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大学 陈端
本文受CNCERT研究项目支持，特此鸣谢
强化现阶段我国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协同治理的迫切性
1、立足国家治理现代化站位高度认知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重大意义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重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性，公共服务和国家治理的数字化、精准化和现代化转型是大势所趋。当前我国面临着全方位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转型，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对象、内容和国际博弈的主战场都处于深刻嬗变之中，对社会转型与发展也带来持续深远的影响。ABCDEHI协同创新正在演变成为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变革的原动力。所谓“ABCDEHI”就是人工智能（AI）、区块链（Blockchain）、云计算（Cloud）、大数据（Data）、新能源（Energy）、边缘计算（Edge Computing）、物联网（Iot）这几大关键技术。这些新兴技术不断融合，群体性、链条化、跨领域创新成果屡见不鲜，颠覆性、革命性创新与迭代式、渐进式创新相并行，正在重构社会运行的底层基础设施和运行逻辑。当代经济数据体量指数级增长、线上线下融合的特性，使得传统治理机制难以适应新形势新需要，要求在协调机制、监督机制、保障机制、制度规范等方面突破原有框架，结合现实情境和新兴技术手段寻求治理模式的变革与创新。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法多样化、治理路径多态化是内在有机统一的整体，“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国家治理创新指出了创新路向。这一路向要求,必将推动国家治理重心从末端治理调向源头治理,推动治理决策过程的统筹优化,推动治理托底的法治化,推动数字等新兴技术创新嵌入到国家治理。
2、数字治理能力成为当前我国全球数字经济竞争力的短板，亟待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有机结合
据2月份上海社科院主编的《全球数字经济竞争力发展报告（）》显示，在国家竞争力层面，美国数字经济的综合优势地位彰显且短期内不会改变，中国在数字经济治理等领域仍然存在竞争力短板。
美国已连续三年位居全球数字经济竞争力榜首，这呈现出其在数字经济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从分项竞争力的4个指标来看，美国在数字产业竞争力、数字创新竞争力、数字设施竞争力和数字治理竞争力方面得分均衡。新加坡反超中国位居榜单第二，其竞争力总得分为60.96分。从其竞争力内部结构看，新加坡数字创新竞争力得分超越美国；数字治理竞争力得分也远超中国，新加坡在数字治理竞争力上的强势表现是其能反超中国的重要原因。《报告》显示，三年来，各国数字经济竞争力排名变动剧烈，有近40%的国家排名处于波动状态中，由此表明数字经济领域的国家间竞争十分激烈。从区域特征来看，东亚和西欧国家数字经济竞争力较强，非洲、拉丁美洲地区国家数字经济竞争力较弱，东南亚地区国家数字经济呈快速发展态势，我国要保持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方面的全球领先地位，着力提升数字治理能力以弥补短板刻不容缓。
深刻认知当前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创新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1、数字技术和数字资源成为当代社会生产生活的关键赋能要素
当前全球已进入以万物互联、数据驱动、软件定义、平台支撑、智能主导为主要特征的数字经济时代，智能终端等新型工具大量涌现，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已经从提升效率和劳动生产率的辅助角色上升到生产力的中心位置，从而快速演变为基础创新和创造的赋能者。
5G重构信息网络，让它从以信息传输为核心的网络体系，变成了将感知、传输、连接、计算、处理、交换融为一体的数字基础设施。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很多新技术依附在信息网络之上，彼此赋能构成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基石。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集群式创新、生态化运作成为潮流，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深度介入社会资源流动和收益分配的过程之中，因其打破了原有的社会联结架构和组织边界，企业要素、行业要素、价值要素的配置都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治理挑战，以变应变应对挑战是促进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基础。
2、我国当前数字经济发展长短板因素都高度凸显
腾讯研究院联合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发布《国家数字竞争力指数研究报告（）》指出，未来国际竞争力的研究焦点将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数字领域。虽然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速度惊人，但优势更多体现在日新月异的模式创新、庞大的市场容量、众多的人口红利等方面。面向消费端的电子商务、即时通信及其衍生服务发展成就突出，但核心技术缺失、创新能力不强，原创性研发和融合性创新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利用标准和规则等手段建立“护城河”，是发达国家强化行业垄断的惯用做法，中国要建成数字经济强国，必须在更高层面上参与甚至主导相关技术、产品、服务的国际规则及标准制定，以占得先机和话语权；必须主动出击，面向科技战略制高点和数字经济主阵地，以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体制创新、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提升融合发展能力，破茧成蝶。深化相关领域研究，助力我国提升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竞争力不仅事关为中国经济“弯道超车”赋能助力，也是牢牢把握下一轮发展战略机遇期新内涵、新特征，把握战略主动权的需要。
3、（消费互联+产业互联+工业互联）X（2B+2C+2G）：勾勒未来我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一个基本图式
过去20多年中国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无论是PC互联时代还是移动互联时代，都是建立在面向C端用户不断优化产品服务内容，同时在互联网逐步向居民生活渗透过程中享受发展的“流量红利”、“规模红利”基础上的，而5G、AI、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协同创新引发的新一轮商业创新周期则超越了过往的发展逻辑，消费互联与产业互联、工业互联深度融合，智能制造、反向C2M成为制造业破局升级之道。泛在互联时代，2B与2C和2G业务呈现出融合交织的趋势，尤其是一些生态型头部互联网企业，从C端规模化采集市场信息，再依托数字技术和大数据的精准匹配向B段商家赋能，同时接受政府指导作为社会运行基础设施承担更多公共服务职能，“2B+2C+2G”或成为未来数字经济融合创新发展大趋势。
4、数字经济不同细分领域差异巨大，业态和模式创新必须遵循细分领域内在规律
云端经济模式之下，“流量”、“赋能”、“转化变现”成为关键词，个人创业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依赖的平台背景资源和流量池，平台为个体赋能，个体则为平台导流，形成共赢的利益联结体，个体自身的IP特色、自有流量、话题度和资源优势同样成为与平台互相成就的关键因素。被数字技术改造后的商业平台在数据挖掘和AI技术加持下将成为一个具有自我裂变、自我生长、自我完善的柔性系统，会把更多的技术创新、商业创新涵纳进来，或许未来用哪一个专门的术语都不足以概括，这也凸显了现代商业模式创新的特征——集成化、复合化、复杂化。
但根据课题组针对数字经济业态和模式创新领域逾20个细分门类分别研究梳理的情况来看，数字技术与传统要素之间融合的模式、路径和效果在不同垂直细分领域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差异化特征。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的成长并非无本之木，本质上是依托于既有的社会需求、社会资源要素通过数字化技术赋能创新供给模式与供给形态，究其深层本质仍属于“产业数字化”范畴，需要充分尊重每个细分领域已有的发展格局、发展规律和利益沉积，实施分类治理，与该领域原有政策体系和产业资源保持最大程度的兼容是促动产业创新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
5、“场景驱动+基建赋能+云端协同”：数字经济业态模式创新的关键支撑
从消费端看，新技术促发新场景-新场景驱动新需求-新消费支撑新增长，这是当前复杂国内外形势下对冲经济下行的重要手段；从供给侧看，智能经济时代，“数据”+“算法”+“算力”重新定义经济决策逻辑，新兴数字基础设施带来的泛在互联将打破产业边界，我们的政策制定需要把握数字经济业态模式创新的关键支撑点有地放矢。
构建协同创新与协同治理一体两翼的新生态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支撑的互联互通、融合发展新生态中，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及其传导路径直接内蕴了协同治理的架构与机理。在平台型经济崛起，公共服务于商业服务之间边界融合的大背景下，协同创新与协同治理犹如一体两翼，共同支撑数字经济面向新型应用场景的业态拓展和模式创新。要顺应创新主体多元、模式多样、路径多变的新趋势，推动政府管理创新、社会治理创新和产业生态创新有机融合，打造基于“数据+算法+算力”、协同创新与协同治理一体两翼、有效支撑数字经济复杂巨系统运行的新生态。
1、打造以技术赋能创新和参与共治的协同体系
深挖5G、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边缘计算、物联网等新兴技术赋能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的潜力，促进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融合。前瞻性布局引领产业变革的颠覆性技术，不断催生新产业、创造新就业，实现“弯道超车”。
发挥区块链在分布式数据确权认定、完整性和隐私保护、优化业务流程、降低运营成本、提升协同效率、建设可信体系等方面的作用，构建新兴数据信用体系和网络信任机制，以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支撑新型城镇化、现代城市发展和公共服务，有效赋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2、破除束缚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瓶颈
面对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涌现过程中新的市场主体、市场客体、市场载体和市场交易规则，改变过去以“实体化”、“现场化”、“属地化”、“条块化”为基础的行政管理模式，清扫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性障碍，推进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用新思路和新办法服务于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治理。
3、完善支撑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财税金融体系
构建更为包容性和普惠性的金融获得机制，依据创新的风险分层持续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让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数字经济创业创新型企业都有机会获得相对应的金融资源支撑。发挥金融科技的赋能效应，拓展金融服务场景，延伸金融服务链条，打造数字金融与数字经济良性互动的体制机制，形成发展内在合力。
面对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持续涌现进程中税源复杂化、动态化，税基模糊化，税源结构、税率确定难度加大等涉税因素变动带来的挑战，深化相关领域前沿研究，推进适应数字经济的税制改革，应用区块链等新兴技术构建新型税收治理框架，并完善基于数字经济时代税制优化的税收治理路径。
主要协同方向与工作抓手
1、创新协同
面对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壮大过程中新型主体持续涌现的趋势特征，明确各类创新主体在创新生态不同环节不同节点上的功能定位，统筹政策、机制、资金、人才、数据等要素，培育一批核心技术能力突出、集成创新能力强、引领重要产业发展的创新型企业，推动龙头企业的引领和示范效应和生态赋能能力与中小微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力有机融合。推动分布式、网络化的创新，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建设面向小微企业的社会化技术创新公共服务平台，推动小微企业向“专精特新”发展，系统提升面向未来、面向民生、面向国家、面向国际的全方位、多主体、生态化创新能力。
建立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开放共享制度，推动科技资源向各类创新主体开放，推动既有科技资源积累的创新转化。完善规范化、专业化、市场化、网络化的技术和知识产权交易平台，推动数据要素的合法有序流转与价值开发，发展面向市场的新型研发机构、投资孵化机构和技术转移服务机构。鼓励围绕前沿科技应用场景和民生需求新场景推动研发、技术转移、投资孵化一体化服务，实行多元化投资、多样化模式、市场化运作，发展多种形式的先进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孵化机构，从机制上推动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融合，借力 产业基金的加速器、放大器作用，在重点领域引入优质战略资本，孵化优质项目。
2、发展协同
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双轮驱动，加强共性支撑软件开发，推动数据库底层关键技术突破，探索运用区块链技术提升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支持各类共享开园平台、区块链服务平台和数据交易平台建设，以数字中台和数据共享带动线上线下多种产业跨界融合，打造多领域、多类型、协同联动，数据智能融合，产业生态完善，平台创新活跃，应用智慧丰富，安全可信可控的新兴基础设施集群，引领消费互联网、产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交叉赋能，通过高能级、引领型创新平台的建设和强化标准制（修）订推进两化融合的规模能级和发展能级，赋能实体经济焕发新动能。
3、市场协同
以用户为本位，以应用为核心，定义新场景、识别新需求、提供新产品、探索新模式，深化消费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线上线下全场景布局、全业态联动、全渠道共振，以新技术优化升级场景化消费环境，完善生活性服务业标准规范，以数字化带来的消费场景互联互通、消费体验丰富提升和消费品质安全保障稳定内需市场。实施核心技术产品的自主研发和国产替代行动计划，明确攻关任务，推动龙头企业和科研大平台开展联合攻关，力争重点突破一批“卡脖子”核心技术，以内需市场的规模化扩张支撑新形势下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优势，以模式输出、标准输出、品牌输出拉动我国数字经济外需市场的开拓。
4、政务协同
合理确定中央各部门功能性分工，发挥行业主管部门在创新需求凝炼、任务组织实施、成果推广应用等方面的作用，发挥地方在贯彻执行中央政策精神中的主动性与创造性。推进财税、金融、土地、人才、政策、法规等的协同，优化数字经济政策环境，以新型数字技术为支撑构建公共服务平台，大力发展第三方服务，建设以数据共享为基础、一体化高效运行的“整体政府”，制定实施公共数据开放计划，强化各地各有 关部门的业务衔接。制定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跨 系统的数据共享、开放和业务协同的法规和规则，明确 数据的公开范围和标准，规范采集、开发和应用流程，推进数据资源社会化、专业化、市场化开放共享和开发利用的协同。打破各部门内部业务壁垒，提高跨部门协同能力。
5、监管协同
整合、打通现有各信息资源，构建互联互通的大数据监管系统，加大系统集成力度，以底层数据库和监管云平台的建设完善为应用系统建设和数据分析服务提供有力支撑，构建科技与业务深度融合的一体化智能监管新模式，实现放管结合，降低行政监管成本，提升监管效能和市场治理水平，维护市场稳定运行。
6、治理协同
建立健全数字经济高层次创新决策咨询机制和决策咨询专家库，实时监测国内外科技创新动态，定期征集重大政策建议，凝聚发展共识，推进决策科学化；转变政府创新管理职能，厘清政府和市场边界，以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跨业务的协同共享来统合数字经济创新发展领域的战略规划、政策制定、环境营造、公共服务、监督评估和重大任务实施等环节。以市场机制推动竞争性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不断涌现，健全创新治理的社会参与机制，发挥各类行业协会、基金会、科技社团等在决策优化和协同治理中的作用，创新社会治理方法和手段。深入参与全球科技创新治理，主动设置全球性创新议题，积极参与重大国际科技合作规则制定。
7、安全协同
促进网络完全产业集聚发展，支持操作系统安全、新一代身份认证、终端安全接入等新型产品服务研发和产业化，建立可信安全防护基础技术产品体系，形成覆盖终端、用户、网络、云、数据应用的安全服务能力，提高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安全保障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