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民本思想的核心是民贵君轻。民贵君轻是传统社会最美丽的政治花朵，是传统社会关于君王与民众、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最清醒的认识，这表明孟子是传统社会最先进的政治思想家。孟子首次在价值判断上把民众放在社稷和君王的前面，既是其性善论的必然结果，又是其政治学说的重要基础。在孟子看来，民贵君轻，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意味着得民心者得天下。反之，就会像桀纣那样，失民心者失天下。在孟子看来，民贵君轻，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梁惠王上》）。在孟子看来，民贵君轻，君王与民众才能同心同德，政通人和，富国强兵。
民贵君轻的逻辑前提在于孟子朦胧认识到了国家的起源，是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而公共事务涉及的都是民众的切身利益，怎么能不以民为本呢？在“言必称尧舜”过程中，孟子认为，君王是那些为广大民众而生活和劳作的人，也就是管理公共事务的人。
在孟子的想象中，尧所处时代的公共事务，既包括对自然灾害的处置，又包括对民众的教育教化。“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洪水泛滥、禽兽害人等自然灾害不是一人一力、一家一户所能处置的，只有在共同体的范围内举众人之力才能加以消除。“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灌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江，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意思是，尧为此忧虑，选拔舜处理公共事务。舜命令伯益掌管火政，伯益在四野沼泽放火，焚掉草木，禽兽或逃跑或隐藏。禹又疏浚九条河道，疏导济水和漯水，使之入海；导引汝水和汉水，疏通淮水和泗水，使之流入长江，这样中国才可以种庄稼了。对于教育教化，尧选拔后稷教育训练民众的农业生产技能，“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当民众吃饱穿暖以后，尧担心没有教化，会使民众混同于禽兽，又选拔契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滕文公上》）。尽管孟子所论是君王，而君王却是关心共同体和共同利益的那些人，这说明孟子基本把握住了国家的起源及其本质。国家的产生是为了满足人们共同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为了行使公共权力和管理公共事务。君王是国家的象征和代表，不言而喻，其职责就是得民、保民，忧民之忧、乐民之乐。
民贵君轻的主要内容在于赋予民众比较多的权力，有的学者甚至将孟子的民本思想称为民权论。所谓民权，政治学解释为主权在民，其理论基础是自由、平等、博爱。从这个意义上说，孟子并没有民权思想，他只是在封建宗法等级结构下强调给予民众更多的参与国家管理的机会。
孟子认为，在选贤任能方面，民众应有参与的权力，君王要听取民众的意见，只有民众认可的人，才能为官从政。“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否则，就不能选拔使用。“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在司法刑罚方面，民众应有参与的权力，只有民众都认为犯罪了，才可以判刑乃至死刑。“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在重大决策方面，民众既应有参与的权力，也应有选择的权力，孟子举了周朝先祖太王迁徙的例子加以说明。当时，太王居于邠地，而狄人入侵，无法躲避。于是，太王召集德高望重的老人一起商量说：“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意思是，狄人想要的是我们的土地。我听说过君子不把那些生养人的东西用来害人。你们何必担心没有君主呢？我准备离开这里。然后决定从邠地迁到岐地居住，“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民众是否一起迁徙，由民众自己决定，结果是大多数人随着太王离开，少部分留了下来，“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为也。’效死勿去。君请择于斯二者。”在进行战争方面，民众也应有参与的权力，只有民众乐意，才能进行战争。孟子与齐宣王讨论攻伐燕国时说：“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梁惠王下》）
民贵君轻的矛盾之处在于既有民主因素又有暴力倾向。孟子的民本思想不属于民主范畴，并不表明其中没有民主因素和火花。事实上，孟子民本思想中有着众多的民主因素，闪烁着星星点点的民主火花，尤其表现在对于君王存在的认识。
君王可以易位是民主因素。孟子认为，君王如果不称职，犯错误，就应该易位，或者臣下自己离职。当齐宣王问有关公卿之事，孟子回答，有与王室同宗族的公卿，还有与王室不同姓氏的公卿，“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曰：‘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万章下》）社稷和君王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可以更换的，“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尽心下》）。君王之位不能私相授受是民主因素。在与万章对话中，孟子否定了君王之位的私相授受，“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君王的产生需要民众的认可和接受，是最耀眼的民主因素，似乎有点民主选举的味道。孟子认为，君王的产生是“天与之，人与之”。所谓人与之，就是要得到民众的赞同，具体例子是尧传位于舜的做法，“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天受之是“使之主祭，百神享之”；民受之是“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万章上》）。
与此同时，孟子的民本思想具有明显的暴力倾向。孟子认为，对于夏桀、商纣那样贼仁贼义的君王，臣下和民众可以杀掉他；杀掉夏桀、商纣，不是弑君，只是诛一独夫民贼。“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在这段话中，孟子不仅肯定了暴力的做法，而且为暴力作了正名。
在二千多年的传统社会中，孟子思想中的民主火花，如果能够形成燎原之势，那么，民贵君轻就是民主思想。遗憾的是，孟子思想的民主因素没有得到重视，几乎被湮灭，暴力倾向却得到了发展，不断被强化；君王的产生没有沿着民主选举的方向进化，反而演变为暴力杀戮的循环。从秦朝到清朝共有17个皇朝，每个朝代最后一任皇帝大多被暴力推翻或杀戮，令人唏嘘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