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撕毁停战协定，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调集了占国民党军百分之八十的军力，向各解放区展开大规模的全面进攻，妄图速战速决，一举消灭人民革命力量。中共中央正确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及时地确定了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以期恢复国内和平的方针。
1946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指出只有彻底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才能恢复国内和平。同时，要求全党同志必须充分相信，我们不但必须打败国民党，而且一定能够打败国民党。
事实雄辩地证明了党中央的正确论断。到1947年2月，经过八个月的英勇自卫作战，我军累计歼灭了国民党正规军六十六个旅，五十四万余人，非正规军十七万人，使国民党丧失了对解放区实行全面进攻的能力，并使其迅速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狂妄计划宣告破产，不得不改变其战略方针，从1947年3月起，集中其进攻解放区总兵力的百分之四十三，重点进攻我山东、陕北两个解放区，其中，进攻陕北解放区的兵力有三十四个旅，二十五万多人。
3月13日，胡宗南率十五个旅、十四万人向人民革命力量的心脏延安进犯，加上马步芳、马鸿逵的十二个师、榆林方面第二十二军两个师的策应，妄称要在三天之内占领延安。
当时，我在陕北的人民解放军只有六个旅，二万多人，数量上相当于国民党军的十分之一，装备上也处于绝对劣势。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依靠陕北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与敌人周旋，寻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据此，决定组成西北野战兵团，在彭德怀、习仲勋领导下，统一指挥陕甘宁边区所有部队作战。3月19日，中共中央主动撤出延安。
一、中央工委时期
1947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村举行会议。会议根据当前形势发展和长期革命斗争的需要，决定分别成立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前委在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的领导下，率中央的精干机关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个战场作战；工委在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朱德和一部分中央委员领导下，率一部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干部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后委在叶剑英、杨尚昆等领导下，率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到晋西北统筹后方工作。
3月30日，毛泽东、任弼时致电周恩来称：“中央决定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在少奇主持下进行各项工作。朱、刘二同志明晚由石咀驿（绥德南七十里）动身去临县与董、叶诸同志会合，经五台往太行。中央直属机关人员已至晋西北者，照前议一部往太行，一部就地疏散，由你告董、叶处理，嗣后听候中央工委指示。”
4月1日晚，刘少奇、朱德等渡过黄河，在中央后委所在地三交镇与周恩来、董必武、贺龙等会合。
4月4日，刘少奇、朱德致电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称：“从延安出发，中直军直共五千五百人，留河西者七百人。”“现决定留晋西北及少数去五台工作者约一千人，决定去太行者三千八百人，第一批行军走三千人，其余陆续走。”“路线决定经五台前进，四月十二日可开始出发，第一批三千人分七个支队，每日出发一二队，大约行路十天，休息二三天，四月底才能过路。”由此可见，中央工委原来是准备前往太行，即晋冀鲁豫解放区的。
4月5日，刘少奇、朱德率部三千余人到达晋西北区党委所在地山西兴县，准备作短暂休整后继续经崞县前往五台。
4月9日，刘少奇在兴县晋绥建军会议和兴县公安局长联席会议上讲话时指出：“革命的高潮将要到来，现在是这个高潮的前夜。”他在会上宣布了毛主席、党中央仍留在陕北，在那里和群众一道坚持战斗，并指挥全国作战。他讲明了党中央决定成立工委，带领部分中央直属和军委直属机关向华北转移，正是为了适应革命高潮将要到来的需要，为了尽快把反对国民党进攻的自卫战争从内线转向外线，从防御转向进攻，为最后打败国民党，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创造条件。可见，中央工委的成立，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华北转移，决不是一般意义的防御和退却，而是伟大转变的开始，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历史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4月26日，刘少奇、朱德等到达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在那里稍事休整，并对晋察冀各方面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5月3日到达河北省平山县，与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肖克、政治委员罗瑞卿等会合。针对晋察冀解放区当时的情况，根据军区负责人的建议，刘少奇、朱德于5月10日致电党中央，建议改变原拟去太行的打算，中央工委留驻在平山。中共中央当日回电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工委及工委工作机关留在晋察冀工作一时期，以便能够帮助中央局解决各项工作问题。”
在此之前，4月9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正式发出了成立中央工作委员会的通知。
6月14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朱德的电报里指出：“就全局看，本月当为全面反攻开始月份。你们在今后六个月内，如能（一）将晋冀察军事问题解决好；（二）将土地会议开好；（三）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做好这三件事，就是很大成绩。”这就是党中央委托中央工委的三项任务。
（一）解决晋察冀的军事问题
晋察冀解放区在抗日战争期间，不仅在解放区建设方面成绩卓著，被誉为“模范根据地”，而且在军事上也是战绩显赫，如发动和参与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等等。
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国共谈判和政协协议的签订，国内出现了和平民主的新形势。为此，中共中央曾在1946年2月1日向党内发出指示，指出：“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指示同时也指出：“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长期的，”要求全党全军必须注意“阵地的保持与继续取得”，而“练兵、减租与生产是目前解放区三件中心工作。”
由于晋察冀解放区有晋察冀中央局的统一领导，有较为完善、较为系统的民主政权，具备了较好的条件和基础。所以，抗战胜利后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根据地的建设方面，军事建设相对较为薄弱，甚至在国民党蒋介石撕毁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以后，晋察冀在军事上对国民党的自卫反击不如其他解放区积极果敢，取得的军事上的胜利也较其他解放区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曾多次向军区负责同志指示，要求尽快改变局面。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此次向华北转移，就是带着帮助解决军事上存在的问题到晋察冀解放区去的。为此，中共中央还决定派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前往晋察冀，协同刘少奇、朱德等帮助解决该区军事上的问题。他们到达晋察冀后，先后多次与中央局和军区主要负责同志深切交谈，并广泛地征求了各方面干部群众的意见，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说服动员工作，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使那里的局面迅速转变。
在中央工委的具体指导下，晋察冀军区先后发动并取得了清风店战役、正太路战役、石家庄战役、平保战役等的胜利，歼灭了大量敌人的有生力量，钳制了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军，有力地支持了其他解放区作战，尤其是石家庄战役，不仅是开创了我军运用攻坚战术攻克大城市的先例，而且创造了丰富的经验。中央工委专门在晋县召开了攻克石家庄的经验总结大会，晋察冀野战军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上报党中央后被转发给全国各地参考。石家庄解放后，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为建立统一的华北解放区奠定了基础，并为党中央在西柏坡建立进京前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创造了安全可靠的屏障。
（二）召开全国土地会议
土地制度的改革，是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也是保证革命战争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早在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就曾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著名的《五四指示》，将党在抗战时期实行的削弱封建势力的政策，改变为消灭封建势力，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指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各解放区根据《五四指示》，迅速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为了争取更多的人参加反对国民党的自卫战争。《五四指示》中没有明确宣布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没收一般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农民的土地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影响了群众的反封建斗争和支援革命战争的积极性。
随着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解放区不断扩大，支援前线的负担不断增加，在这种形势下，只有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运动，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才能充分调动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支援全国规模的解放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
为了总结前一段工作的经验，统一制定更加适合形势需要的土地改革政策，中共中央早在1947年1月就曾做出决定，准备当年5月在延安召开土地会议，并为此发出了通知，要求各地认真做好准备。后来，由于延安失陷，情况发生了变化，土地会议改由中央工委在工委所在地召开。
l947年7月17日，党的全国土地会议在河北平山西柏坡村召开。会议由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各解放区的领导人和代表107人，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由各地代表汇报情况，提出问题，并展开讨论。在这个基础上，把问题集中后，再转入第二阶段，讨论决定会议的主要议题。会议根据各地汇报的情况，经过讨论分析，认为各地贯彻《五四指示》以来，土地改革运动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大部分地区存在土改不彻底的问题。究其原因，一是指导土改的政策本身不彻底；二是存在党内不纯的问题；三是领导上存在官僚主义。会议决定：实行普遍彻底平分土地的方针，着重反对干部中存在的右倾思想，结合土改整编党的队伍。9月13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决议，正式公布这个大纲。
《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明确指出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征收富农多余的上述财产。这就比较彻底地废除了封建制度，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有利于提高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促进农村和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完全符合民主革命的要求的，具有重大的反封建的革命意义，对土地改革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关于分配土地的政策，《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这虽然符合农村广大无地和少地的贫雇农的利益，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他们对土地的迫切要求，但在执行中，曾发生过侵犯中农的利益等现象。
全国土地会议以后，土地改革运动在各个新老解放区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一场席卷封建势力的暴风骤雨，摧毁着中华半壁江山的封建土地制度，使广大农村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
中央工委以极大的注意力，关注和指导着各个解放区农村土地改革和整党运动的开展。为了取得运动全过程的第一手材料，中央工委曾组成工作团，直接领导工委所在地平山县的土改和整党运动。工委自始至终与各地保持密切联系深入调查研究，通过多种渠道及时了解各地运动发展情况，总结经验教训，一方面向中共中央报告，一方面通报各地区引以为鉴。特别是当运动出现“左”的偏向以后，中央工委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做了大量纠正“左”倾错误的工作，使运动得以健康地发展。
（三）建立华北财办，统一财经工作
经过八年抗战和一年多爱国自卫战争，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并为前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我从自卫转向进攻，从内线作战转向外线作战，地域越来越广，规模越来越大，中共中央指示全党，要“动员一切力量，全力准备反攻。”因此，财政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保障长期的大规模战争的军需供给，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
然而，抗战期间解放区的财政工作就存在既要大量养兵，并保障部队生活的一定水准，又必须照顾人民负担能力，保障群众的生活的矛盾。自卫战争爆发以来，又增加了分散的、落后的小农业和小手工业生产和交通落后与比较近代化大兵团作战之间的矛盾。如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如何解决这些矛盾，怎样才能保障长期战争的需要，直到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是摆在财政经济工作面前的严峻问题。中央工委受党中央的委托，承担了解决财政经济工作存在的问题，组织各解放区的经济力量，全力支持革命战争的艰巨任务。
在中央工委成立之时，中共中央就作出决定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在中央工委的直接领导下统一领导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1947年4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称：“为着争取长期战争的胜利，中央决定在太行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统一华北各解放区财经政策，调剂各区财经关系和收支，并决定以董必武同志为办事处主任，由华东、五台、太行、晋绥各派一得力代表为副主任，并经常参加办事处工作。”在中央批准中央工委留驻河北平山的同时，同意华北财经办事处和中央工委一起留驻在平山县，随即在峡峪村开始筹建办事处的工作。
1947年8月1日，董必武将拟就的《华北财经办事处组织规程》上报中央，16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规程。
《规程》指出：“华北财政经济办事处（简称华北财办），在中央及其工作委员会领导下，统一华北各个解放区（东北暂不在内）的财政经济政策，指导华北各个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的推行。”
《规程》规定：“华北财办的任务是：一，制定华北解放区国民经济建设的方针。二，审查各个解放区的生产、贸易、金融计划，并及时作必要的管理与调剂。三，掌握各个解放区的货币发行。四，指导各个解放区的对敌经济斗争。五，筹建中央财政及银行。六，审定各个解放区的人民负担。七、审定各个解放区脱离生产的人数及其编制与供给情形。八，审核各个解放区的财政预算，并作出必要的调剂办法。”由此可见，实际上，华北财经办事处是在中央工委直接领导下，行使着统一领导暂时除东北以外各解放区的一切财政经济工作的职能，也就是担负着为坚持长期战争筹措除东北以外各个战场所需的军需供给的艰巨任务。这也就是党中央赋予中央工委的一项重大使命。中央工委在它存在的一年时间里，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有效的工作，不仅对支持革命战争和安定人民生活起了重要作用，而且探讨了解放区财政政策和经济建设的许多问题，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为解放战争后期和新中国的财政经济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早在1947年1月3日，中共中央就发出过召开华北财经会议的通知，指出：“由于空前自卫战争的巨大消耗，已使一切解放区的财经状况陷入困境，必须以极大决心和努力动员全体军民一致奋斗并统一各区步调，利用各区一切财经条件和资源，及实行各区大公无私的互相调剂，完全克服本位主义，才能长期支持战争。”“会议的议程应为交换各区财经工作经验，讨论各区货物交流及货币、税收、资源，互相帮助，对国民党进行统一的财经斗争等项。”会议于2月至5月在邯郸举行。会上，各区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华北各解放区的财经工作有迅速统一之必要，并向党中央建议成立统一的财政经济领导机关。中央采纳了这个意见，决定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4月，董必武在与中央工委向华北转移途中接到中央通知后，立即赶到邯郸参加华北财经会议。
会议总结了华北各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的经验，提出和解决了今后财政经济工作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问题，其中包括：解放区的经济建设必须建立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自给自足的方针，要保护和扶助群众发展生产，发展互助合作事业，实行公私兼顾，照顾群众利益，照顾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
目前财政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保障长期战争的军需供给。其他工作可缓办的缓办，可不办的不办，反对铺张门面，百废俱举，以致无限度地加重人民负担。财政工作不能仅从几百万脱离生产人员的生计出发，而必须从一亿四千万人民的生计出发。
实行精兵简政，首先精简地方机关人员，充实部队；部队也要精简后方机关人员，充实前方。
要提倡科学的、精确的、合理的计算，细心审核预算和决算；要严格财经制度，反对漠视制度，一切都作机动处理的现象。
部队的供给标准要高于地方，前方要高于后方，野战军要高于地方军。提倡艰苦奋斗，一切为了前线，向农民生活看齐。
开源节流。要改进公粮税收工作，增加财政收入。要实行合理负担的政策，扩大征收面，减少累进率，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税收工作要与对敌经济斗争相结合；管理贸易要与鼓励发展生产相结合，做到既保证财政收入，又刺激经济发展。
机关、部队生产，应以农业、手工业和运输为主，反对搞投机贸易。
缴获的物资要归公，作为财政收入，严禁私自扣留和破坏行为。
要对村财政进行整理，要由区政府统一规定其收支标准，由村民民主评议，经区公所核准，自筹自支，按期结算公布帐目。
要调整战争勤务。要尽量节约民力，避免影响生产。支用民夫应有严格的制度，经过精确计算，科学使用民力。
贸易工作的主要任务，对外是争取有利交换，对内是调剂供求，扶植生产发展。要加强管理，鼓励生产输出，限制外货输入。
金融货币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平稳物价，保护人民财富，促进生产发展。要建立独立自主的本币市场，排挤蒋币，调节本币发行数量，防止物价波动。信贷工作要有利于群众生产和发展合作事业。
出击部队的粮食等供给，应主要依靠战争缴获和就地筹办。新解放区的人民也要负担战争供给，反对“仁政”观点，反对“抓一把”的做法。
1947年6月5日，薄一波将华北财经会议的上述决议上报中央，中共中央于同年10月24日批转各地。批示指出：“中央认为这次财经会议总结了华北各解放区财经工作经验，并正确的提出和解决了今后财经工作的方针与政策。”“财经会议对各种财经政策都作了具体的决定，这些决定应即坚决实行。”华北财经会议结束后，各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基本上都按照会议确定的方针政策去进行，中央工委和华北财办进行了一系列的协调指导工作。董必武同志跑遍了华北五大解放区中的四个解放区，指导各地的财经工作，就地解决财经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为了准备发行统一货币，华北财办还专门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并从各大区财政预算中筹集了一笔基金，为统一货币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作战所需的军火军械的生产和供应成了军需供给中的突出问题，军工生产成为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之一。为此，中央工委于1947年12月21日召开了华北解放区兵工会议。会议讨论并制定了兵工建设的总方针，这就是：兵工生产要为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服务。要以自力更生为主，照顾目前的需要，实事求是，长期打算。会议还讨论制定了当前兵工生产建设的布局、规划、组织管理和统一领导等问题，对加强兵工生产的组织领导，发展兵工生产，提高兵工产品的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支持长期的革命战争起了很好的作用。
随着战争区域和规模的不断扩大，作战物资及军需供应运输量的大幅度增长，交通运输问题日益突出。为适应战争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解决交通工作中所存在的许多问题，中央工委和华北财办于1947年底召开了华北交通会议，讨论有关公路铁路和邮政建设，统一管理运河和加强兵站工作等问题，会议于1948年1月5日结束，讨论制定了交通工作的方针任务。这就是：交通运输建设应以支援战争为主，为着争取战争胜利，服从战争需要，同时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会议经过讨论，决定修筑阳泉至德州和涉县至南馆陶两条铁路和四条公路干线，其中两条从西到东，西起陕甘宁，一条经晋绥、晋察冀到山东东端的海口，一条经晋绥、晋冀鲁豫到山东南部的海口；两条从南到北，一条从晋察冀到东北，一条经冀鲁豫到黄河边，供应南征大军。建立卫河和运河管理机构，统一治河工程、船舶管理，协调关系，统一运费及管理水上治安工作。加强邮政建设，逐步实现邮政工作企业化和专业化，统一邮政和邮票。加强运输工作，建立运输公司，实行公营、私营、合作运输同时发展的方针。建立统一的交通运输工作领导机构，加强业务领导等。
华北财经会议以后，随着战争形势日益好转和后方工作的进步，各解放区的金融贸易工作有显著的进步。表现在对政策方针有了较明确的认识，纠正了过去的一些错误倾向；逐渐从各自为政走向统一，取消了各区间的关税壁垒，调整了各区间的货币关系；经济阵地逐渐巩固，对敌经济斗争逐渐转入主动等。但也还存在一些急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为了交流情况，总结经验，克服困难，解决问题，中央工委和华北财办于1948年3月15日召开了华北金融贸易会议，出席会议的除晋察冀、晋冀鲁豫、西北和山东的代表外，还邀请东北派代表参加。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整理地方货币，调整各地贸易关系，统一指导对外贸易和组织各地物资交流等。会议通过了《关于金融贸易会议的综合报告》经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各地遵照执行。
会议认为，由于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攻，华北各解放区已有比较稳定的区域，为着更有效地支援战争，有必要和可能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建设。今后的中心工作，一是发展生产，一是支援战争，而有无力量支援战争，基本上决定于生产的发展。因此，除部分仍在进行战争的地区外，应以发展生产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金融贸易工作应为生产服务并与生产工作密切结合起来。
会议指出，由于解放区已大体上联成一片，有必要和可能逐步从分散的地方经济走向统一的国民经济，商品经济将不断发展，商品市场将不断扩大和走向统一，迫切要求取消关税壁垒，统一货币制度。
会议提出了金融贸易工作既要为长期艰苦的战争服务，又要为迎接全国胜利，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做准备的战略指导思想。
会议就货币政策、货币斗争、信贷、城市金融、物价政策、对外贸易、内地贸易、私营工商业政策等金融贸易中的重大问题提出了意见或做出了相应的决定。这对解决当时解放区财政经济、金融、贸易上存在的问题，发展生产，增强实力，支持战争，以至为建立新中国的金融贸易工作做必要的准备，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四）建议两区合并
中央工委存在期间在组织建设上的一项重大举措，就是建议并组织实施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区的合并。
早在1948年2月16日，刘少奇就向中央提出了合并两区的建议。《建议》认为：抗日战争期间，由于遭受敌人的封锁和分割，分别设立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现在两区业已联成一片，并且相当稳定，继续保留两个解放区，“即显出其违反地理历史诸条件，严重妨害解放区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的发展，而成为一种完全人为的障碍。”提议：“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完全合并，邯郸局与五台局合并，成立华北中央局，管辖太行、太岳、冀鲁豫、冀南、冀中、北岳六个区党委，将来或者再与华东局商量合并渤海区，共辖七个区党委。此外两个军区司令部、政治部、财经办事处、银行贸易机关、后勤机关、党校、大学、报纸等亦均合并办理。两个边区政府暂不宣布合并，但可合并办公，待召集两区统一的人民代表大会时再宣布合并。”中共中央采纳了这一建议，5月9日做出决定；“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两个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以刘少奇兼华北中央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为第二书记，聂荣臻为第三书记。”“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两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以聂荣臻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委，徐向前为第一副司令员，滕代远为第二副司令员，肖克为第三副司令员，赵尔陆为参谋长，罗瑞卿为政治部主任，蔡树藩为副主任。”“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两边区政府在华北人民代表会议未召开前，暂成立华北联合委员会，以董必武为主席，黄敬、杨秀峰为副主席，宋邵文为秘书长。”至1948年9月华北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召开，选举产生了华北人民政府。两区合并，不仅对当时的生产建设、支援前线起了很好的作用，更为新中国国家机构的建立塑造了雏型，打下了基础。
二、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
从1946年7月到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在战争第一年里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连同非正规军，共歼敌一百一十二万人，取得了伟大的战绩。中共中央根据整个战局的发展态势，及时作出新的战略部署：人民解放军主力转到外线去作战，以调动敌军回防，粉碎其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彻底破坏蒋介石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的战略方针，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迫使敌人转入战略防御，改变敌我之间的攻防形势，将革命推向新的高潮。刘邓大军首先突破黄河天险，随即发起鲁西南战役，一举歼敌六万余人，揭开了我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在1947年12月7日至28日举行的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上通过的毛泽东所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明确指出：人民解放军已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人民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
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形势的需要，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把全国解放战争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向东转移，即把党中央机关从陕北转移到河北，把前委、后委和工委合并于西柏坡。
1948年1月4日，叶剑英、杨尚昆致电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并报中央称：“三交机关经中央批准将于三月初出发搬到平山与工委会合。”次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即电询中央：“三交机关搬到平山与工委会合甚好，陕北中央机关是否亦搬来，搬到平山后是否应作较长期打算，请即示，以便作各种准备。”1月20日，周恩来、任弼时就中央机关转移问题致电叶剑英、杨尚昆，指示后委的转移按照原定计划进行，三月中旬开始行动。2月1日，中央工委致电叶剑英、杨尚昆，通报中央机关转移路线及运输、接待等安排情况，电称：晋察冀设七个站即聂营、岩头、郭家庄、东路村、陈家庄、鱼枣口、弓上以南，以聂营为晋绥与晋察冀两区联络接运站，并拟在该地架设电台。晋察冀中央局拟派副秘书长周荣鑫负专责，工委派王钟阁协助。每站均由工委派一人，社会部派一人，中央局派二人，当地干部一人专司接送之责。已调集大车七十五辆，驮骡二百五十头，担架五十付，必要时还可以抽调机动牲口。
党中央对于此次转移十分重视，除作了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安排外，还特别注意转移过程中的组织纪律，并为此专门制定了《行军注意事项》，强调：此次转移，必须建立下列各项制度，请各单位具体执行：
一、不论是公家的或私人的东西，单位和个人都不准出卖。
二、单位和个人不准拿多余的粮、草、料票去换吃的或用的东西。
三、要按市价买东西，不准强买。
四、为不增加地方人民负担，妨碍春耕生产，沿途不得动员民夫和牲口。
五、禁止用金子、白洋、敌币购物。
六、要克服困难，听从兵站安置，照顾地方困难。
七、注意节约，防止浪费，不要向地方上要东西。
八、搞好与沿途地方政府的关系。
可见，当时中央是非常注重群众纪律的，特别是十分体贴地方和群众的困难，尽量避免增加他们的负担。
3月14日，周恩来、任弼时致电杨尚昆、李克农称：我们已预定三月二十一日动身，四天到三交，休息一两天，乘车到兴县，停两三天，然后乘车四月一二日可到代县。
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在陕北吴堡县川口以南的元子塔渡口东渡黄河，开始向西柏坡转移，次日到达中央后委驻地山西临县三交镇双塔村，同杨尚昆等后委留守人员会面，商定下一步的行动路线。随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乘车经兴县前去阜平，中央机关人员则和中央后委留守人员一起，由杨尚昆率领直接前往西柏坡。
3月26日，毛泽东等到达晋绥分局、晋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兴县蔡家崖，同贺龙、李井泉等会面。在这里停留了八天。
从27日至29日，毛泽东等连续听取了贺龙、李井泉关于晋绥边区战争、土改、整党、财经、工农业生产、工商业政策和支前工作等情况的全面汇报，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
4月1日，贺龙主持召集晋绥党政军群干部会议，请毛主席讲话。毛主席首先评价晋绥解放区的工作，他说：在过去一年内，在晋绥分局领导的区域内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是成功的。在这个基础上，晋绥的党组织才能够完成巨大的军事勤务，支援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另一方面，晋绥的党组织纠正了在工作中发生的几个“左”的偏向，晋绥分局领导下的全部工作，已经走上了健全发展的轨道。毛主席指出：今后晋绥党组织的任务，是用极大的努力，继续完成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继续发展和支援人民解放战争，不再加重人民负担，并酌量减轻人民负担，恢复与发展生产。接着，毛主席总结了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的经验，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4月2日，毛主席和《晋绥日报》编辑人员举行座谈，发表了重要讲话。他首先指出，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群众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4月4日，毛泽东等到达奇岚县城，在这里接见了参加奇岚县三级干部会议的代表，听取了县委书记丛一平关于土地改革和整党等情况的汇报。5日到达神池县城。6日到达代县，在这里再次听取了代县县委书记兼县长苏黎和土改工作团负责人郝德青的汇报并做了指示。7日到达繁峙县伯强村，又与村干部座谈土改、生产和群众生活等问题。
4月11日，毛泽东等从伯强村出发，越过五台山，经过鸿门岩险地，到达杨林街，在台怀镇塔院寺宿营，次日到达河北省阜平县西下关村，在这里商定，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城南庄休整数天后，周恩来、任弼时等率中央机关继续前进，去平山县西柏坡与中央工委会合，毛泽东则暂时留在城南庄，在这里作去苏联访问的准备工作。
4月23日，周恩来、任弼时等率中央机关部分人员抵达西柏坡，叶剑英所率中央后委的人员也同时到达，至此，分开了整整一年的中央前委、工委和后委又汇合到了一起。5月9日，党中央正式宣布撤销中央工委。
（一）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重要会议
党中央已经在西柏坡与中央工委汇合后，由于毛主席还在城南庄，所以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城南庄举行。出席会议的除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外，还有彭真、李先念、薄一波、聂荣臻、陈毅、粟裕、黄敬、罗瑞卿等。根据4月25日毛泽东给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的电报所述，会议拟讨论的问题包括：关于邀请香港、上海、北平、天津等地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商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的问题；关于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及会议的议题问题；关于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减轻人民负担的问题；关于克服某些无政府、无纪律状态，适当缩小地方权力的问题；以及关于刘邓的建议、陈粟兵团行动、晋绥管辖范围和制订区乡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大纲等问题。
会议开了八天，至5月7日结束。会议讨论并采纳了粟裕等人的建议，作出了陈粟兵团暂不渡江南进，而先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大仗，尽可能多地把敌军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的决策，会议还研究和决定了如何在已经连成一片的华北、中原解放区建立、加强统一的中央局、政府和军区及其他多项夺取全国胜利的部署，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念“五一”节口号，提出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口号。毛泽东还在会议上发出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的号召。
当进入解放战争第三年的时候，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原来的一百二十七万人发展到二百八十万人，同国民党军总兵力的比数，已由战争初期的1：3.4上升为1：1.3，而在第一线的机动兵力则已超过了国民党军，武器装备也大为改善，不但积累了打大规模运动战的丰富经验，而且取得了城市攻坚战的经验。解放区的总面积，已经扩展到二百三十五万平方公里，人口达一亿六千八百万人。由于战争已全面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军队转入外线作战，解放区不断稳固，并获得休养生息，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增强了支持战争的力量。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为了进一步研究制定彻底打垮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除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董必武和彭真外，还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贺龙、邓小平、聂荣臻等十四人，重要工作人员杨尚昆、李维汉等十人。这是自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是自抗日战争结束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会议总结检查了过去的工作，制订了全党的战略目标，提出了今后的工作任务，这就是：建设五百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46年7月算起），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五百个旅（师）左右。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根据这个总体要求，会议对战争第三年的工作做了全面的部署：在军事上，继续发展外线进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并准备打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战役。重申解放军全部留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全国的重心在中原，北线的重心在北宁路。会议要求解放军应进一步进行正规化建设，以便适应大规模近代化正规战争的需要。
在政治上，鉴于中共中央提出的召集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已经得到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响应和支持，会议决定组织他们的代表人物来解放区，准备于1949年内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以取代国民党反动政府。
在经济上，为了克服在革命迅速发展的形势下解放区经济上和财政上的困难，一方面应尽可能地从国民党统治区内取得战争所需的大量物资；另一方面要努力增加生产，开源节流，反对浪费。会议还提出要注重和加强城市工作和工业管理工作，逐步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向城市。
针对党内仍然存在的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和地方主义、游击主义的倾向，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切实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把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党中央和中央代表机构手里。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会议的决议》。
为夺取全国政权准备大批干部，会议提出必需准备好三万至四万个干部，并注意从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工人和知识分子中培养、吸收和提拔干部。
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为夺取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了准备，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正当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淮海战役即将发起最后总攻的时候，中共中央于1949年1月6日至8日，在西柏坡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决议。决议首先指出，1949年和1950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的两年。决议重申全党同志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决不容半途而废。根据“一月会议”的精神，毛泽东随即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揭穿蒋介石虚伪的“和平”建议，同时声明：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这一声明，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意愿，受到了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这是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取得全国性胜利前夕，中国革命处于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三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九人，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组成的全会主席团主持了这次会议。全会听取并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批准了1945年6月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了毛泽东主席关于以八项条件为基础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声明，全会最后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
《决议》首先肯定，自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
《决议》指出：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的主力已被消灭。今后，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任何松懈战斗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
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随着战斗的逐步地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就增加了。我们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必须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
《决议》指出：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学会在城市中和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文化斗争和外交斗争，既要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和他们作隐蔽的斗争，不然，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就会站不住脚，就会失败。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
在城市斗争中，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去战胜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和官僚资产阶级，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城市中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一中心工作服务。
关于党的经济政策和方针，《决议》着重指出：在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在中国革命时期及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考虑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中国最大的和最主要的现代工业集中在官僚资产阶级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握有国家的经济命脉，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分散的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虽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能从基本性质上改变过来，但有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不可忽视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但同时要对它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进行限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斗争的主要形式。
《决议》还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尚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国内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因此，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制度，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
《决议》指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均站在我们方面。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同时也要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我党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
《决议》最后强调：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防止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是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为此，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了不作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等六条规定。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为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转移到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使中国由农业国逐渐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逐渐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和方针政策上做了充分的准备，并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具有极为重大的历史意义。
（二）指挥重大战役
毛主席、党中央是在解放战争第二年即将结束的时候进驻西柏坡的。在战争第二年中，国民党军共被歼一百五十二万人，分布在第一线的正规军只剩二百四十九个旅（师）一百七十万人，而且被人民解放军分别箝制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等五个战场上，能够进行战略机动的兵力已经不多了。相反，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作战，不但质量上早就优于敌人，而且在数量上也接近敌人，这就为更大规模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以至最后和敌人展开战略决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所以，因势利导地发展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指挥全国各个战场向国民党军发起全面进攻，夺取全国的胜利，就仍然是毛主席、党中央进驻西柏坡以后最主要、最繁重的任务。
毛主席、党中央在西柏坡的一年里，先后组织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个战略性战役及其它重要战役。这些战役一环扣一环地、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地向前发展，构成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一幅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画卷。
战略决战的第一个战役——辽沈战役，是1948年9月12日从东北野战军分路奔袭北宁路开始的。10月9日，东北野战军发起对锦州的进攻，经过六天激战，全歼守敌十万余人，锦州宣告解放，完全切断了东北境内国民党军与关内的联系。10月17日，经我军大力争取，被长期围困的长春驻军第六十军军长率部起义，新七军官兵纷纷投诚。19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率余部放下武器，长春宣告解放。10月21日，经中央军委同意，东北人民解放军改变原拟攻打锦西、葫芦岛的计划，发起了著名的黑山、大虎山阻击战，至28日，全歼廖耀湘兵团五个军共十二个师计十万余人，其中包括号称蒋介石“五大主力”中的新一军主力和新六军全部。随后，沈阳、营口、锦西、葫芦岛相继解放。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歼敌精锐部队四十七万二千余人。至此，人民革命军事力量已在数量上占了优势，中国军事形势达到一个新的转折点，改变了长期以来敌强我弱、敌占优势我占劣势的基本格局。1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指出从现在起再有一年左右就可以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
战略决战的第二个战役——淮海战役，是1948年11月6日开始发动的。早在9月间济南战役临近结束时，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就提出了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毛主席、党中央接受这一建议，于10月11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出《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指示。11月初，又根据辽沈战役取得胜利的形势和中原战场情况的变化，并采纳了华东和中原野战军指挥员的建议，决定扩大淮海战役的规模和目标。指出：淮海战役为南线空前大战，此战胜利后，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全国局面亦可基本解决。
从11月6日至22日，是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主要攻击目标是驻守新安镇碾庄圩地区的黄百韬兵团。华东野战军从11日起围歼敌军，经过十二天激战，全歼黄百韬兵团。期间，中原野战军也于15日攻克宿县，切断了徐蚌线。完成了对徐州的战略包围。
从11月23日至12月15日，是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主要攻击目标是驻守在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地区、从河南远道而来的黄维兵团。中原野战军全部和华东野战军一部于11月25日对黄维兵团实施包围，12月6日发起攻击，15日结束战斗，全歼该兵团十万余人。期间，驻守徐州的杜聿明于12月1日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弃城南撤，华东野战军分路追击，12月4日将其合围于永城东北陈官庄地区，并于6日歼灭企图突围的孙元良兵团。
从1948年12月15日至1949年1月10日，是淮海战役的第三阶段，主要攻击目标是已被围困在陈官庄地区的杜聿明集团。期间，毛主席、党中央为了稳住华北平津地区国民党军队，指示淮海前线我军暂停对杜聿明集团的攻击，同时对敌军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当平津前线业已完成对傅作义部的分割包围后，华东野战军奉命于1949年1月6日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10日结束战斗，全歼邱、李两个兵团，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淮海战役是战略决战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歼敌数量最多的一个战役。我军经过六十六天的艰苦战斗，共歼敌五十五万五千余人，其中包括蒋介石的“五大主力”第五军和第十八军。淮海战役后，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和上海直接受到严重的威胁，为解放军渡江作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战略决战的最后一个战役——平津战役，是1948年11月29日开始发动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国民党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为了组织和发动平津战役，毛主席、党中央早于1948年10月就指示东北野战军组成先遣兵团先行入关，11月18日，中央军委电令东北野战军立即结束休整，提前取捷径以最快的速度隐蔽入关，包围唐山、塘沽、天津的敌人。
11月29日，平津战役正式发动。首先由华北第二、第三兵团和东北先遣兵团向张家口外围的国民党守军发起攻击，将其主力分别包围在张家口和新保安地区。12月12日起，东北野战军主力先后到达平津前线，很快便完成了对平、津、塘地区敌军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截断了其逃窜之路。人民解放军攻克新保安、张家口后，于1949年1月14日对天津发起总攻击，15日全歼守军十三万余人，塘沽守军也于17日南逃。天津解放后，北平被九十万大军团团围住，傅作义不得不接受以和平的方式解放北平的条件，于1月21日和我方达成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1月31日傅作义部队撤出市区，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历时六十四天的平津战役胜利结束，歼敌五十二万余人。
三大战役共历时一百四十二天，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一百四十四个师，非正规军二十九个师，共一百五十四万余人，基本上摧毁了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牢固基础。
除了上述三大战役以外，从1948年5月2日起至1949年3月24日止，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西柏坡指挥的重要战役还有：1948年5月2日至17日，中原、华东野战军及桐柏军区部队在河南省的内乡镇平浙川邓县地区发动的宛西战役，歼敌二万一千多人；1948年5月2日至6月25日，华北杨罗野战兵团及冀察热辽部队出击冀热察边及平古线、北宁线唐山山海关线的冀热察战役，歼敌二万四千余人；1948年5月29日至6月3日，中原、华东野战军在河南省南阳以东地区发动的宛东战役，歼敌一万一千余人；1948年5月29日至7月18日，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及军区部队在山东兖州及济南至临城等地发起的兖州战役，歼敌六万三千余人；1948年6月17日至7月6日，华东野战军及中原野战军一部发动的攻克河南省会开封市和在睢县杞县地区发起的豫东战役，歼敌九万三千余人；成为全国军事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开始。
1948年6月11日至7月21日，华北兵团及军区部队在山西省灵石至太原平川地区发动的晋中战役，歼敌十万人；1948年6月20日至7月15日，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及军区部队在苏北涟水、泗阳、东海地区发动的涟水战役，歼敌一万人；1948年7月2日至16日，中原野战军一部及桐柏军区部队在湖北襄樊地区发起的襄樊战役，歼敌二万余人；1948年7月15日至20日，华北军区部队在河北省徐水、定兴地区发起的保北战役，歼敌一万余人；1948年9月14日至10月31日，华北军区二、三兵团在察东至包头地区发动的察绥战役，歼敌二万一千余人；1948年9月16日至9月24日，华东野战军及山东军区部队在山东省济南地区发动的济南战役，歼敌十万余人，揭开了大决战的序幕。
1948年10月5日至18日，西北野战军在陕西省大荔以北地区发起的荔北战役，歼敌二万五千余人；1948年10月5日至12月4日，华北一兵团、二兵团及西北、华北军区部队围攻太原战役，连同战役第二阶段（1949年4月20日至24日）合计歼敌十二万四千余人；1948年10月20日至24日，中原野战军一部在河南郑州及其以北地区发起的郑州战役，歼敌一万一千余人；1948年11月5日至28日，西北野战军在陕西郃阳，澄城、铜川、蒲城等地区发动的冬季攻势，随后又于1949年2月20日至3月24日发动春季攻势，两次共歼敌三万二千余人。
综上所述说明，毛主席党中央在西柏坡的一年，是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大决战的一年，是全国各地战事最多，人民解放军战绩最大的一年，也可以说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最最辉煌的一年。
（三）纠正错误倾向，领导土改整党运动健康发展
早在1947年的中央十二月会议上，就曾经把解放区土地改革和整党中出现的“左”的倾向作为一项重要议题加以讨论，总结了在不同形势下产生“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的历史教训，提出了反对“左”的和右的倾向的方针政策和具体办法。从1948年1月起，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党中央集中全力去研究解决新形势下土改和整党运动及其他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毛主席、党中央进驻西柏坡期间，为进一步纠正错误倾向，领导土改和整党运动健康发展，给予极大的关注。
党中央刚刚在西柏坡正式办公，就于5月8日发出了对晋绥整党工作的指示，指出在土地改革和整党过程中，除了对极少数成份太坏、作风太坏的支部外，工作团采取完全抛开党的支部去进行土地改革是一种错误的办法。
5月10日，中共中央在给东北局的指示中又指出：纠正复查与平分中严重的“左”倾错误是正确的，必须坚决而迅速地纠正这类错误，才能保障土改与整党在中央政策下正确而健全的进行。
5月24日，毛主席在离开花山村进驻西柏坡前夕，在给邓小平的电报中指出：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有全盘考虑之必要。新解放区必须充分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在解放后的相当时期内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口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而不是立即实行分浮财、分土地的社会改革政策。这样，社会财富不分散，社会秩序较稳定，有利于集中一切力量消灭国民党反动派。
与此同时，毛主席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指示在列举了当年秋冬两季土改、整党及其他农村工作的十项任务后，明确规定了开展土地改革地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当地一切敌人武装力量已经全部消灭，环境已经安定，而非动荡不定的游击区域；第二，当地基本群众（雇农、贫农、中农）的绝对大多数已经有了分配土地的要求，而不只是少数人有此要求；第三，党的工作干部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确能掌握当地的土地改革工作，而非听任群众的自发活动。在上述三个条件中，有任何一个条件不具备，即不应当进行土地改革，指示还规定：凡属封建制度已经根本消灭，贫雇农已经得到大体上相当于平均数的土地，他们同中农所有的土地虽有差别（这种差别是许可的），但是相差不多者，即应认为土地问题已经解决，不要再提土地改革问题。在这类地区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完成整党建政工作和支援前线的工作。
6月28日，中共中央对晋绥分局5月3日及18日关于整党工作的报告作了批复，同时转发各地，对整党工作中的许多问题，如怎样正确估计农村党员和党的组织的现状，如何把土改与整党有机地结合起来，如何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如何在处理党员时采取教育与处分相结合，并以教育争取为主，如何在整党中注意发扬民主，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克服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和自私自利等现象，以及如何加强党内的团结、新老干部的团结、党员干部与群众的团结等问题，作了全面的批复，对指导各地的整党工作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党中央在纠正错误倾向，指导土改和整党运动的过程中，不但着力纠正了当时主要存在的“左”的倾向，也十分注意防止右的倾向的发生和发展。1948年11月10日新华社发表的《在结束土地改革的地方纠“左”必须防右》的社论指出：在老区、半老区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向和错误，一般地早已经被停止了，而目前在结束土地改革工作中和解决在过去犯“左”倾错误时所遗留下来的问题中，有些地方又开始生长着一种右的偏向或错误。虽然这种右倾并未发展成为当前普遍的主要的危险，但如不加以迅速纠正，则仍有成为普遍的主要危险倾向之可能。任何右的偏向或错误，和“左”的偏向或错误同样是不能容许的，如果任其发展，就会成为一股逆流，严重地损害土地改革所已得到的伟大成果。为此，各地在继续反对“左”的思想和错误的同时，必须十分警觉地防止右的偏向和错误的生长。
为了纠正各种错误倾向，使土改和整党运动健康发展，毛主席、党中央除发出了一系列的指示、并对全国各解放区的有关报告作了大量的批示外，中央领导同志还深入实际，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周恩来曾接连数天深入到中央机关驻地东柏坡、南庄、北庄、峡峪等村庄调查了解土改、整党政策贯彻执行情况。任弼时多次请各地的有关领导同志前来，细心听取他们关于土改和整党情况的汇报。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密切关注和正确指导下，全国的土地改革和整党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四）恢复发展生产，加强经济建设
毛主席、党中央历来十分重视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进行解放区的经济建设。早在工委进驻西柏坡期间，就委托中央工委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毛主席、党中央进驻西柏坡后，正值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军队人数急剧增加，战争规模越来越大，解放区的经济负担也越来越为繁重的时期。因此，中共中央对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及解放区的经济建设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做出了一系列的指示和决策：
5月，召开了华北工商业会议，朱德到会讲了话，指出了发展生产、加强经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6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工资政策的指示，指出工资制度应当从生产力的水平出发，服从经济发展的需要。
为了研究制定开展经济工作，进行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并为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经济建设提供借鉴，6月11日，周恩来专门致电上海局和香港分局，要求他们注意收集有关经济的材料，指定专人长期进行经济研究工作。周恩来还于6月21日拟就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提纲，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是反对旧民主主义或旧资本主义的经济方针的。”对于新民主主义经济与旧民主主义经济的基本区别，提出了由谁领导，以谁为主，为谁服务，是以计划经济为主还是以市场经济为主以及工业与商业的关系，公营、私营和合作社三种经济的关系，金融、税收、工资等政策，如何运用国家权力管理经济等问题。
为了统一领导财政经济工作，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财政经济部。6月13时，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组织规程》，明确规定其任务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负责审查并指导各解放区的财政经济政策；研究并指导各解放区执行财政经济政策的方法和步骤；调剂各解放区间的财政收支及财政经济关系，统一各区的工作方法与步骤等。
7月3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华北金融贸易会议综合报告，对解放区的金融、货币、贸易等各项财经政策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10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与国民党开展货币斗争的指示。次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华北财经会议所作出的关于1949年1月1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券等的决议事项。
10月26日，毛泽东在关于修改经中共中央批准的《东北局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给刘少奇的信中指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上。要达到这一点，必须经常和企图脱出这条轨道的私人资本作斗争。而这些私人资本虽然已经纳入这条轨道，他们总是想脱出去的，所以限制的斗争将是经常不断的。”
12月25日，刘少奇出席华北财委会议，并做了《关于新中国经济的性质与经济建设方针的报告》。刘少奇首先指出：解放战争结束后的中心是如何恢复和发展中国的经济问题。他分析了构成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五种成分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后指出，五种经济成分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就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与资本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之间的斗争，也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种矛盾和斗争将是相当长时期的。他指出：我们的经济方针应该是：五种经济成分，除开那些投机操纵的经营及有害于新民主主义的国计民生的经营外，都应加以鼓励，使其发展，但必须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逐步地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以便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在进行经济建设时，必须既要反对把经济发展看作是发展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倾向，又要反对在制定发展经济的计划和措施时超越实际可能，过早地、过多地、没有准备地去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
综上所述，党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在西柏坡期间，不但对当前的各项生产建设十分关注，而且早就在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工作方针和经济建设方向作理论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各种准备，绘制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宏伟蓝图。
（五）发展第二条战线，筹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自从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以来，在遭到人民革命军队的坚决抵抗，在战场上遭到惨重打击的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也受到各界各阶层人民的坚决谴责和反对。由于军事上的节节败退，政治上、经济上、外交上等各方面倒行逆施，激起了国统区人民一个又一个反蒋、反美浪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早已形成了反蒋、反美，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
毛主席、党中央历来十分重视第二条战线，进驻西柏坡以后，更进一步把国统区一般的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群众运动，引导到直接反对和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轨道上来。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的纪念“五一”节口号中，明确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明确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次日，中共中央致电上海局和香港分局称：我党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开会讨论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关于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及蒋介石卖国政府的斗争中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我党认为召开此项会议讨论上述问题的时机业已成熟，拟邀请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章达、柳亚子、谭平山、沈钧儒、章伯钧、彭泽民、史良、邓初民、沙千里、郭沫若、茅盾、马叙伦、章乃器、张絅伯、陈嘉庚、简玉阶、施存统、黄炎培、张澜、罗隆基、张东蒜、许德珩、吴晗、曾昭伦、符定一、雷洁琼及其他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会。
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马叙伦等民主人士致电毛主席并解放区人民，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号召，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表示要通电国内外各界及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5月5日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相继发表声明、宣言、通电，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
与此同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各阶层人民开展了反对美国扶植日本侵略势力复活的运动。以5月4日上海一万五千多名大中学生的抗议集会为先导，波及许多大中城市，不仅学生，而且教授、社会名流以及工商业者也先后参加了这次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6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解放区的一切大城市的工人学生市民和其他学生集中的地方，均应公开响应蒋区学生反蒋反美运动。
正当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战争失败，人心动摇，内外交困，日趋崩溃的时候，为了使国民党获得喘息的时间，国民党统治区内出现了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和支持下，由一些反动政客煽起的所谓和平运动。企图麻痹国统区的人民群众和各界人士，松懈他们的斗志，瓦解第二条战线。中共中央及时地于7月18日发出指示，指示“蒋管区各地党委应立即讨论并实行事先揭破美蒋和平阴谋，使学生群众、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一切中间阶层首先是他们中的反美反蒋分子，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不为和平阴谋所迷惑。指出反动派所谓和平运动只是战争失败时求得喘息机会以利再战的阴谋计划。国民党反动政府必须打倒，反动军队必须解除武装，人民民主政府必须在全国建立，美国侵略势力必须退出中国，中国对外必须实现完全的独立，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国内和平，否则所谓和平必定是假的，只是过渡到更残酷的内战的一种手段。这样，依据群众的觉悟程度，逐步地有说服性地引导群众站在我党方面。”“我们的揭露工作，尤应注意策略和方法，紧紧地依靠群众的大多数，务使反动派陷于孤立，而不使自己陷于孤立。”7月27日，周恩来也发出了《关于击破敌人假和平运动阴谋》的指示。8月2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周恩来起草的关于蒋管区斗争要有清醒头脑和灵活策略的指示。指出党在国民党区的工作不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在城市中要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以免将城市中多年积聚的革命力量在解放军尚未逼近、敌人尚未最后崩溃之前过早地损失掉。党中央的这些指示，指引了国统区人民的斗争继续沿着正确道路蓬勃健康地发展。
8月1日，毛主席复电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负责人称：“诸先生赞同敝党五月一日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9月20日，中共中央指示华北局和城市工作委员会邀请北平、天津的社会贤达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随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纷纷来到解放区，并于1948年11月25日在哈尔滨与中共中央代表进行协商，对于成立新政协筹备会和新政协的性质、任务等问题取得共识。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后，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先后又从哈尔滨等地云集北平，着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在此之前，周恩来早于1948年10月上旬就草拟了《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和《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而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连同他所著《论人民民主专政》则构成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的政策基础。这就为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做了充分的准备。
（六）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迁入北平
1949年1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党中央决定从西柏坡迁入北平。1月19日，即派中央直属机关供给部副部长范离等一行前往已为我军占领的北平西郊，其主要任务是选定中央机关的驻地。经过细致的调查了解后，向叶剑英等汇报了他们的初步意见。1月底，范离带着叶剑英给杨尚昆的信回到西柏坡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叶剑英在信中提出中央机关以进驻香山为好。为慎重起见，2月3日，党中央又派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一行十三人前往北平再做一次全面的实地调查。2月7日，李克农等到达北平后，在程子华陪同下到香山地区进行了实地勘察。2月8日，李克农写信给杨尚昆汇报说：昨日与平警备司令程子华去香山一带看住址，已决定住该地。林总已允调给吴烈师为警备部队，最近即可调至香山一带驻守，另调工兵二连帮助修理工作。
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迁移北平，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事，党中央十分重视，确定由周恩来、任弼时、杨尚昆主管这项工作。1949年2月初即着手迁移的准备工作，并为此成立了由杨尚昆和曾三负责的转移委员会，统一处理撤出西柏坡和迁移过程中的有关事宜。派往北平的先遣组则统由李克农负责，下设筹备、收发、招待三个处，分别负责对外交涉、备置用具、社情调查、布置警卫、营地修葺建设、安排过往人员住地等事宜。根据中央的指示，中共中央华北局、北平市委、北平市政府和北平驻军也成立了由叶剑英、聂荣臻、程子华、刘亚楼、李克农组成的迎接中央迁平组织委员会。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地组织好这次转移，专门制订了各机关部队转移前后应该遵守和注意的事项，其主要内容包括：转移前要对全体人员进行教育；要妥善处理好与驻地居民关系中一切未了事宜。在转移过程中必须绝对服从指挥，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发扬阶级友爱精神，团结互助；要遵守当地政府法令，尊重群众风俗，不得增加群众负担。进入城市后要做到四不（不乱讲话乱吃东西，不乱跑，不乱动手，不乱收人）：五要（认清环境、分清敌友、提高警惕，爱护公共物资、遵守公共纪律，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向工人与劳动人民学习，切实执行政策法令、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及各种制度）；三讲究（礼貌、正派、整洁）。规定得非常周到、具体，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这次转移的高度重视，也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风范的体现。
3月20日，转移委员会发出通知，对转移中有些人员的处理问题，作出了一般的不准退职的规定，并规定“老弱或有疾病不能继续工作，但也不愿意退职或回地方工作者，不得劝其退职，也不得嫌弃，仍随原机关转移，妥为照顾。”“老弱不能继续工作而确实自愿退职者（回家后确实能生活者）可准予退职……除必须给以足够路费外，并应按其军龄及家庭情况对其以后生活分别给以适当的关照。”《通知》还规定不得以亲友或其他关系从地方吸收新的人员带往北平。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到当时的优良作风。
在北平，为了周密地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迎接中央迁平组织委员会于3月21日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布置了有关事宜，同日由叶剑英、李克农电告周恩来、任弼时、杨尚昆并报中央，提议中央领导同志到涿州后改乘火车赴平。22日，周恩来复电表示同意各项布置，至于是否改乘火车，希望做好两手准备。同日清晨，铁道部长滕代远召集有关负责同志开会讨论，作出如下布置：临时组编三个专列，每列挂八个车箱，第一列乘载部分干部及警卫部队，在前面开道，到北平后驶入西直门车站，下车后改乘卡车直往香山；第二列为主车，乘中央领导同志，驶入清华园车站，下车后乘汽车去西郊机场阅兵，并接受民主人士和各界群众的欢迎；第三列载其他干部和行李，驶入前门外东车站，“下车后乘汽车巡城一周，一面可以转移目标，一面让初到北平的高级干部观光一番。”当日，叶剑英、李克农将上述安排报告周恩来、任弼时、杨尚昆并报中央，周恩来在电报上批示“已复同意”。
3月21日，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保卫部长钱益民和司令部作战科长尹健带着一百辆大卡车和二十辆吉普车，分别从北平、天津出发，专程前往西柏坡；叶剑英和铁道部长滕代远则于24日带着三列专列前往涿州，去迎接毛主席、党中央向北平转移。
3月23日，毛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一道率中央机关离开被周恩来称为我党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的西柏坡。临行前，毛主席风趣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周恩来接着说：我们都应当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主席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毛主席和周恩来这一席话意味深长，表达了我们党的决心和信心。
上午十一时，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车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途经灵寿、行唐、曲阳，当晚到达唐县，驻宿于城东的淑闾村。
24日上午七时，车队继续前进，中午即到达保定，在那里吃午饭后，毛主席等听了林铁的工作汇报。下午三时，车队继续北上，傍晚到达涿州，驻宿于第四野战军四十二军军部。
当晚，毛主席、周恩来同叶剑英、滕代远会面，听取他们关于北平情况及行军安排的汇报。
25日凌晨，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改乘火车从涿州出发，三个小时后即到达北平清华园车站，与前来迎接的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李克农等见面，随即前往颐和园休息。下午四时许，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驱车前往西郊机场，检阅由第四野战军的三个步兵团、一个摩托化团、两个炮兵团、一个坦克营及英雄模范功臣代表连以上干部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接受北平各界人民代表及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欢迎。前来迎接的除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和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林彪、聂荣臻、贺龙等外，有工人、农民、青年、妇女、教授、艺术家和机关干部的代表，还有沈钧儒、郭沫若、李济深、黄炎培、马叙伦等一百六十多位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代表，还有傅作义将军。毛主席等和欢迎的人群见面后，便一一登上检阅车，在第四野战军参谋长、阅兵总指挥刘亚楼陪同下，检阅了解放军受阅部队，所到之处“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霄。检阅结束后，毛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驻进当时中共中央在北平的驻地——香山。
总之，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转折时期，也是最辉煌最成功的时期。西柏坡是“毛主席、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中国命运定于此村”，“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在这里，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了伟大的土地改革群众运动，从根本上废除了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的根基，“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指挥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大决战，摧毁了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为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出了合并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为华北解放区、建立华北人民政府的重要决策，形成了解放全中国的稳固的战略后方，为组织新中国的人民政权打下了基础；召开了九月政治局会议和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促进和组织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方针，规定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和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指明了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绘制了新中国建设的蓝图。因此，不仅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且为顺利地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开辟了通途。在这一伟大历史转折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思想得到继续发展，并铸就了一种代表历史转折的时代要求的革命精神——西柏坡精神。
学习和研究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的历史，总结经验，弘扬西柏坡精神，不仅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我们深化中共党史和革命史研究，对于我们深刻理解邓小平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来源：西柏坡圣地网
（编辑：莫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