见成效。1377年,意大利拉古萨港首次进行海港检疫,对来自疫区的旅行者实施30天或40天的隔离措施,检疫制度由此建立。

疫苗的发明使得人类获得了对付瘟疫的重要武器。1796年,英国医生詹纳发现患过轻微牛痘的挤奶女工不会感染天花,就一直坚持研究并获得成功。牛痘疫苗等技术得到大力推广,1979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人类已经获胜,天花已被彻底根除。,没有一个人被天花感染或死亡。

牛痘疫苗的成功让科学家看到了疫苗技术的发展前景,时人类已经获得了31种重要的预防性疫苗,可预防许多以前人们闻之色变的高致死率瘟疫,比如霍乱、炭疽、鼠疫等。

(图片来源:新华网)

在与瘟疫的长期交锋过程中,人们逐渐由蒙昧走向理性。这个过程中科学与机制的作用缺一不可。

一方面,医疗科学的发达大大提高了大夫们对付疾病的能力,包括对付高风险的传染病。中世纪的人从未发现黑死病的病因,但现代科学家只用了两周时间就找到了新型冠状病毒,并对其基因组进行了测序。另一方面,应对机制的高效有助于人们有组织有条理地处理大规模的公共卫生事件,包括对付瘟疫。

全球的解药——协同与合作

针对新冠这一攻击全人类的大流行病,目前还没有特效药物,也没有成熟疫苗,我们唯一的解药也许正是全球的协同合作。

1月,中国科学家第一时间分离鉴定出病毒毒株并向世界卫生组织共享了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为全球科学家展开药物、疫苗、诊断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在疫苗研发方面,中国国内同步推进的5条疫苗研发技术路线均对外开放,包括灭活疫苗、基因工程重组亚单位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和核酸疫苗。此次疫情,中国不仅在向世界输出援助物资,更做到了分享经验、协同开放、深化合作,背后熔铸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曾表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国际社会对中国提供的政治支持和物资捐助。”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多国对口罩、呼吸机等物资的需求直线上升之时,中国立即着手进行大规模对外援助。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署副署长邓波清在3月26日的新闻发布会称,“此次对外抗疫援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援助时间最集中,涉及范围最广的一次紧急人道主义行动。” 据商务部消息,截至4月4日,中国已与54个国家和地区、3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医疗物资商业采购合同,下一步将加快出口国际社会所需医疗物资。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克卢格8日呼吁,欧洲各国政府和卫生部门必须保证“指挥和控制”的结构和职能,保持信息上的互联互通。“新冠病毒是自联合国成立以来我们共同面对的最大考验。”“这一人类危机需要全球协调一致,采取果断、包容和创新的政策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日前表示。

阻止疫情扩散蔓延,需要部门间、地区间、国家间在多个层面上形成共识。目前,地区和全球的联防联控已初见成效,韩国控制疫情的成果为世界提供了模范样本。

在经历了初期的人数激增后,韩国确诊病例人数已经趋缓。截至当地时间9日零时,韩国累计确诊病例10423例,累计死亡204例,累计治愈6973例。疫情发生以来,中韩两国的卫生部门和疾控中心一直相互分享疫情信息,保持着密切交流。

日前,首尔国立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院长、韩国医疗经济联合会主席Soonman Kwon总结了韩国能做到高效防控的原因:重症患者必须住院,针对轻症患者,韩国参考了中国“方舱医院”的经验,把酒店等其他设施变成治疗中心。Kwon表示,韩国还通过查病例的手机、GPS、运动轨迹,甚至去查各种各样的监控录像来追踪他们的行迹。对密切接触者的追根溯源上,中韩双方都采取了非常类似而高效的手段。

中韩联合建立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合作机制”,双方在减少不必要人员流动、严控"四类人员"出境、加强出入境检疫、交流防控指南和诊疗技术、照顾好对方国家留学生和侨民等方面广泛达成共识,可以说为疫情中的全球化合作提供了参考意见,协同合作的优势显而易见。

“道不远人,人无异国”,4月9日,中国驻日本大使孔铉佑与日本厚生劳动副大臣桥本岳在东京出席中国政府援助日本抗疫物资交接仪式。这是中国政府第二次向日本援助抗疫物资,包括大量医用口罩、防护服、防护面罩等。

孔铉佑说:“中方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日本政府和社会各界给予宝贵支持,我们对此铭记在心。中方对日本国内疫情感同身受,愿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并同日方分享防控经验,加强双多边医疗卫生领域合作,携手共同抗击疫情。”桥本岳表示,传染病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课题,需要世界各国团结协作,共同应对。中方及时向日方分享抗疫经验,并提供抗疫物资,为日方防控疫情提供了重要支持。

《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表达了自己对于全球化合作的期盼——“流行病本身和由此产生的经济危机都是全球性问题,只有全球合作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当前的流行病将帮助人类认识到全球不团结带来的严重危险。”赫拉利认为,为了战胜病毒,我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共享信息,这是人类相对于病毒的最大优势。中国可以向美国传授宝贵经验,当英国政府对几项政策犹豫不决时可以从韩国那里获得建议。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一种全球合作与信任的精神。各国应该谦虚地寻求建议,并应该信任所收到的数据和意见。

众所周知,在全球化时代之前,流行病也可以迅速蔓延,人类不可能通过永久关闭物理的边界来保护自己。疫情不应导致闭关锁国,反而更应加速资源共享。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全人类抗击共同敌人的战争,将“病毒”而不是“他国”定义为战争的对手,是我们应该明确的叙事逻辑。在这场疫情结束之后,或许全球终将明白这不是“中国病毒”,是各国必须共同面对的“世界病毒”,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全球化的视野和胸怀,才能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基础上协同作战,汇聚起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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