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铸魂工程，文化兴则乡村兴，为探索我市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方法、措施，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在当下乡村春晚的迅猛发展中，如何思考乡村春晚这一当代社会生活中充满生命力的文化实践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如何甄别乡村春晚的价值取向、文化启示和路径选择等极具时代价值的命题，西宁市文化馆与您一同踏上探索“乡村春晚与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之专家探讨和交流中，听听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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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春晚的迅猛发展，是近年来火爆蔓延的“草根”文化现象和重要公共文化事件，其蕴含的社会文化意义丰富而深远。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如何思考乡村春晚这一当代社会生活中充满生命力的文化实践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如何甄别乡村春晚的价值取向、文化启示和路径选择，对于当代中国文化重建是一系列极具时代价值的命题。
从10月18日下午，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龚伟亮副研究员赴乡村春晚发源地浙江丽水，对全国乡村春晚百县联盟秘书长、中国乡村春晚研究院院长林岳豹进行第一次专题约访开始，一直到12月下旬，龚伟亮与林岳豹就一系列有关乡村春晚的问题，进行持续的动态探讨和交流。
林岳豹
男，浙江缙云人，文化学者，乡村春晚品牌和全国乡村春晚百县联盟主要发起人。
从起，专注于乡村春晚研究，著有《中国乡村春晚总部经济》《中国乡村春晚简史》等多部学术著作共计90余万字。自起，致力于宣讲乡土文化复兴和乡村生活美学，主导推动乡村春晚全民化、习俗化、产业化、全球化发展，受邀全国各省地开展学术宣讲80多次。
作为乡村春晚的标志性推动者，其所推动的乡村春晚项目被誉为“中国乡村过年之文化样本”，被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命名为国家第三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获得国家文化最高奖“群星奖”，中宣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们一起走过”纪录片文化事件，文化和旅游部“空中大讲堂”全国推广案例，个人获丽水市人民政府文化最高奖“瓯江文化奖”突出贡献奖。
龚伟亮
男，博士，山东青岛人，有法学、戏剧、传播学多元背景。目前在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任副研究员。
代表性论文包括《传播学的双重公共性问题与公共传播学的“诞生”》、《碎片·炮灰·资本体质与文化政治——电视剧与当代文化》等。
近年来撰写和参与撰写的乡村春晚文章包括《“土得掉渣”的乡村春晚值得关注》《乡土文化复兴与中国软实力建设——以浙江丽水乡村春晚为例》《乡村主体性与农民文化自信：乡村春晚的启示》等，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研究项目《乡村振兴视野下的乡村春晚研究》，译著有《社会契约论》。
乡村振兴的文化召唤
龚伟亮
乡村春晚近年来已经成为引人瞩目的全国性公共文化现象。你作为一名在乡村春晚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国家文化工作者，能不能首先谈谈对于乡村文化的理解。
林岳豹
在我看来，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路径模式，可以先从乡村文化切入，通过文化把人召唤起来。乡村的人如果回不来，乡村振兴也就失去主体意义，实质上会成为空谈。乡村文化的发展，是先把人凝聚实团结好，然后再来谈其他的事情。
我把乡村春晚对人的文化召唤，看成一种文化的生态修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我们是一个农耕社会，但现在，这种农耕文化，在西洋文化和各种“四不像”的杂糅文化冲击下，体系出现崩塌，乡村文化出现一种盲从的无主体性。以作为乡村文化未来时态代表的村童为视角，现在的小孩——虽然可能仍保有好奇——但对我们的农村已经没有情感，对农村的文化没有记忆，乡愁话语尽管铺天盖地，但其实是整个断裂的。
在年轻一代身上，我们丢失了文化的根。
龚伟亮
这种断裂的文化，的确需要修复。您说到今天的青年人，我的体会和观察是，一方面，作为乡村文化衰败的症候，我们年轻人普遍对乡村没有感情，没有认知，这个很糟糕；另一方面，整体上，青年人又普遍存在一种焦虑和困惑，被困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中。
林岳豹
年轻人不要困惑于自己的人生，不要在小我的生存里挣扎。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人人都是一块玉”，“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人人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既然在城市里面不一定有你立足和发展的空间，像我们农村这里的环境这么优美，天地这么广阔，你又怎么知道这里容不下你的幸福？
前些年央视做过一个“你幸福吗”的街头采访。我觉得现在我们可以再做一个新的街头调查，问问“你的生活目标是什么？”有时候，盯着一个单一的目标走的太快了之后，需要停下，稍微整理一下发展道路和思路。
比方说，社会经济发展不代表人类全面发展，科技的发展也是一把利弊相兼的双刃剑。光追求经济科技的发展，在伦理道德和价值取向上就容易出问题。
龚伟亮
您的观点让我深有同感，用纪伯伦那句流传很广的话说，叫作：“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了自己为什么出发。”
现在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着重强调“繁荣兴盛农村文化，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这无疑为乡村春晚塑造了有力的政策氛围，提供了加快发展的契机。
林岳豹
从前面讲到的生态的角度，乡村振兴意味着乡村生态的改变，把乡村变成“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幸福田园和家园，我觉得不管是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还是组织振兴，乡村的这“五个振兴”都可以落脚在这几个“宜”上。这样的振兴才是真正的振兴。
我会把现在农村振兴的普遍做法归纳为三种。
第一种是发展“‘迎合’经济”（这是一个我造出的名词）的思路，通过发展民宿或旅游业，把旅游目的地扮成农村，以“作秀”的方式满足城市消费者对乡村的精神猎奇。这种做法会为地方经济带来GDP，是很多地方政府青睐的一种乡村经济发展模式；
第二种所谓的“振兴”，就是纯粹依靠房地产等资本运作，带来阶段性的兴旺繁荣，等资本撤退后，农村还是一地鸡毛，不可避免地衰败。
第三种模式是把村庄原生态与现代文明嫁接，让村庄利用现代科技有效解决生产生活难题，造福全体原住村民，实现生态改变和生活升级。这种路径也是我们说的能把乡村振兴落实在几个“宜”字上的真正的振兴。
龚伟亮
你的这种总结非常犀利，一针见血。那么，要实现真正的乡村振兴，你觉得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林岳豹
乡村振兴，因地而异，每个村庄都应有自己的发展个性，从长远来看，以下三个元素对乡村振兴很重要。
一是乡贤反哺。在乡村振兴实践中，乡贤能否回到乡村发挥作用，是一个十分关键的核心问题，他们怀着一种对故乡的真挚情谊，愿意真心诚意为村里做事，甘愿付出智慧、精力和财富而不计回报。很多自己先富起来，为了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而甘愿奉献、投身村庄建设的本村乡贤，在乡村振兴中正在扮演这样的中坚力量；
二是村童乡知。目前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农村的儿童（我喜欢称之为“村童”）。“村童”无感于乡村，这种断层其实从80后就开始了。到90后、00后那里，“村童”已经基本丧失了对农村的情感和对农村文化的记忆。
我的农村生活经验让我能够区分麦子和韭菜，熟知插秧的季节和秋收的月份，有通过种植劳作从大自然获取食物的能力。但是现在很多的村童，他对农村已经彻底失去了情感和知识。如果不能玩手机、不能吃麦当劳，那农村就是毫无吸引力的蛮荒之地。相对于乡贤的稀缺难求，这种乡土教育和乡土情感的匮乏以及相应的教育规划的缺失，是更为严峻的问题。
三是施政向善。乡村振兴的核心因素，是地方施策部门建立在对农村准确认识基础上的科学施政，不能想到一出是一出，不能对农村毫无尊重地胡乱作为。比如在农村盲目刷墙，比如用钢筋水泥破坏农村生态，比如在河道改造中用水泥浇筑堤坝和河床，让没办法跳到上游产卵的溪鱼在农村绝迹，比如因为对农村没有感情，只管顺不顺眼，大手一挥就推倒古宅、拆砖揭瓦……
这样搞起来，农村就已经没有任何文化的存留了。我们的小朋友们，从小就已经看不到原来的农村，出现与祖辈甚至父母一辈的文化断裂。
这种整个的、严重的断裂，是我们作为基层文化工作者，要面对修复的农村文化生态现实，也是工作中需要葆有和树立的基本情怀与坚守。
农村文化的根、魂、梦
龚伟亮
总书记讲“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在将乡村春晚迅速推向全国展开的同时，你还能时刻记起当初发掘乡村春晚的“初心”吗？
林岳豹
我还是把自己视为一个秉持道德良知为社会操心的文化志愿者。如果要回忆当初怎样发现了乡村春晚的价值，要从十年前我的身份变化说起。
，我到丽水市文化部门从事办公室综合文字工作。基于这一岗位职责，我得以接触全市范围的各种文化工作资料。在写年度综合工作总结过程中，要筛选哪个领域的文化工作做得最有价值，体现出足够大的社会价值，能存留在工作总结里。
所以，到了这一岗位后，我就在思考：究竟应该做什么样的社会文化，才能取得最大的社会效益？每年全市有几百万的公共文化经费，怎样把钱真正用在刀刃上，取得最大成效？
当时我们一直在寻找文化载体，直到后来发现了月山村晚文化现象。月山春晚从1981年起源，村民自导自演连续举办40多年，形成了一个延绵不断的自办春晚传统和新俗。为什么一个农村能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形成如此的一种文化现象？
后来我们真就组织一批人去实地学习探源。月山村地处偏僻，路途非常远。进村的路绕来绕去，我们坐在车上整个人都晕掉，因为晕车，很多人都恶心得痛不欲生，吐得不行。
但是到了那个地方，看了那场春晚之后，我们大家都被感动了。台上老百姓的那种状态，就是我自己农村生活熟悉的记忆；台上的爷爷奶奶，就像我自己的爷爷奶奶，他在那里是多么快乐。可能他普通话也说不来，但是你可以聆听，听一种由内而外流淌的、朴素的歌和舞背后那种精神的快乐。你会很惊讶老百姓在这样一个舞台上的创造力——他把鸡抱上来——无非是说明所有的艺术取材都来自自己的生活，台上表演的都是村民自己的生活故事，有血有肉有温度，很人情化。这个舞台上涌现出的那种感染力，让我们迅即看到，这台春晚非常非常有价值，它迸射出一种内生的、难以掩盖的快乐、温暖和力量。
接下来的白天，我们马上去看这个农村，听老百姓舞台之后的故事，把这层面纱轻轻地揭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有两点。首先，月山村是廊桥之乡，村里有五座体现浙西南特色的古廊桥，其中村尾一处叫来凤，村头一处叫如龙。如龙、来凤，代表月山村已经传承几百年的悠久历史。廊桥本身是一个桥，当地老百姓在其上加盖屋檐，村民可以在里面闲谈，在村头村尾聊天，它是村民聚集的一个公共场所，代表当地的一种生活气息；第二个，这个农村的祠堂里供奉有一百多位当地的文人乡贤，这个也挺让我们震撼的。你走在街上，就可以感触到这个村子当年作为闽浙通衢古道的繁华。
那我就想了，一个农村，究竟怎么样能够穿越历史，遗存下来？是什么样的东西能够让当代的村民感到幸福和向往，充满梦想地奔向未来？答案都是两个字：文化。沧桑的历史，留存下来的是文化；让今天的村民感到幸福和向往的是文化；未来的生活仍然是文化。所以说，月山村晚背后，是农村文化的根、魂、梦。
根代表以前，魂表征现在，梦指向未来，“根、魂、梦”三个字，大概也解释了我当初为什么在冥冥中选择了月山。当我得知月山春晚坚持了这么多年，当我走进她，看到了月山百姓的参与，理解月山春晚背后的内涵，我就认定，这是我们要找的乡村文化基因，解码她、推广她，把她做成丽水地区最好的一个文化模特和文化样板。
定位乡村春晚
龚伟亮
这些年你为乡村春晚的发展想了很多办法。你对你做的事情有什么样的定位？
林岳豹
乡村春晚，是从乡村土地生长出来的一种文化符号，就像青瓷一样，有自己活色生香的文化故事、文化个性和文化温度。它属于中国，它连着中华民族的母体。我们对乡村春晚的定位：全民狂欢盛宴，中国文化标签。
龚伟亮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立意。
林岳豹
说乡村春晚是乡村文化盛宴、中国文化标签，是这件事可以做成普惠公众，而且对中国乡村的文化振兴有着不可或缺的价值。
在这方面，我对小康社会一直以来有着自己的理解。
习总书记讲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当然包括物质小康。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在物质生活上已经大大富足，有车有房的物质小康离我们绝大多数人不再遥远。但是我们在精神文化上的小康究竟是什么样的？你小康了吗？你说不出来你小康了没，对吧？
但我说月山人这个样子，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文化小康不再抽象，它是具体的。就像月山人民这样，他可能穿的衣服没有你城里人穿的那么光鲜亮丽、那么时尚，但每一个月山人他都感觉很幸福、很温暖，生活在这里，他就认为这是他生活的乐园和天堂。
他有自信，他在舞台上很自信。他们的生活中没有孤独、压抑、挣扎，没有邪教组织也没有信访户。所以文化小康究竟是什么？文化小康就是一种内在的饱和富足，别无所求，由内而外生出一种满足感跟安全感。文化小康不就应该是这样一种幸福感，一种安全感吗？
所以，我们在月山不单单是发现了一台春晚，而是发现了文化小康的“月山模式”。
龚伟亮
从你的讲述里，我联想到习总书记讲过的“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这种感觉到幸福和温暖的怡然自得的生活，其实正是我们文化软实力的一部分。
林岳豹
无论是推动全国乡村春晚百县联盟，还是成立中国乡村春晚研究院，我内心真正想的，是以简单通俗的朴素语言，面向农民做全民艺术普及，团结乡村百姓，使他们通过乡村春晚走进艺术之门，从而改善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带领村民从物质小康走向精神小康。
同时，在文化道路的选择、文化制度的制定和具体工作开展的层面，我对乡村春晚还有一个定位，叫“以人为本”，再讲清楚点，就是以农村人民为本。我一直有个理念：“以人为本”的文化才是最高的文化，才是能在社会和乡土扎根的有生命力的文化。文化必须为人服务。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就是在讲文化建设必须要从实践中来，如果脱离了实践，一切都变成空的。
比如我曾听到学术界个别声音——本意也许是想把丽水乡村春晚拔高——说：丽水村春晚怎么就在春节办呢？应该全年常态化！
我觉得这就脱离了乡村实情，不了解真正的乡村。现实中的农村，除了春节之外，平时几乎没人（村民平时要外出打工）。你把它常态化之后干什么呢？常态化不需要政府投入财政资源的？而且对乡村春晚这种乡村文化现象，也没必要拔高、讴歌、神化，你就实事求是讲乡村春晚好就行。
还有一种声音要不断为乡村春晚赋能，将乡村春晚完美化、全能化。比如要村民合唱，我说就齐唱。老百姓原来不会在一起唱歌，你就让他们在一起唱唱齐，然后唱一些正能量的歌，比如春晚最后一个节目是全村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到最后全村的百姓都站起来齐唱，这个晚会就可以说很成功了。
应该说，乡村文化建设是一个慢慢成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可能是，可能是30年，可能更长，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拔苗助长，乡村春晚也是一样。
群众参与、群众创造
龚伟亮
你曾经在《中国文化报》刊文指出，“从乡村春晚的燎原发展可以看出，公共文化群众参与、群众创造的时代已经来临。”为何这样判断？
林岳豹
这几年，我不停琢磨一个事情，就是乡村的文化秩序建立。就像这些年在城市里，老人摔倒“扶不扶”，成了一个纠结的问题，折射了城市文化秩序里的复杂世道人心；农村也同样出现很多问题，我以前在农村生活的时候，家家户户门都不要锁的，因为有一种强烈的是非观念，偷窃是要受谴责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背后，是一套由自我谴责和舆论谴责来维系的农村公德秩序。
那么现在，乡村的这一套公德人心的文化秩序在哪里？它应该是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在农村弘扬演绎、落地生根？
对这个问题，我是这么来理解的。第一，人之为人，当我们吃饱肚子醒着的时候，其实剩余的就是一种精神。对这样一种社会性的、精神性的存在，你如果不跟我聊天，你如果不在意我，那不就是取消我的精神存在吗？所以，在农村，如果说没有一种老百姓自己可以参与、可以创造的文化形式和载体，那么，谁去占有它，老百姓就变成一种什么样的文化风。
龚伟亮
这里很自然的就有一个农村文化阵地，谁去引领的问题。
林岳豹
比方说现在农村，西方的“十字架”很多，那是什么呢？是老百姓跟着“十字架”走了。我们现在讲在农村要积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在面对这个问题。
相当长一个时期来，很多地方侧重经济发展、注重物质利益，疏忽了精神上的发展。以前我们都讲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其实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正好要倒过来，要经济搭台，文化唱戏，或者是文化搭台，文化唱戏。
可是光这样还不够，因为我们现在是把“文化”这出戏唱得没意思了。为什么呢？我们通常的模式就是政府给农民送几台戏，送几场电影，办几场讲座，对老百姓来说，是没有可选性的。这要放在以前，你送来的我都觉得新鲜，但这个时代是互联网时代，农村已经不需要你送电影了，我直接通过网络就可以点击观看了。以前那种全村人看一个黑白电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一家就有多台电视，网络电视随意点击，手机移动互联网上一应俱全。在这个情况下，面对老百姓发展的文化就应该是体验式和参与式的，只有设计出好的文化载体，老百姓才会感兴趣，愿意参与。
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察，我才会说出“公共文化群众参与、群众创造的时代已经来临”。
龚伟亮
如果是这样，那么政府在这种“群众参与、群众创造”的公共文化发展中的角色，应该是怎样的？
林岳豹
回顾这些年政府职能部门所做的文化工作，我用“送、办、管、治”四个字来概括：从原先的“送文化”——例如送戏下乡，到“办文化”——就是我办起来，你来看，再到“管文化”——就是当各人在寻找自己的个性化的文化表达，社会已经很多元的时候，政府就不能仍然停留在“办”的角色上，而是应通过诸如对协会采取指导与合作的方式等，来实现有效的文化管理，最后再到“治文化”——就是从文化管理升级到文化治理，尤其凸显国家意识形态治理。
从目前我们大多数所处的阶段看，我们是处于“管”的阶段。这对我们提出的阶段性的要求就在于，在社会多元的背景下做细致的梳理，通过设计和搭造文化平台，进一步激发群众的智慧和活力，繁荣社会文化。
龚伟亮
按你的这个划分，我们基层文化部门确实应该尽快实现从“送”、“办”到“管”的阶段转变。我们知道，农村文化具有公共产品供给的属性，那么，这种转变对于农村公共文化发展意味着什么？
林岳豹
站在“管”的阶段看，我们对农村的公共文化供给方式也不能再刻舟求剑。实际情况是，农村里我们的80后90后00后，都是受过全民艺术普及教育的，从幼儿园开始，都要学习跳舞、唱歌、弹琴的，年轻的一代可以说是“一人一艺”。对今天农村的老百姓来说，那点有限的文化产品供给，他们并不需要。需要的不是那几出戏几部电影，需要的是一个舞台，可以带来体验与交流的发挥他们创造力的舞台。
所以，现在我们面对的农村是现代的农村，农民是现代的农民。相应的，我们整个的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也应该开始转型升级，改新换代。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改新换代也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和逻辑。是什么呢？以前，群众需要文化，你送过来，资源匮乏的农村群众当然心生欢喜；现在反过来了，是文化需要群众。政府倡导的文化，如果没有群众参与和群众创造，供给侧与需求侧不对应，都会出现“孤岛现象”。
群众参与、群众创造是这个时代的公共文化特质。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到“美丽乡村”再到“乡村振兴”，我们的农村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新的纪元。在条件已经具备的情况下，我们要提供足够大的平台和舞台，引导所有的群众参与进来、展示出来、交流起来。
这才是这个时代本来就该有的样子。当物质小康日渐实现，精神上的小康也要同步。它应该是多元的、人人共建共享的，而不能孤家寡人、自卖自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