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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很年轻时就当上了大学教授，而且在那时就写出了第一本着作《悲剧的诞生》，很多哲学人评价此书说，这是一本“不可能”的书，有些评论家认为此书是一个疯子写的，而同时代的歌剧音乐家瓦格纳却对它无比推崇、赞赏，为何呢？因为在瓦格纳看来，它写出了有关人的美学，揭示了生与死中所蕴含的伟大的悲苦力量，即人活着就要忍受悲苦。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借助希腊悲剧来讨论了艺术文化及生命的本质，极力推崇把“阿波罗元素”（就是太阳神）与“狄奥尼索斯”（就是酒神）这两种原始力量交集、融合，从而建立一个以古典希腊为模范的宏大文化理想，虽然尼采看向的是过去，但其目的却是为了面向未来，开启现在。
尼采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命题：即用艺术家的透镜来看待科学，用生命的透镜来看待艺术。他认为，生命是一个过往，一段路程。我们不仅要用审美的眼光看待自我的生命，更要以哲学、甚至形而上学的眼光去理解我们的人生，通过悲剧意识和对人生悲苦的理解、升华，我们最终获得一种美学意义上的“达观”和“喜悦”，达到古希腊悲剧中的那种“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
尼采反对过于简单的“明朗”和无知的“乐天”，他指出，科学的乐观主义完全脱离了希腊艺术文化的真相，更歪曲了人生此在的本质。艺术理想、悲苦人生绝不是简简单单的“明朗”或“乐天”，而是二元紧张和冲突，人的一生无论如何看，都不是单纯明快，其乐融融的，而是悲喜交加、充满着痛苦和矛盾的交织体，生命在发展、完善的过程中，经历并承受悲苦是一种必然。要想解决文化和人生的根本问题（即活着就会悲苦），就必须借助“梦”和“醉”这两种本能。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讲的是古希腊时期的弗吉里亚国王米达斯曾长久地四处追捕西勒尼，却一直没捉住。后来终于把他捉住后，国王就问西勒尼：对于人来说，什么是最妙的东西？西勒尼刚开始默不作声，后来在国王的逼迫下，只好道出了下面这番惊人之语：“可怜的人呀，无常忧苦之子呀，你为何要强迫我说出你最不想听的话呢？那最妙的东西你根本就得不到，不要生下来，不要存在，要成为虚无。快快死去，就是我们作为人最妙的事情。我告诉你，人生来就是一副‘苦相’，人所经历的生老病死都是苦。对人来说，最糟、最坏的事就是活着”。
借助这个故事，尼采终于说出了隐藏他内心很久的一个沉重无比的哲学命题：活着是如此痛苦，人生是如此惨淡，我们将何以承受“此在”的巨大压力？在存在的永恒沙漏面前，我们该如何做才不至于使自己变得像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简而言之，就是我们该如何承受各自悲苦的人生？
对于这个问题，尼采并没有直接作答，而是通过苏格拉底的知识文化、沉迷于艺术之美的审美文化与古希腊时期那种伟大的悲剧文化对比，提炼出了现代信仰体系的缺点和不足。他认为，人们对苏格拉底的“知识即德性”的认知，暴露了现代人对这种科学乐观主义的文化类型所持有的盲目、片面和虚妄的本质。尼采指出，“知识即德性”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是对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这个论断越来越不适应了，因为种种迹象表明，科学和知识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德性上的巨大进步或提升，而是把人们往一种属于非文化的方向引领，这种引领使得我们的人生看起来很自由，但是实际却是更加地悲苦和困惑。
无论是知识文化，还是审美文化，都无法彻底解决“人何以承受悲苦”这个问题，而只有那种隶属于古希腊的、形而上的悲剧文化才能解决，他说“真正的悲剧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慰藉释放我们，在悲剧文化中，尽管现象千变万化，但在事物的根本处，生命却是牢不可破、强大且快乐的。这种慰藉清晰而具体地显现为自然生灵的大合唱，他们生活在所有文明的隐秘深处，尽管时代变迁、民族更替，他们却永远如一”。
悲剧文化具有梦（太阳神）与醉（酒神）的二元交合的特性，它一方面是梦的显现，另一方面又是迷醉状态的体现。进入悲剧意识使得个体在面对悲苦的人生时，变得坚不可摧，获得一种永恒的生命意志。悲剧或悲观意识让人回归原始母体，进入到最原始的存在，即生命与意志的统一。就如同佛教所提倡的“大慈大悲”，我们一旦获得这种意识或境界，我们的生命将会得到质的升华，人生也将由此变得不同，我们将会以一种全新的视角看待周围的一切。那时，我们经历的悲苦、劫难，将会变为一种精神上的快乐，变为一种能够提供自我创造性的材料。
至此，尼采完成了他对悲剧文化的论述和形而上的飞跃，而随后一战二战的爆发，也非常正确地验证了他对人类悲苦命运的预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