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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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提问
古代穷人为什么不自己开荒地自给自足,而要给地主“打工”?
答:在“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古代社会,理论上说人少地多,“开荒”似乎不难,只要把荒地侍弄好,做个手里有粮的自耕农,甚至“喂马劈柴照顾家园”,这“田园诗”一般的生活,岂不比那些给地主家“扛活”的佃农自在?但遗憾的是,如此“美好生活”,基本是留在想象中,放在漫长古代史上,并不现实。
首先一个实打实的难题,就是古代农民“开荒种地”,那高昂的生产成本。不开玩笑说,古代农民开荒这事儿,比现代普通年轻人“创业”要难得多。且不论稻种农具等必要支出,就说最“刚需”的耕牛,那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中国人使用耕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而且由于古代中国先进的铁农具装备,一两头使用中国曲辕犁的耕牛,就能完成同时期欧洲六至八头耕牛的工作量。但即使这样,对于古代中国农民来说,“养牛”的负担也绝不小。功夫巨星李连杰的经典作品《少林小子》里就有生动情节:两位力大无比的少林俗家弟子,带着一群半大小子玩命开荒种地,盼着攒够钱娶媳妇,可一年省吃俭用下来,也不过“攒了两条牛腿钱”。
而比起真实的历史,这剧情也毫不夸张:就以商品经济无比繁荣,“集约养殖”技术空前发达的宋代来说,虽然由于养殖业的进步,宋代耕牛产量大大提高,但“一牛马所费,当五人之食”,每天单是喂牛,就是不小的费用。南宋学者方万里也估算,南宋慈溪官府养八头牛,每头牛每月要吃掉一贯草料钱。到最后由于官府负担不起,以至于“牛存者一头”。这哪里是养牛,分明是“养大爷”。养牛如此花钱,那买牛呢?
还是以宋代为例,耕牛的“市场价”,也是随时代波动。以《宋会要》的记载,北宋初年一头耕牛的平均价格,大约是三贯钱。北宋中后期暴涨到十贯钱,南宋年间更涨得没边,长期保持在“四十贯钱一头牛”的“高价水平”。要知道,北宋初期的普通文官,月薪通常是十贯钱。宋仁宗年间的县令,月薪最高也就十五贯(还经常被克扣)。“买牛”这事儿,对于这类官宦家庭来说,也真不轻松。
比如在宋代,“租牛”就是农村生产里常见的现象:普通的佃户,都是“借人之牛,受人直土”。以苏轼的形容说,宋代许多大地主家庭,“名下”动辄有三五百佃农,靠租用主人家的耕牛来耕作。唐宋年间的自耕农们,也都是“稚田冬旱借牛耕”,那不用耕牛行不行?学者邢铁估算,宋代五口之家的佃户,全年口粮就需要40石,加上交租更要80石,全年产量上不去,一家老小就要饿肚子。
这牛再金贵,也得租。所以,放在中国历代“鼓励垦荒”的年月里,为鼓励农民垦荒积极性,统治者们也无不在耕牛方面做文章。比如三国时代的曹操,就下令官府用盐业利润收购耕牛,再借贷给北方农户。甚至战死的士兵家属,也可以享受“官给耕牛”的待遇。只这一条,就叫多少北方军民眼睛放光,精神抖擞给曹操卖命。
而到了明初全力恢复经济的年代里,“耕牛大派送”也成了常事。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时,就曾四次拨出专款,购买耕牛分发给北方垦荒农民,每次都是数万头的规模。明成祖朱棣“合法登基”后,即位没一个月,就对山东河南的农民“以官牛给之”,在整个永乐年间,明王朝不但多次送牛,每次还命官府打造相关农具,一道“配套赠送”。
正是由于这不惜血本的投入,才有了明初农业高速发展,农业产值甩开宋元一倍,国家储粮“宇内富庶”的好景象。但这类“送耕牛”的好年月,也并非什么时候都有,更多的时候是,哪怕农民家里穷的掉渣,哪怕上一年遭遇天灾,欠了一屁股债,新一年也要如明朝学者陈恩叹息的那样“再供租约赁耕牛”。
一头牛,都意味着这么重的负担,再算上天灾丰欠种子肥料等各种成本。古代一户“垦荒”的农民,负担更是可以想。哪里能想开荒就开荒?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脆弱性”,牵头牛来就能整明白。
而且退一万步说,就算有农户天生神力,靠着强大的生产能力开荒成功,建立了自己幸福的“田园”。可这田园能维持几代,也同样是这大问题。
哪怕年年风调雨顺,哪怕农业生产成本一直稳定不变。封建王朝的盘剥与土地兼并,都足以让一家普通农户“扛不住”。还是以宋代为例,宋朝号称“富宋”,统治者“不遏兼并”,宋朝农民的负担也一代代暴增。除了日常的“二税”外,农具、牛皮、盐、铁等十几种名目,都要再附加交税。到了北宋中后期,这些附加税往往是“二税”的数倍。
更狠的却是徭役,以北宋的徭役制度,有钱的富户往往要担任“衙前”,也就是组织劳役。可北宋徭役沉重,有钱人不会扛这锅,稍有钱的自耕农就倒了血霉,服一次劳役下来,就给折腾到破产。
发展到北宋“仁宗盛世”年间,以名臣韩琦的叹息说,许多自耕农地不敢种,牛不敢养,家里有守寡老母的,都逼着老太太改嫁。就怕被人“误会有钱”,弄成“衙前”就糟了。发展到后来,很多自耕农为了逃役,几乎是举家逃亡,以至于“税存户亡”,这样的光景,再好的“田园生活”,也是过不下去。为什么会这样?
宋仁宗年间,野史上的“大青天”,正史上的“老直臣”包拯,就给宋仁宗怒揭了真相:大宋土地还是那些土地,农民还是那些农民,可“吃俸禄”的官员数量,四十年里膨胀了三倍。而且应官员们的要求,俸禄水平还隔几年就涨一次。这么多钱从哪里来,可不就是“重率暴敛,日甚一日”。就是苦老百姓买单。
这番怒斥后,“爱民”的宋仁宗也连连嗟叹,可叹息过后,还是该“暴敛”照样暴敛,不“暴敛”那么多“名臣”吃什么?看过这雷景象,大概也就明白,为什么“优雅”且“皇帝仁慈”的大宋,三个世纪里闹了四百多次农民起义。
明朝弘治年间时,东南地区的农村赋税,就通过“折变”的方式,增加了五十多种附加税。万历年间推行全国的一条鞭法,在张居正去世后就走了样,万历亲政后,东南农业赋税“折银”,竟然增加了三倍多。地还是那些地,赋税滚雪球加,任何一家自耕农,都是苦不堪言。赋税如此沉重,交不起税的农民们,自然也不得不舍弃土地。所以在明朝中后期的东南沿海,土地兼并的新一轮狂潮掀起。
享有特权的皇室官僚们大量兼并土地,千千万万交不起税的农民沦为佃农。然后就是“富者田连阡陌……无公家丝粒之需,贫者无立锥之地,而租税额如故”。有钱人不交税,穷人交不起,财富惊人的东南地区,就这样陷入恶性循环里。
如果说在富庶的东南,贫穷的农民尚可做佃农,那么在本就不富裕的北方,农民的处境只能更糟。比如陕西西乡地区“富民置产,弃多贫民”,甚至“地无立锥者输且关石”。地都没了重税照样要交。有钱人的税,也得没钱的穷人接着扛锅。
富人们“飞洒”等甩锅赋税的手段,明末也早炉火纯青。以至于“有赤子无立锥地而包赔数十亩空粮者”,穷到赤条条,也得替人扛税。这样一来,同样是土地兼并,同样赋税沉重,农民们别说“田园生活”,就算想做佃户也不可得,只能举家逃亡。
天启年间的河南,就出现了整村农民“逃光”的奇特景象。有些人烟稠密的村庄成了无人区,昔日肥沃的土地变成了荒地。官府呢?却是“民有丁壮逃窜,而掠童稚以索赋”。大人逃光了没关系,不还有孩子嘛。
当可怜的农民,已到了“做佃户不可得”的地步时,接下来那场席卷中原,叫崇祯帝悲戚戚上吊的大乱,已经悄然埋下伏笔。而制造这一切的,恰是明朝君臣自己。这痛心的一幕,折射了中国两千年封建史,无数兴衰背后的真相。
“垦荒难不难”的话题背后,是多少发人深省的思考。
参考资料: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朱伯康《中国经济通史》、孟庆远《逐鹿神州》、唐 晔《宋代养牛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