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从来就不仅是国籍的转换。作家严歌苓曾形容移民为“生命的移植——将自己连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上栽植……” 移民者的身份也让作家严歌苓笔下的世界更广阔与丰厚。
一、从文工团舞蹈演员到好莱坞编剧
1958年，严歌苓出生于上海的一个书香世家，祖父是留美博士，是中国翻译《简爱》的第一人，父亲则是一位专业作家。从小在书香中浸润的严歌苓并未在年少时期走上写作道路。
文革开始时，严歌苓8岁，父母的特殊身份让她过早体会到社会的阴暗和人性的复杂，而这段荒乱的童年记忆也成为严歌苓日后日后写作生涯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素材。
1970年，12岁的严歌苓参军入伍，成为成都军区文工团的舞蹈演员。在这期间，她六入滇藏，谈及这段岁月，严歌苓说：“那段生活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它左右着我一生的走向。”
是的，没有文工团的生活，也就不会有后来成为战地记者的严歌苓，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后，她走上战场，成为一名战地记者，这是她写作生涯的开端。
在部队当兵的时候她已成名，写出了名噪一时的长篇小说《雌性的草地》以及短篇小说《天浴》和《少女小渔》。
人生的转折发生在1987年，这一年，严歌苓应美国新闻总署之邀,赴美参加“年轻作家访问计划”，跟着开阔的眼界一起回来的是一本《美国600所大学》。这时的严歌苓并未下定去美国的决心，让她真正走向美国的是婚姻的失败，为抚平情伤，严歌苓登上了前往美国的飞机。
初入美国，严歌苓和每个移民者一样，过得并不容易，她在餐馆打过工,做过保姆、模特，窘迫的生活让她看不清未来的路。是勤奋拯救了她，经过刻苦的学习她最终以577分的高分被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录取,成为该校百年历史上第一个外国人。
真正将严歌苓从离婚的泥潭里拯救出来的是一个名叫劳伦斯的美国外交官，二人于1992年结婚。严歌苓多次提及丈夫身上具有日耳曼人的高贵气质，劳伦斯是欣赏严歌苓的，这种欣赏和包容的态度给予了严歌苓最大程度上的支持，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创作上，严歌苓都有了极大的自由。
当然，美国外交官与华人作家这两个极其敏感的身份，也给二人带来了不少麻烦。FBI监视过严歌苓很长一段时间，劳伦斯也因此丢掉了外交官的工作。
1995年，李安将《少女小渔》搬上荧幕，两年后陈冲又将《天浴》拍成电影，作为编剧的严歌苓因这两部作品收获了大奖与盛誉，好莱坞向她伸出了橄榄枝，由此，严歌苓成为好莱坞编剧协会的第一个华人。
二、“他者中的华人”：双重人生
移民者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面对的是两个世界，经历的是两种人生：一种是陌生土地上充满陌生人的“他者”世界；另一个是记忆中的充满回忆和熟悉味道的“自我”世界。
双重人生给予移民“双重经验”，他们拥有从国内到国外的双重人生经验，这种经验不是那种由参观访问得来的浮光掠影的印象，而是真正融入自己血肉和心灵的真实人生的体验。
作为异乡人的严歌苓之于美国主流社会，便是一个完全的“他者”。年少时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严歌苓,早已有一套固定的生活习惯、行为准则和审美心理。当她去国离乡,踏上美利坚的土地，巨大的差异从细碎的生活中丝丝渗透开来。开放与保守、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化产生了强烈的碰撞，严歌苓以她敏感纤细的神经触摸着这些感受。
她在《监视下的婚姻》一文中说过：“我以为美国是个最自由的国度……最大的讽刺在于我在美国懂得了‘人权’这个字眼,而懂得之后,又必须对这个神圣的权力一再割让。亦或许,他们的人权是有种族条件的,对一个我这样的外国人,他们以为只要有一层虚伪的礼貌就可以全无顾忌地践踏过来。”
相比起底层移民，学者和外交官妻子的身份，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严歌苓，只是黄色的皮肤仍然时时刻刻提醒者美国人这是一个异乡人。
“美国人对我很友好,但这种友好很明显地让我觉得他们是优越的,是高姿态的。我碰到过一个美国学者,当他听说我是从中国过来的,马上对周围的人说,看啊多么神奇,一个装在箩筐里的孩子被冲到了我们的岸边,这是用的那个《圣经》里的故事。”
三、文学的吉普赛人
米兰·昆德拉曾总结过三类移民艺术家：第一类是始终无法与移居地同化；第二类移民艺术家已融入移居地社会,却无法摆脱文化之根；第三类是完全融入移居地社会，身上的祖国印记完全消失。
按照这个标准，严歌苓属于第二类作家，作为一个移民者，她始终融不进美国的主流社会，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注视着发生的一切。因此她主要以中文创作小说，描绘了一批极具东方性格的女性形象，比如《扶桑》中的东方妓女扶桑，比如《少女小渔》中痴情女小渔。
除了美国，作为外交官妻子的严歌苓跟随着丈夫频繁来往于世界各地，“我们行走了世界多个文化迥异的地方，在不同的文化对照甚至冲突中，我更加清醒地知道‘自己是谁’，而这种存在感给予我更多思考的空间。在不断行走、不断阅读、不断听说和不断思考中，我对人性对历史对民族深深的爱和痛，铭刻在每一个字的灵魂里。所以说我是‘文学的吉普赛人’。”
从中国到美国再到世界各地，严歌苓称自己的生活经历就是一个吉普赛，到哪里都是一个边缘人，在中国是个边缘人，在国外也是个边缘人，边缘人最大的好处就是对什么他都不信以为真，不认为本来就应该那样，什么东西他都会保留一个质疑的、侧目而视的姿态。在西方、东方、美国、亚洲、非洲、中国之间，严歌苓永远在做比较，越比较越对自己国家的经验敏感。
严歌苓戏称自己称为“中国文学的游牧民族”，和她有相同写作经验的散落在地球上的华人写作者们，像所有游牧民族一样驮着无形的文化负载，从离开祖国海岸线的那一时刻起，就开始了永不会停驻的跋涉，于是，他们的语言有了独特的声调、语气。
作家赵淑敏曾说“如果给移民一个标准,他不该是过客。从原乡到新乡,是移地、移根、移心、移文化,慢慢变成一个人类的新品种。过新的生活适应新的社会接受新的文化、风俗、习惯、律法面对新的挑战和挫折,过程有想融入主流社会而变不了,或欲保留原来的生活方式与思维不想变,却由不得自己的许多挣扎、冲击、顿挫、转折、冲突和高潮。”
严歌苓如此，千百万的移民者亦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