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怒汉》拍摄于1957年，是一部成本低廉的黑白影片。
影片讲述的是一桩极其简单的谋杀案：受害人和嫌疑人是一对父子，生活在纽约的贫民窟，嫌疑人从小丧母，常常被父亲和其他贫民拳脚相向，他的成长过程中一直劣迹斑斑。
被带上法庭后，人证、物证均对他不利：
住在楼下的老人信誓旦旦地称自己听到了嫌疑人怒吼“我要杀了你”，并看到他逃离现场的身影；对面楼住着的女人坚称自己透过对面的窗户看到嫌疑人对父亲挥刀相向；让受害人致死的那把插在胸口的折叠刀正与嫌疑人先前购买的折叠刀一模一样。
而嫌疑人不仅无法反驳这些证词，更无法提供切实有效的不在场证据
他声称案发时自己在电影院看电影，却在被逮捕时无法说出影片或演员的名字。
对于这样一桩看似发生在残暴父亲和叛逆儿子身上的案件，应该说很多人在简单了解案情后已经可以预见判决结果了。
的确，在案情讨论开始前，陪审团中有11人已经直接判定嫌疑人有罪。
这些人中有的是认真做出判断的人，也有对案情漠不关心甚至不屑一顾的人。
比如有的人急着回家看球赛，有的人巧舌如簧忙于向旁人推销产品，有人对贫民窟抱有极端偏见和抵制情绪。
唯一一位认为现有证据不足，拒绝草率断案的8号陪审员顶住了巨大的压力。
在众人“逼迫”他对自己的判断做出合理解释时，他只能从情感上呼吁大家尊重生命，认真讨论案情。
所幸，经过他的一再坚持，终于争取到了一位同盟。
随着讨论的深入，众人惊讶地发现，原本无可辩驳的证词似乎慢慢出现了破绽：
同款折叠刀插在死者身上就一定意味着这是嫌犯的那一把吗？中过风的老人可以隔着天花板在电车经过的轰隆声中听清疑犯高喊“我要杀了你”，并在15秒内从床上爬起穿过走廊看清夜色中跑出的身影吗？近视的女人在睡觉时会戴着眼镜并在电车驶过的刹那看清对面窗户中的杀人一幕吗？低于父亲七英寸的儿子能用违反常规的姿势将刀向下刺到父亲的胸部吗？
随着分析的深入，原本坚信疑犯弑父的众人开始一个个倒戈，经过一段险些拳脚相向的争论后，众人终于达成一致，认为对案情产生了“合理怀疑”，故而无法断定疑犯有罪。
此时，观众心里可能依然有疑问：尽管证人证词不够严密，那是否疑犯真的没有弑父呢？
一番有张有弛的讨论后，众人既不能确定少年真的杀害了自己的父亲，也无法确定他没有做出这样的恶行。
只要陪审团对案件某一环节产生“合理怀疑”，那么罪行就不成立，这就是美国司法制度中“宁可放过一千，不可错杀一个”的原则。
相较于片中对美国司法制度的力量的诠释，根植于人性中的怀疑精神和对生命的尊重显得比法律和制度更有说服力，众人交换意见时所流露出的人生百态亦值得观众思考。
这12个陪审员有着各自的职业和生活，他们当中有仗义执言的工程师、恪守规则的榄球队教练、客观严谨的投资经纪人、睿智又深具洞察力的老人、圆滑世故又毫无见地的推销员、性情暴躁与儿子有着尖锐矛盾的父亲、傲慢无礼歧视贫民的暴发户、走出贫民窟却不敢直面过往的体面人……
这里每个人都有自己思考问题和语言表达的方式，通过对话、表情和肢体动作，他们形象地向观众展现了自己的性格、智商、背景以及心路历程，这一展示过程亦将案件的讨论推进展现得有层次、有节奏。
每提出一个新的疑点就会展示出一个人物的性格，新的性格展示又引起了新的争论，新的争论又引发新一轮投票，新的投票结果又引出新的疑点……
如此循环反复，编剧就是这样将众人性格与案件信息同步揭示，让观众充分掌握案件信息的同时产生一种层层解码的观影快感，一切显得分寸得当、合乎情理。
而且，制片人将影片主要场景铺设在法庭休息室这一狭小空间中，让观众不受场景变幻的干扰，从而放大对台词的理解和对人性的感悟。
导演在众人有限的论辩时间和空间里，将案件的来龙去脉和细枝末节交代得清清楚楚，还将12位陪审员人生观的冲突、思维方式的较量以及认识转变的过程描绘得淋漓尽致。
全片没有一处拖沓无用的镜头，没有一句多余的台词，影片以奇巧的构思、传神的演技、精彩的对白、巧妙的镜头切换征服着观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