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很年轻时就当上了大学教授,而且在那时就写出了第一本著作《悲剧的诞生》,很多哲学人评价此书说,这是一本“不可能”的书,有些评论家认为此书是一个疯子写的,而同时代的歌剧音乐家瓦格纳却对它无比推崇、赞赏,为何呢?因为在瓦格纳看来,它写出了有关人的美学,揭示了生与死中所蕴含的伟大的悲苦力量,即人活着就要忍受悲苦。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借助希腊悲剧来讨论了艺术文化及生命的本质,极力推崇把“阿波罗元素”(就是太阳神)与“狄奥尼索斯”(就是酒神)这两种原始力量交集、融合,从而建立一个以古典希腊为模范的宏大文化理想,虽然尼采看向的是过去,但其目的却是为了面向未来,开启现在。
尼采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命题:即用艺术家的透镜来看待科学,用生命的透镜来看待艺术。他认为,生命是一个过往,一段路程。我们不仅要用审美的眼光看待自我的生命,更要以哲学、甚至形而上学的眼光去理解我们的人生,通过悲剧意识和对人生悲苦的理解、升华,我们最终获得一种美学意义上的“达观”和“喜悦”,达到古希腊悲剧中的那种“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
尼采反对过于简单的“明朗”和无知的“乐天”,他指出,科学的乐观主义完全脱离了希腊艺术文化的真相,更歪曲了人生此在的本质。艺术理想、悲苦人生绝不是简简单单的“明朗”或“乐天”,而是二元紧张和冲突,人的一生无论如何看,都不是单纯明快,其乐融融的,而是悲喜交加、充满着痛苦和矛盾的交织体,生命在发展、完善的过程中,经历并承受悲苦是一种必然。要想解决文化和人生的根本问题(即活着就会悲苦),就必须借助“梦”和“醉”这两种本能。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讲的是古希腊时期的弗吉里亚国王米达斯曾长久地四处追捕西勒尼,却一直没捉住。后来终于把他捉住后,国王就问西勒尼:对于人来说,什么是最妙的东西?西勒尼刚开始默不作声,后来在国王的逼迫下,只好道出了下面这番惊人之语:“可怜的人呀,无常忧苦之子呀,你为何要强迫我说出你最不想听的话呢?那最妙的东西你根本就得不到,不要生下来,不要存在,要成为虚无。快快死去,就是我们作为人最妙的事情。我告诉你,人生来就是一副‘苦相’,人所经历的生老病死都是苦。对人来说,最糟、最坏的事就是活着”。
借助这个故事,尼采终于说出了隐藏他内心很久的一个沉重无比的哲学命题:活着是如此痛苦,人生是如此惨淡,我们将何以承受“此在”的巨大压力?在存在的永恒沙漏面前,我们该如何做才不至于使自己变得像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简而言之,就是我们该如何承受各自悲苦的人生?
对于这个问题,尼采并没有直接作答,而是通过苏格拉底的知识文化、沉迷于艺术之美的审美文化与古希腊时期那种伟大的悲剧文化对比,提炼出了现代信仰体系的缺点和不足。他认为,人们对苏格拉底的“知识即德性”的认知,暴露了现代人对这种科学乐观主义的文化类型所持有的盲目、片面和虚妄的本质。尼采指出,“知识即德性”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是对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这个论断越来越不适应了,因为种种迹象表明,科学和知识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德性上的巨大进步或提升,而是把人们往一种属于非文化的方向引领,这种引领使得我们的人生看起来很自由,但是实际却是更加地悲苦和困惑。
无论是知识文化,还是审美文化,都无法彻底解决“人何以承受悲苦”这个问题,而只有那种隶属于古希腊的、形而上的悲剧文化才能解决,他说“真正的悲剧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慰藉释放我们,在悲剧文化中,尽管现象千变万化,但在事物的根本处,生命却是牢不可破、强大且快乐的。这种慰藉清晰而具体地显现为自然生灵的大合唱,他们生活在所有文明的隐秘深处,尽管时代变迁、民族更替,他们却永远如一”。
悲剧文化具有梦(太阳神)与醉(酒神)的二元交合的特性,它一方面是梦的显现,另一方面又是迷醉状态的体现。进入悲剧意识使得个体在面对悲苦的人生时,变得坚不可摧,获得一种永恒的生命意志。悲剧或悲观意识让人回归原始母体,进入到最原始的存在,即生命与意志的统一。就如同佛教所提倡的“大慈大悲”,我们一旦获得这种意识或境界,我们的生命将会得到质的升华,人生也将由此变得不同,我们将会以一种全新的视角看待周围的一切。那时,我们经历的悲苦、劫难,将会变为一种精神上的快乐,变为一种能够提供自我创造性的材料。
至此,尼采完成了他对悲剧文化的论述和形而上的飞跃,而随后一战二战的爆发,也非常正确地验证了他对人类悲苦命运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