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组织乐施会（Oxfam）“开了个玩笑”：62个全球最富的人拥有的财富超过全球一半人口的财富总和。到了“玩笑”开得更大了，现在只需要8个人就可以“秒杀”全球“最底层”的50%人口。
一众人站出来指责施乐会“标题党”，有专家指出施乐会数据太夸张了，因为全球有4.2亿人是“负资产”，比方说美国就有2100万人净资产合计为-3570亿美元。所以如果把负资产的人去掉来看，实际需98个最有钱的人才能“秒杀”剩下一半的人口。
但不管统计口径上有什么不妥，施乐会使用的统一口径统计显示时还“需要”388个人，如今“同比”只需要8个了。而瑞信每年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也“证实”了同样的趋势。
近年来加速的不平等趋势越来越受到关注，但如果了解过去10000年间，从冰河世纪结束后人类的经济史会发现：不平等上升是伴随人类经济发展的常态，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这种趋势，除了战争和瘟疫。
但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明了，历史上几次大规模从不平等至相对平等的“回调”出现后，之后都付出了经济发展停滞的沉重代价。但在最近一次的大回调（二战）后，却破除了这一历史上的“魔咒”。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随着不平等越来越极端化，接下来的“回调”是否能再次打破历史的宿命？
不平等的“起源”
说起来也是有点“搞笑”，如果将历史拉长到足够长度来看，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来自于气候变化。12000年前，地球最近的一次冰河世纪结束。在此之前，人类艰难地在严酷的气候环境中勉强生存，四处游荡寻找难得的食物，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
这种艰苦的生活环境要求人们组成“战队”，抱团取暖，集体猎杀到动物后大家平均分。那时候没有私产，能传给后代的只有顽强生存的基因。
冰河世纪的结束，让人类进入了全新的历史阶段。在温和的气候环境下，人类得以结束茹毛饮血的生活，通过种植农作物和喂养家畜，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并开始积累资源和财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开始将积累下的财富进行传承，人的智力、体力和运气存在的差异，经过世世代代的积累和重新分配后聚集，渐渐形成了奴隶制国家。
国家的建立，通过政治军事力量，加速了财富的再分配和聚集。当然，多年来的生产经验，慢慢形成了可以提高经济产出的知识，这也加速了财富的积累和聚集。
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在不断提升，从奴隶社会升级至封建社会，再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但在文明更新换代中，却贯穿着同一个主题：财富在通过不同渠道不断集中。在奴隶社会是通过奴隶主对人身的直接剥削，在封建社会“地主”是通过对大面积土地的控制，来获得各种形式的“地租”，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通过资本和商业活动获取剩余价值和利润。这些渠道尽管“样式不同”，但造成的财富分配结果都是一样的。
只有瘟疫才能“破坏”不平等？
但通过这些渠道形成的财富集中并不是单向的。否则经过1万多年的积累，现在不可能“剩下”任何中产阶级，全世界的财富应该只由少数几个人掌控“才对”。
如果回顾财富开始大规模集中后的近几千年历史会发现，每隔一段时间，不平等程度就会向相对平等进行大幅“回调”。这种大幅回调在一开始，既有贫富差距达到了所谓临界点而“崩溃”的因素，但更重要是的因为瘟疫。
以现存史料比较丰富的罗马帝国(因篇幅等问题，本文主要围绕西方文明主线论述，也不含共产主义）为例，9000多年前欧洲人跟中东人学会了种植后，开始围绕土地形成小社区，并逐渐“汇合”成大的城邦。罗马帝国就是这一过程的“顶峰”。
当时富人的财富聚集速度大大超过经济增长速度，在公元前200年至公元100年的300年间，最富有的家族财富增长了近100倍，但整个罗马帝国的人口仅增长了10倍（在工业革命以前，人均生产率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所以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呈极大正相关关系）。
这一趋势一直持续，贵族的宫殿越建越大，平民的房子越住越小，贵族的扩张甚至“铲平”了一个个村镇，最终内部的矛盾、野蛮人的进攻等内忧外患，让整个西罗马帝国崩溃了。
帝国的崩溃让贵族丧失了大量财产，失去了对数百年来征战抢夺积累的产业和整个环地中海地区的“资本投入”。但由不平等向相对平等真正开始是在100年后，此时有记录以来的人类第一波黑死病在欧洲和东罗马帝国爆发，估计夺去了2500万至5000万人的生命，“抹掉”了欧洲大部分人口。
瘟疫肆虐后，劳动力人口大幅下降，耕地大面积荒废，劳动力“价格”飙升，进一步挤压了“有产者”的财富，增加了劳动者的收入。拜占庭皇帝甚至发布了政令，严控工资涨幅，但没有卵用。当时据史料记载，当时的一般劳动力的实际收入飙涨了超过150%。
虽然帝国的崩溃和随后的瘟疫降低了不平等的程度，但这种“回调”并非全无代价，欧洲就此进入了长达千年的“黑暗时代”。
从经济角度看，在黑暗时代初期，城邦规模和贸易经济活动萎缩，帝国秩序让位于“地方军阀”乱战，正所谓“礼崩乐坏”。“不平等”的回调带来了普遍的贫困和不安全。
但随着瘟疫在公元800年后“退潮”，贵族阶层又重新开始积累财富，历史开启了又一轮循环——人口开始逐渐“恢复”，工资水平相应被压低，城邦和贸易重新焕发生机；财富被创造出后又开始了集中的过程——地主让农民变成了农奴、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当时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只能靠出卖劳动力勉强为生。
到1300年时，黑暗时代的经济达到“顶峰”（经济发展总是伴随着不平等的上升，此时不平等也达到了黑暗时代的顶峰）。但黑死病在1340年又卷土重来，持续60年的第二波黑死病“抹掉”了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此后引领新时代的意大利和英格兰在当时的人口损失最为严重。
于是又出现了罗马帝国崩溃和被瘟疫“征服”后的一幕：劳动力价格大涨，有产者“议价能力”大大下降，财富开始在有产者和“劳工”之间再平衡。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这一次各地君主包括英格兰国王也开始颁布政令，意图控制“工资”涨幅，但仍没有卵用：英格兰劳工的实际收入翻翻，原来只能吃黑面包的平民百姓，现在餐桌上放满了肉和酒。贵族们甚至开始抱怨，本来只有贵族可以穿来彰显身份的毛皮大衣，如今也成了“马路服”。
在意大利也如出一辙。意大利的很多城邦当时出于税收的需要，都有收集居民的财产信息，当年的数据显示，人口减少降低了对有产者持有的土地和产房的需求，财富大幅缩水：最富的5%人口占有的社会财富比例，从近50%跌到近30%。当然，此后重演的历史让这一比例在1450年瘟疫过后一路上升，到1800年时，已经接近80%。
在没有瘟疫的日子里，不平等的趋势看似根本不可逆转。
世界大战的作用和“魔咒”破除的幻觉
但不平等确实是有上限的。在工业革命后，再也没有爆发大规模的瘟疫，不平等在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欧达到了人类史上登峰造极的程度：在英格兰和法国最富有的1%的人占据了75%以上的私有财产，而剩下的大多数人几乎一无所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政府发疯一般的动员全国资源，通过重税甚至是直接征用的方式，来调动战争资源，然后用工业化的效率在炮火中快速销毁物质财富。
这一过程中，有产者向战争“贡献”财富，无产者向战争贡献生命，最终结果是不平等下降了。这次“回调”除了快速毁灭物质财富外，还是通过人口来实现“再平衡”:人口的减少和战争的需求，让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大涨，实际劳动收入随之水涨船高。
但此时已经展现出历史发生演变的一面，其他除人口以外的因素开始发生作用：战时实行的物资计划分配和计划经济特征，第一次让人为力量拉动了不平等回调的指针，另外战时超级通货膨胀也让有产者的资本快速贬值。
但一战并不彻底，随后二战爆发，又是一轮资源动员，又是一轮可以高达90%的重税，又是一轮财富和生命的灰飞烟灭。
但这一次大战结束，却出现了不同以往的现象：战后整个三十年全球经济快速反弹，并加速发展，人口也相应爆发式增长，但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发展，这三十年并未向以往一样出现不平等“魅影重新”的现象，不平等反而在不断下降，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如此高比例的所谓中产阶级。
诚然，有很多因素可以解释这一现象，特别是在政策层面：二战后很多政府延续并“改造”了很多战时资源二次分配的职能，让经济发展成果能尽可能地惠及更多人。但如果从“客观”层面来看，这一时期可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新的转折点：科技的作用开始与人的作用平起平坐。
不平等历史趋势图（欧洲）
在以往的历史轮回中，经济发展和与之伴随的不平等上升，离不开人口数量这一核心。因为彼时的经济发展基本上与人口增长保持一致。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人类的科技实力大幅增强，在二战以后的经济发展中，劳动生产率（科技水平）在经济发展中已经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80年代以后，主要发达国家的人口扩张开始减速，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慢慢赶超人口增长的贡献。此刻也是不平等又重新开始扩大的时间点。
在五十六十七十年代时，人们误以为已经破除了不平等的魔咒，但如今回望，那仅仅是人类历史上仅有的一段经济快速增长但不平等下降的“神奇旅程”，现如今不平等持续上升已经持续了近40年时间。
但根据历史经验来看，不平等上升周期可以长达数百年，只要没有瘟疫和战争出现就不会停下来。而随着现代不平等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越来越极端化，如果再次出现“回调”，又能否打破历史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