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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的文学思潮，首先是以理论形态出现的，是理论上对旧文学及旧的文学观念的批判。批判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建设新的文学和新的文学观。也就是说，批判文学思潮的兴起，内在的动力和原因是出于建设新形态的文学与文学理论，两者的联系十分密切。
一、理论形态中的批判倾向
1、批判倾向出现的必然性。
黑格尔曾经说过，世界上所有的事物，从物质到精神，都是通过否定的形式获得发展的。这种“否定的形式”在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就是批判。康德在对洛克、休谟的批判中，确立了自己唯心主义哲学的方向；谢林又在对康德和费希特的批判中，完善了自己的“同一”理论；而黑格尔自己也正是在对前人的批判中垒起了自己的理论大厦。
处于历史转折时期的新文学先驱们，在建构自己的文学理论体系时，其理论的起点首先也是对传统的中国文学观念的批判。这种批判意向的形成，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是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中国现实的必然要求，“光明之前有混沌，创造之前有破坏。新的酒不能盛容与旧的革囊”，因此，“我们的事业，在目下的混沌之中，要先从破坏做起”。
从观念自身发展的需要来看，新旧不能并存，这是新文学先驱们的共同信念，“要晓得旧思想不破坏，新事业断断不能发生的；两种相反对主义，一时断不能并行的。”正是在时代的要求与理论发展的需要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下，新文学的先驱们将文学革命的第一步确定为“推倒旧文学”。
2、批判倾向的前提
然而，任何理论批判的进行，都必须首先确定两个充分的前提：
一个是批判展开的理想，即衡定批判对象是非的尺度；
一个则是批判所要达到的目的。
前者是批判展开的基础，后者则是牵引批判发展的导线。新文学先驱们在“推倒旧文学”的过程中也不例外。
不过，他们所确定的这两个前提，却有着重合的倾向。从批判的尺度来看，这个尺度就是西方文学和文学观，“我们主张新文学，自然也得借鉴于西洋的新文学”。而实际上，新文学运动批判的展开，本身就是西方文学及其观念与中国文学及其观念比照的结果。因此，尺度是不言而喻的。
从批判的目的来看，很显然是建设新的文学观，而这个新的文学观，恰恰又不是别的理论形态，而是以西方文学观念为参照，以对传统文学及其观念的批判为“反题”，融合成的理论形态。所以，批判所使用的尺度与批判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基本吻合的，但“吻合”并不就是等同，这是因为，作为批判的出发点的“正题”——西方文学观，与作为批判终点的“合题”——新文学观，有着“反题”——批判的成果的中介作用，而使它们在性质上自然地区别开来。这种“批判”的特有格局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批判走向，也就内在地决定了“批判的文学观”的色彩和内容。
揭开这个批判序言的“宣言”是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在这篇文章中，胡适以“八事”为内容，而八事中无处不是直接针对传统文学及其观念的弊端而言的，同时，也就在这种批判中昭示了新文学“应当怎样”。不过，由于他那温和而谨慎的态度，使得这篇“宣言”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但是它毕竟启开了新文学运动批判的闸门，正是从这个启开的闸门里，奔涌出不可遏止的急流，以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为先锋，掀起了蔚为壮观的批判的高潮。
3、批判的内容
批判在三个方面同时展开：
一个是对传统文学观念的“原型”批判；
一个是对这种文学观念原型所产生的“影响”的批判；
最后一个是对形成传统文学观念的思维方式的批判。
（1）对传统文学观念的“原型”批判，主要集中于对传统文学观的核心命题“文以载道”的批判。
胡适率先发难，他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将自己文学改良的第一事“须言之有物”中的“物”界定为：“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在自己的主张与传统文学观之间划了一条界线。
之后，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以激烈的言辞论道：“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自昌黎以乞曾国藩所谓载道之文，不过钞袭孔、孟以来极肤浅空泛之门面语而已”。
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也说，古人以为文当“载道”，其实，“不知道是道，文是文。二者万难并作一谈”。
值得注意的是，如此众口一辞地对“文以载道”的否定，其批判的重点其实并不在“文以载道”这个命题形式，而在“道”的内涵。陈独秀认为，“文以载道”之“道”，在主张“载道”的人眼中“实谓天经地义神圣不可非议之孔道”，而“孔道”在先驱们的意识中，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又是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弊害的魁首，所以，一切革命，特别是思想、文化革命，首先就必须推翻这个魁首，这也正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目标。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新文学运动及新文学观找到了与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契合点，这也说明，在文学观念上所进行的批判，从一开始就带着文化批判的色彩。这正是批判文学观的一大特点。但是，否定了“道”，并不等于就否定了“文以载道”这个命题的形式，正如倒掉了水而保留了盛水的容器一样，新文学先驱们批判了“道”的内容，却保留了曾装载过这一内容的形式。
从当时先驱们对“文以载道”的论说来看，他们大多数主要着眼于“道”本身。胡适所谓“‘物’非‘文以载道’之说”，不过是以“情感”、“思想”代替了“道”，划清了自己的“文”的内容，与传统“文”的内容的界线。陈独秀的观点就更为明显了，他说，文学之本义“原非为载道有物而设”，“何谓文学之本义耶。窃以为文以代语而已。达意状物、为其本义”，可见，在他看来，文学只是不应“载道”，却不应该无所“载”。
郭沫若在三十年代回顾这段批判的历史时曾说：“古人说‘文以载道’，在文学革命的当时虽曾尽力的加以抨击，其实这个公式倒是一点也不错的。道就是时代的社会意识。在封建时代的社会意识是纲常伦教，所以那时的文所载的道便是忠孝节义的讴歌。近世资本制度时代的社会意识是尊重天赋人权，鼓励自由竞争，所以这时候的文便不能不来载这个自由平等的新道。这个道和封建社会的道根本是对立的，所以在这儿便不能不来一个划时代的文艺上的革命。”
虽然他对文学革命性质的解说存在着一些偏颇，但是，他对“文以载道”这一“公式”的肯定，对这一公式在文学革命时期的实际状况的表述，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周扬在1961年说得就更为明确了：“五四的时候，反对文以载道，提倡文以言志，其实言志也是载道，言志还不是宣传你的所谓道吗！”
以上种种论述，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新文学先驱们对于“文以载道”这一文学观念的批判，应该说，主要是对“文”的出发点的批判，也就是文学应从什么出发，是从“人生”、“情感”、“志”、“意”出发呢，还是从“道”出发。他们坚决反对从“道”出发，而主张为人生等等，其目的显然就在于用新的思想、新的出发点来代替“文以载道”这个命题中那个陈腐、僵化、古旧的“道”的出发点。
因此，新文学先驱们对传统文学观念的“原型”批判，表面上看去，似乎一目了然，批判的命题、对象似乎很明了，实际上，这个批判很复杂，其复杂性就在于他们因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一种欲罢不能的心理。从这一个“点”上，似乎也反映出了双重智慧的矛盾。
不过，这个矛盾并没有产生消极的结果，相反，“为人生”，“表情达意”等文学观的出现，在直接的意义上，正是新文学观与传统文学观决裂的内容之一，而且，这些观念也是具有鲜明的新文化内涵的文学思想，因为，它们都是直接与僵死的传统伦理教条敌对的新观念，又是与新文学的核心内容——“人”直接联系的新观念，它们真正使文学回到了它的本义上。
（2）对“影响”的批判
在新文学先驱们对传统文学及其观念的批判中，我们可以发展一个很独特的现象，即他们对汉以前的文学及元以前的文学观很少批判，相反，他们认为“周秦以前的文章很有价值”，而唯独对于明代前后七子及八大家文派的归方刘姚等“十八妖魔”和“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不惜施以重火力，从创作到观念给予了猛烈的批判。
而其中批判的焦点，又集中于“十八妖魔”等对待“远传统”即元以前文学的态度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学倾向上。出现这种批判态势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建设新文学的需要，而在现实性上，这种批判又是“历史进化的文学观”与“复古”的文学观在对待传统问题上尖锐对立的结果。
一般来说，文学传统，总是在一定环境、一定时代中形成的，但是，它的影响又总是源远流长的。这种影响可以产生两种完全对立的效应，一种是对传统的弘扬、创新，这就是发展，这就是进化；一种则是恪守传统，囿于古训，其结果是走上“复古”。新文学先驱们属于前者，“十八妖魔”等属于后者。新文学先驱们从进化论出发，认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
而“十八妖魔”却反其道而行，“当此之时，‘今文’之趋势已成，而明七子之徒乃必欲反之于汉魏之上”，这就构成了他们“复古”的倾向。正是在这点上，新文学先驱们对这种“复古”的倾向给予了猛烈的批判，认为其“罪不容辞”。这种结果，并不是一种意气用事，它是文学进化规律的一种必然结论。
传统文学既是一定时期形成的文学现象，它必定带着那一时期特有的规律，如果把彼时彼地的文学传统和规范照搬于此时此地并以此为楷模进行模仿，不仅会出现东施效颦的效应，而且也从根本上违背了传统的性质。《晏子春秋·内篇》有一则深刻的寓言：“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传统在那一时期也许是辉煌的，如果不顾它的具体规定性硬性照搬于另一时代，必然会发生质变。
这恰恰是“十八妖魔”，以“复古”的态度对待传统所必然形成的局面。而这种局面与新文学先驱们所倡导的“历史进化的文学观”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是对立的，它在根本上也直接阻碍着新文学观的建设。
正如新文学先驱指出的一样：
“然则吾辈又何必攻击古文家乎？曰，是亦有故。吾辈主张‘历史的文学观念’，而古文家则反对此观念也，吾辈以为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而古文家则以为今人作文必法马班韩柳。其不法马班韩柳者，皆非文学之‘正宗’也。吾辈之攻击古文家，正以其不明文学之趋势而欲作一千年二千年以上之文。此说不破，则白话之文学无有列为文学正宗之一日”。
艾略特曾经深刻地指出：凡是不能创造新东西的民族，也将要丧失欣赏旧东西的能力。而，不以“创造新东西”为目的的流派，不仅会“丧失欣赏旧东西的能力”，在根本上还会损害“旧东西”（传统）的价值，“十八妖魔，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称霸文坛，反使盖代文豪若马东篱，若施耐庵，若曹雪芹诸人之姓名，几不为国人所识”，他们自己的作品“其伎俩惟在仿古欺人，直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虽著作等身，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
凡此种种，都在最显然的意义上向我们表明了，为什么新文学先驱们对元以前的文学相对宽容，而对明七子等“十八妖魔”不惜以全力给予批判的原因。
对这种“复古”、守旧趋向的深入一步的批判，则是对传统思维方式的批判。
（3）对传统思维方式的批判
传统思维方式的特征就是“我注六经”。这种弊端一开始即被先驱们抓住了，“我国文人，以模古为特长。人物事故，虽极新者，必以古名名之，以旧态状之”，“故文章家必依附六经以矜重”。这种泥古不逾矩的思维方式，有如希腊神话中的那张坚硬的普罗克鲁斯的床：专横、固执、守旧。
一方面，消纳一切传统规范为自己的先验尺度，另一方面，又以此尺度来界定所有的新思潮、新学说、新理论，其结果是：凡是不合传统规范的理论学说，一概被斥为离经叛道；凡是希图站住脚的学说都必须被同化为传统的规范方才被接纳。如此一来，“文人思想既不能推陈出新，而所用事物之名，亦相承不变”，“遵行还怕不及，怎敢说到改革”。
人的灵气，人的创造热情，人的新思想，统统被扼杀在这张“普罗克鲁斯的床”上，“富于思想者，思力不可见，博于学问者，学问无由彰。长于情感者，情感无所用”。由于这种长期的束缚，必然使人的眼光只能向后看，从而形成一种思维的定势：“贵古贱今”。在这种思维方式下，复古，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而“复古”在事实上和逻辑上又不可能超越“古”，那么，文学的发展就只能以退化的结果告终。
因此，这种“我注六经”的思维方式，从根本上说，是一切复古者的心理机制，也是传统文化僵化的内在原因。不从根本上推倒这种思维方式，不仅无以发掘传统文化，也不可能有新文学观的诞生；“此种观念不去，则学术思想尚有进步发达之希望耶！”以是观之，我们可以看出，比起前两个方面的批判内容来，这一个批判更深沉，更接近本质，它不仅有力地深化了对“复古”倾向的批判，而且，从根本上保证了新文学观从“中世纪”的泥潭中脱颖而出。
作为对这种“我注六经”的思维方式批判的直接收获之一，是对新文学“应当是怎样”的预言。这种预言形式本身就是离经叛道的，是超越传统的，它的“新”是显然的。不过，这种新文学“应当是怎样”的预言，应当说，在对传统的文学观念、思维方式的批判中就已经以“肯定”的形式包含在其中了，因为，批判展开的前提，本身就是新文学观，所以，破与立在事实上是同时并存的。
而作为这种并存的最显著形态和这一时期最杰出的成果，是陈独秀的文学革命的“三大主张”。他要“破”的是“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而要“立”的则是“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两相对举，了了分明。他所“立”的三种文学，显然是从西文文论中得到的启示，不过，他所“立”的三种文学，也主要是预言新文学“应当是怎样”的，而不是预言“新文学是什么”，事实上他也没有解说“国民文学”等是什么。
这种预言“新文学应当是怎样”的特点，正反映出在批判意向引导下建构新文学理论的一种模式，它在批判旧文学和旧文学观中，为新文学指出了一个方向，但还来不及完善它，可是，已显示出了借鉴西方文学观建构新文学观的强大生命力，同时也预示着另一个更为辉煌阶段的到来。
这就是启蒙的文学阶段。
二、创作形态中的批判倾向
以上讲的是理论形态中表现的批判倾向。现在来看创作形态中的批判倾向。创作形态中的批判倾向，是批判文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理论形态的批判内容相比，创作形态中的批判自有其独特的内容。理论形态中的批判我们讲了三个方面，而创作形态中的批判内容，则更为广泛。概括起来，批判内容主要在以下层面上展开：
1、社会政治的层面（这种批判最尖锐）
（1） 对政治制度的批判。如杨振声的创作，文学研究会的“乡土小说”。
（2） 对政治革命的批判，如，辛亥革命。鲁迅的《药》、《阿Q正传》等。
2、社会心理与国民精神的层面
这种批判的内容最丰富。它既是社会政治层面批判的扩展，也是社会政治层面批判的深入。因为，一定的政治制度、政治革命，总要一定的社会心理来支撑。
这种批判，主要是对在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中起指导作用的各种意识的批判。如，理想（幻想）、意图、情感、动机、性格、风尚、习惯、道德（如婚姻观的批判，孝道的批判等）。
3、传统文化层面的批判
如，《狂人日记》。这种批判最深刻。此批判是前两种批判的深入，它触及到了前两种批判对象形成的原因。
正是在批判中，一种新的文学思潮形成了，这就是启蒙的文学思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