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王守仁行书《矫亭说》
【释文】君子之行顺乎理而已，无所事于偏；偏于柔者，矫之以刚，然或失则傲，偏于慈者，矫之以毅，然或失则刻，偏于奢者，矫之以俭，然或失则陋。凡矫而无节过，过则复为偏，故君子之论学也，不曰矫而曰克，克以胜其私，无过不及矣。矫犹免于意必也，意必于私也，故言矫者未必能尽克己也。矫而复其理，亦克己之道矣。行其克己之实，而以矫名焉，何伤乎？古之君子，其取名也廉，后之君子，实未至而名先之，故不曰克而曰矫，亦矫世之意也。秋卿方君时以“矫”名亭，尝请家君为之说，辄为书之。阳明王守仁识。
【释文】君子之行顺乎理而已，无所事于偏；偏于柔者，矫之以刚，然或失则傲，偏于慈者，矫之以毅，然或失则刻，偏于奢者，矫之以俭，然或失则陋。凡矫而无节过，过则复为偏，故君子之论学也，不曰矫而曰克，克以胜其私，无过不及矣。矫犹免于意必也，意必于私也，故言矫者未必能尽克己也。矫而复其理，亦克己之道矣。行其克己之实，而以矫名焉，何伤乎？古之君子，其取名也廉，后之君子，实未至而名先之，故不曰克而曰矫，亦矫世之意也。秋卿方君时以“矫”名亭，尝请家君为之说，辄为书之。阳明王守仁识。
【释文】君子之行顺乎理而已，无所事于偏；偏于柔者，矫之以刚，然或失则傲，偏于慈者，矫之以毅，然或失则刻，偏于奢者，矫之以俭，然或失则陋。凡矫而无节过，过则复为偏，故君子之论学也，不曰矫而曰克，克以胜其私，无过不及矣。矫犹免于意必也，意必于私也，故言矫者未必能尽克己也。矫而复其理，亦克己之道矣。行其克己之实，而以矫名焉，何伤乎？古之君子，其取名也廉，后之君子，实未至而名先之，故不曰克而曰矫，亦矫世之意也。秋卿方君时以“矫”名亭，尝请家君为之说，辄为书之。阳明王守仁识。
【释文】君子之行顺乎理而已，无所事于偏；偏于柔者，矫之以刚，然或失则傲，偏于慈者，矫之以毅，然或失则刻，偏于奢者，矫之以俭，然或失则陋。凡矫而无节过，过则复为偏，故君子之论学也，不曰矫而曰克，克以胜其私，无过不及矣。矫犹免于意必也，意必于私也，故言矫者未必能尽克己也。矫而复其理，亦克己之道矣。行其克己之实，而以矫名焉，何伤乎？古之君子，其取名也廉，后之君子，实未至而名先之，故不曰克而曰矫，亦矫世之意也。秋卿方君时以“矫”名亭，尝请家君为之说，辄为书之。阳明王守仁识。
王守仁《矫亭说》册 21.6×11.1 正德乙亥年（1515） 上海博物馆藏
【释文】君子之行顺乎理而已，无所事于偏；偏于柔者，矫之以刚，然或失则傲，偏于慈者，矫之以毅，然或失则刻，偏于奢者，矫之以俭，然或失则陋。凡矫而无节过，过则复为偏，故君子之论学也，不曰矫而曰克，克以胜其私，无过不及矣。矫犹免于意必也，意必于私也，故言矫者未必能尽克己也。矫而复其理，亦克己之道矣。行其克己之实，而以矫名焉，何伤乎？古之君子，其取名也廉，后之君子，实未至而名先之，故不曰克而曰矫，亦矫世之意也。秋卿方君时以“矫”名亭，尝请家君为之说，辄为书之。阳明王守仁识。
《矫亭说》之文是代其父王华为朋友崑山方秋卿建立"矫亭"后所作文章，此件原为手卷，但后被割裱成册页。纵21.6厘米，横11.1厘米，共194字。藏于上海博物馆。“矫”为矫正、矫枉之意。文章论述了过柔者，矫之以刚，过慈者，矫之以毅，过奢者，矫之以俭等道理，认为完美的人必须随时修正德行，加强修养。
徐渭曾评其书：翩翩然凤翥龙蟠也，使其人少亚于书，则书且传矣。册页后有清人钱大昕、方治、陆世仪、归庄等人题跋。《矫亭说》是其代表作。
附：《书中龙-王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死于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祖籍浙江余姚。青年时随父亲迁家至山阴，后来，他结庐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阳明山人，又创建阳明书院于越城，故世称阳明先生。王守仁28岁中进士，历官庐陵知县、刑部主事、兵部主事、吏部主事、左佥都御史、南京兵部尚书等，敕封新建伯。他一生的语录、书札及其他论学诗文，被后人收集编为《王文成公全书》(现名为《王阳明全集》)三十八卷流传于世。
王守仁是明代哲学家，心学唯心主义集大成者；也是教育家、军事家、书法家。他一生既为官又倡学，文治武功，勋业卓绝，堪称一代名臣，学界巨擘。其书法源于赵佶瘦金体、王羲之和心学的影响。
王守仁的先世，传为山东籍大书法家王羲之，后世徙居余姚，先祖王纲、曾祖王杰、祖父王伦、父王华均是儒家学者，历任高官。因王家是世代为官的书香门第，王守仁自然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易》《礼》《春秋》《左传》《史记》等典籍，王守仁在年轻时便烂熟胸中，有志于读书做圣贤。王守仁少年时聪颖过人，10岁时同祖父前往北京途中经过金山寺，吟绝句：“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顿时，四座皆奇，其祖父又以《蔽月山房》为题，令其再吟诗一首，王守仁随即应口诵道：“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两首七绝诗既有吞吐环宇之慨，又富含哲理，可见其后成为一代哲人并非偶然。十五岁时，就“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十七岁始慕圣学”。
王守仁的哲学理论是孟子以来儒家心性之学的集大成者。他提出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大哲学命题是对当时程朱理学的反叛，最终确立和完善了他的“心学”体系。其“心学”崛起于海内，风行天下，成了明中晚期的主流思想。他提出的“心即理”说，“知行合一”说，“良知”与“致良知”说，是以道德实践为其思想的生长点得出的，他以自己的为人为学双向圆融，致使儒家心性之学达到了实践与思想的高度统一。他的一生在内圣外王方面所建业绩于理学家中是绝无仅有的。他兼有统军征战的豪雄性格和精神修养上的哲人气质，他能像禅宗大师一样用惊人的指点方式使人顿悟，这种性格气质使他极富创新精神。在青年时，他按照朱熹的“格物致知”去格亭前翠竹七日，病倒之后，他还是一直探求“格物致知”的真谛不辍。34岁时，他因上书反对阉党刘瑾被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在极艰苦的环境里，也还是在内心“格物致知”探寻着如何认识这个“理”。他当时的处境是万山丛棘，蛊毒瘴疠弥漫，栖居山洞，仅“驿丞一员，吏一名，马二十三匹，铺陈二十三副”，苦熬度日，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但他“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当即做了一副石棺材，指天发誓曰：“吾惟俟命而已!”他极力排除生死杂念，“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时或歌舞谈笑，超然于尘世之外，苦练制心功夫，力图发挥“心”的作用来战胜险恶环境，以求自我解救。“久之，胸中洒洒>>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才知道圣人所体会的大道，其实是在自我的本性中就很圆满自足，以前在外物中求事物之理，其实是十分错误的。王守仁此时便否定了朱熹“求理于事物”的认识途径，肯定了“吾性自足”，而“求理于吾心”就是“圣人之道”。此即王守仁的“龙场悟道”。他由此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心学命题“心即理”。这个命题还有一个补充命题：“心外无理”。并为其“知行合一”说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何谓“心即理”?几年后，王守仁贬谪期满回到越中老家，他的学生徐爱问他如何理解朱熹的“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他答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这里王守仁所说之“理”可理解为侧重道德之理，因为道德情感和理性的确只存在于我们的内心，而不是存在于外物上。心就是理，天下的理都在心中，就如你对父母的孝心是来自内心情感，本来就在你心中。就如一个人的礼仪修养，若心完全为善，自然会从行为上体现出来。王守仁认为理就在心中，并且在心外没有理，这个在人心中的理一旦发出来，便形成事物的理。为何说“心外无理”呢?他向徐爱说：“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为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
在这里“意之所在便是物”是个关键，“意”指意识、意向，“意之所在”当然指意识意向的对象，这个命题将“物”看作是离不开“意”，否定了“物”的客观独立性，他进而指出“有是意，即有是物；无是意，即无是物；物非意之用乎?”在这里，“物”不仅离不开“意”，而且是“意”作用的结果，由此他得出结论“所以说某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即如你看一株花，你见着了花，花则在，若没见着，则无花。这就是物不在心外。王守仁这一观点强调的是主观意识的能动性，混淆了主体同客体、意识和存在的界限，片面夸大和神化了人类认识的能动作用，以致用吾心之主观精神吞并了客观存在之物理，成了主观唯心主义。但王守仁“心即理”之说，是其“知行合一”论的基础，它充分肯定了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相信自我的道德力量和自我成圣的潜在能力，反对迷信等外在权威，否定用现成规范和书本教条来禁锢人的身心，主张依靠自我的“心之主体”(良知)来主宰和支配一切行为，在道德实践中努力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这对个人书法艺术的形成却道出了秘旨，一幅书法作品全然是作者个性、心灵的外在流露，是性情的抒发。是优是劣，除了书法的根底功夫之外，与作者的思想活动是紧密相关的，全由心来主宰，汉代杨雄将书法称之为“心画”，这说明古今一理。由此我们也可看出王守仁的心学思想包含着他的书法艺术观，在他所留下的信札与诗卷的笔走墨舞中，其思想性情是他“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的“心即理”最妙写照。
二、王守仁的第二个代表观点是“知行合一”说，这是他一生的“立教宗旨”。
“知行”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范畴，先泰《左传>昭公十年》就提出“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道家则认为“不行而知”，宋代的程颐则说：“人既能知见，岂有不能行。”朱熹则言：“知先行后。”南宋陈淳说：“致知力行二事，当齐头著力去做，不是截然为二事，先致知然后行，只是一套底事。”王守仁则继承了这些思想并提出了系统的“知行合一”说，以反对朱熹“将知行分作两件事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的“知先行后”说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重知轻行，“徙悬空口耳讲学”的学风。他说：“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王守仁所说的知行是在伦理道德的范畴内，“知”是指对封建伦理道德的认识，“行”则是指对于封建伦理道德的实践；“知行合一”就是研究封建道德的认识和实践二者如何以及为什么能够统一的问题。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知行是一个功夫的两面，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者不能分离，也没有先后。与行相分离的知，不是真知，而是妄想；与知相分离的行，不是笃行，而是冥行。他提出的知行合一，一方面强调道德意识的自觉性，要求人在内在的精神上下功夫；另一方面也重视道德的实践性，指出人要在实践中磨炼，要言行一致，要表里一致。应该看到，王守仁的“知行合一”主张，比他的前贤们有所进步。他将“吾心之良知”作为“知”，将“致吾心良知于事事物物”作为“行”，而以“心即理”为前提，以“知行合一”为旨归，从而达到体认良知的目的。这种认识论，就其解剖自身(吾心固有的“良知”)以推求万事万物之理的认识方法来看，内中蕴含有“一般(事事物物)存在于个别(吾心良知)之中”的辩证因素。由此，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论因发展了主观能动的方面而达到前所未有的唯心主义认识论的高度，为宋明理学增添了一个新的范畴，为认识论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对后世的唯物论知行观的建立，有启发作用。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论还认为“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他说：“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目的是要锄恶务尽，达到破“心中贼”目的。“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便是圣人。”表明了从自然到道德的，再到圣人超道德的真知行。这标志着王守仁是从真正实践的角度来谈道德修养，是将儒家的道德本体彻底落实于实践生活的表现。而他对“知行合一”的层次规定与具体运用，又使儒家扬善惩恶的任务始于一念之微，而达于万事万变之间了，其间的步骤、特征也都达到了可具体操作的地步。这是王守仁道德实践揭示深刻、把握精到的表现，也是其对儒家道德实践之学的贡献。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的思想是对人们一切活动的概括。做事想成功，“知行合一”是成功的条件。学习书法艺术也同样如此，要想有艺术的突破，除了苦练，还必须应知道怎么练，练的方法，技巧和要达到的目标；要使二者融洽一致，此时的书艺才有可能进入到一个新境界。王守仁自己深有体会，他说：“夫学、问、思、辨、行，皆所以为学，未有学而不行者也，>>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则学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知要依赖行，行发源于其知，如此才能真正达到“知行合一”的目标。
王守仁在心学观提出的第三个观点是“良知”与“致良知”，是他关于认识方面的核心思想。王守仁晚年时自己总结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致，就是推致，就是将发于良知之是非好恶推致于事事物物之间。致良知的过程，也就是以良知统摄人生，统摄事事物物的过程。这样，“良知”说便与“知行合一说”统一起来了。“致良知”也就成为王守仁心学的本体论与修养论直接统一的表现了。王守仁的这“致良知”说通俗些。就是要人们去掉昏蔽的私欲，去发现本心的虚灵明觉的本体，去恶向善，去伪存真，去蔽合德，去暗就明，去恩为圣，达到诚爱恻怛，渐渐进入圣贤的境界。王守仁的良知说，虽是一种先验论，但它打破了圣人同凡人的界限，在客观上具有动摇儒家权威的作用。他的贡献在于指出了宋明以来程朱理学繁琐与僵化的流弊，洞察到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和实践性，将儒家封建道德建立在简易的哲理基础上，使人人可行。他的思想流行达150年之久，形成了阳明学派。在他的思想中包含着某些促进思想解放的因素，为中国近代思想家所推崇，在明中叶以后传到日本，并成为显学。后来影响到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思想界，对日本的革新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就是王守仁“心学”体系的卓绝之处。
王守仁的心学思想影响了他在书法艺术上的风格和特色，具有突破明代前期馆阁体的书风的反潮流精神，表现了一位提倡心灵自由、思想解放先驱者的书法个性特点。王守仁无意于书，却矫矫不群，这是他的道德学问、为人之道渗透于书法的结晶。他曾说过：“专于弈而不专于道，其专溺也；精于文词而不精于道，其精辟也。夫道广矣大矣。文词技能于是乎出。而以文词技能为者，去道远矣。”充分地表达了道与技的关系，以道立于心中，技也自然高妙，反之，则道不专技也平常。
三、王守仁书法作品现所收集到的有计文渊在1996年编汇出版《王阳明法书集》(西泠印社出版社)，内收王守仁书法作品60件。十年之后，计文渊又陆续发现王守仁手迹10种，兹录于下，1、河南浚县大侄山存王氏手迹刻石《大侄山诗》，大字行书，另又有中楷行书《大伾山赋》，时间为己未(1499年)秋，笔法劲逸，神采苍秀；2、《晓日明华屋》(266cm>111.1cm)七言古诗，行书小字，题画诗，即兴而作，淋漓尽致，今浙江省博物馆藏；3、《若耶溪送友诗稿》私人藏品，日本大阪文堂影印，题为“王阳明先生若耶溪帖墨妙”，册后有罗振玉、郑孝胥题跋，是王氏弘治甲子(1504年)在若耶溪送内兄诸用冕赴南都作；4、《骢马归朝诗叙》(26cm>189cm)行书，近千字，作于正德己巳(1509年)，广东省博物馆藏；5、《与曰仁诸弟书》私人珍藏，是王氏致曰仁(徐爱)等诸弟手札，一千多字，正德十二年(15)手书，墨迹如新；6、《与德润克明手札》私人收藏，大草书迹，刻入《湖海阁藏帖》，朱安山刻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7、《铜陵观铁船诗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约写于正德十四年(15)，王氏在经安徽铜陵舟中寄谢源(字士洁)，诗卷长8米，每行以三字居多，属大字作品，运笔迅疾，豪迈道劲；8、《与唐虞佐侍御书》手札，上海图书馆藏，王氏约写于15归京途中；9、《与守文诸弟札》(268cm>1085cm)私人藏品，书札未标年月，约写于15；10、《与郑邦瑞书三札》(24cm>39 8cm)，美国普斯顿大学美术馆藏，约写于嘉靖二年(15)。
王氏书法作品还有不少刻石于他率军征战的军旅中，据叶树望《有关王阳明军旅刻石考订》有以下几处：1、江西崇义县思顺乡桶冈村北的茶寮隘之《平茶寮碑》(15刻)王氏手书正楷228字，碑石高8米多，宽4米有余，字迹仍完好；2、江西庐山秀峰寺(开先寺)《纪功碑》，碑高宽均丈余，楷书150字，正德庚辰(15)手书；3、广西平果县城关码头对岸的万人洞岩壁《田州立碑》，碑高25米，宽45米，书于嘉靖七年(1528年)；4、出土于广西梧州的明代两广总督府衙门遗址的《两广总督碑刻》略呈方形石块，碑文用行楷刻石，尚有23字，文中6字已漫漶不清；5、广西马山县古零乡杨墟《杨墟书岩》，能见53字，另25字已因风化，剥蚀严重而漫漶不清；6、在广西省忻城县自虎山分别题识三处，一为嘉靖七年(1529年)题于白虎山东侧回春岩石壁上，碑高0.26米，宽0.65米，约240字。一则在古蓬镇周安村白虎山西侧卧仙岩上，碑高0.5米，宽0.65米，约140字，题写于嘉靖戊子(1528年)。第三题刻在白虎山卧仙岩旁，嘉靖戊子(1528年)腊月题刻，约200字。王氏所留存墨迹与石碑题刻约略如上。其中有三种(《若耶溪送友诗稿》《与日仁诸弟书》《纪功碑》)已收入计文渊所编《王阳明法书集》中。
王守仁的书法艺术功底来自于他年轻时下的苦功。他在江西时，住在外舅诸养的官署练书法。“官署中蓄纸数箧，先生日取学书，比归，数箧皆空，书法大进。”王守仁留下的书法作品多以行草为主，其书法艺术特点是清秀俊逸，规矩古法而又出新意。他的书法风格与他的哲学思想是相应证的，突出主体意识的能动性。在王守仁的书法创作中，他是把书法当作一种具有感性自由的生命情感活动，把自己的情感、想像、直觉、欢乐、痛苦、成功与失败都融于瞬间的挥洒中，因此，他的书作在不同的环境与心境中，选用的书体与表现的风格也不尽相同。王守仁书迹刻于石碑牌匾的书体以行书为多，正书次之。在王守仁的刻石作品中，有两处可为代表，一是王守仁于正德十一年八月(15)至正德十四年(15)在赣州任“右佥都御使巡抚南赣”(《赣县志》)，曾在赣州城郊通天岩讲学，赋诗六首，其中《通天岩》诗：“青山随地佳，岂必故园好。但得此身闲，尘寰亦蓬岛。西林日初暮，明月何来早。醉卧石床凉，洞云秋来扫。”此诗刻于通天岩入口的忘归岩的摩崖上，行书(110cm>145cm)八行，其中落款三行为“正德庚辰八月八日，访邹陈诸子于玉岩题壁。阳明山人王守仁书。”字径约10cm，保存完好。字字清劲，单字排列而不连辍，具有王字、欧字风格；书风淡雅而又自然率真，点画精熟，法度涵蕴，其字如人、如学。正如他的哲学思想“致良知”，以个人之良知为衡量是非善恶标准，不必求之圣人，亦不必求之典籍，“良知便是你自家的准则，便是你的明师”，所以在他的书法中，看得出他并不一味地效法前贤，而是在已掌握的书法法则中大胆地发挥个人的主观性情，点画跳宕，舒放自如。有时还以狂草书之，如“醉”“扫”“岩”，使通篇气韵生动流畅。在题刻的首联“青山”句与落款的末一行“阳明山人王守仁书”却又以行楷书体呼应，尤其是最后一“书”字纯为楷则，给人正气昂然之态。书写者学问满腹气自华跃然纸上。《绍兴志》评：“新建善行书，出自《圣教序》，得右军骨；第波竖微不脱张南安、李文正法耳，然清劲绝伦。”此摩崖石刻仍保存完好，字迹如新。
他以楷书刻碑的代表作是今保存于江西省赣南地区崇义县思顺乡桶冈村(现齐云山村)的茶寮碑，因碑立在村的北面茶寮隘得名。碑石高8米多，宽4米余，在碑正面平坦的石面上镌有王守仁手书楷体碑文228字，碑石已经历雨打日晒490余年，至今仍完好如初。碑文如下：
“正德丁丑，瑶寇大起，江、广、湖、郴之间骚然，且四三年。于是上命三省会征。乃十月辛亥，予督江西之兵自南康入。甲寅，破横水、左溪诸巢，贼败奔。庚申，复连战，贼奔桶冈。十一月癸酉，攻桶冈，大战西山界。甲成，又战，贼大溃。丁亥，与湖兵合于上章，尽殪之。凡破巢大小八十有四，擒斩二千余，俘三千六百有奇。释其协从千有余众，归流亡，使复业。度地居民，凿山开道，以夷险阻。辛丑，师旋。于乎，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后用。刻茶寮之石，匪以美成，重举事也。提督军务都御史王守仁书。纪功御史屠侨，监军副使杨璋，参议黄宏，领兵都指挥许清，守备郏文，知府邢珣、伍文定、季斅、唐淳，知县王天与、张戬。”
从碑文内容可知王守仁当初是攻破桶冈，平定农民军之后，为招抚百姓，力劝农耕，安居乐业，于是叙事纪功、昭告后人。字字卓然独立，笔力遒劲、苍秀、清逸，神完气足，似乎可见当日胜利之意态。此类刻碑代表作尚有刻在庐山秀峰寺(开先寺)内李璟读书台旁崖壁上的王守仁楷书《记功碑》(150字)，是他平定宸豪之乱避祸庐山所书。王守仁军旅生活从45岁开始，从明正德十一年(15)至嘉靖七年(1528年)，十余年间在军旅中刻石题识现已知的不下十余处。王守仁的书法自有渊源，楷书《纪功碑》《时雨堂记》及题匾“家传词翰”“遗墨”，均具有柳欧风范。
王守仁行书作品最多，艺术成就也最高，取法《圣教序》。代表作有《矫亭说》《送萧子雍诗轴》《铜陵观铁船歌卷》等。《铜陵观铁船歌卷》(31.5cm>771.8cm)，王氏写于正德十年(15)，时年48岁，有清人方治、钱大昕等人题跋。钱在题跋中说该作“书法劲拔，神采苍秀。”该作用笔雄健，使笔如刷，又迅捷道健；线条刚劲而有张力，行笔轻重缓急，单字牵丝不断，通篇飞白不断，苍润相杂，整幅有一种奇崛纵逸的气势和风韵，反映了他当时沉郁愤懑的情绪。钱评价《矫亭诗》说：“笔势纵逸如李北海。生平所说真迹，以此为最矣。”王守仁的行书，深深烙印着二王风韵，却又更趋向自由挥洒，在他留下的大量信札中更为突出，创新风格非常明显，可谓明代书法大家。
王守仁的草书也很有个性，艺术表现力很突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纸本草书墨迹《龙江留别诗卷》(28.1cm>296.6cm)可为代表作，凡11行共87字。整幅作品透出一股清逸之气，遒丽洒脱，笔意佳妙，虽欠拙厚，然自是高迈清劲。行草《别妻蛭诗轴》，7行119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刊于日本《明清书法图说》，此幅可见其行笔快捷却不浮滑，用笔浑厚秀劲，给人以含筋裹胃之感；结字瘦紧绵密，并有欹侧之势，章法摇曳多姿，变幻不定却又统一协调，全篇有跳宕之感。草书《象祠记》《何陋轩记》则有旭素法度，笔画腾挪跳宕、变化无端，如龙蛇翻腾，灵活异常，又有自家面目。《象祠记》(309cm>700cm)94行，530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是他草书的经典之作，很能代表他草书的风格。此书作是王守仁37岁时在贵州龙场驿应贵州宣尉使彝族土司安贵荣所求而作，文章文笔优美、文意深邃，后为《古文观止》所收。象祠是当时苗族人禋祀之祠。王守仁以象祠之渊源，以儒家道德原则为基础，向曾是“为子不孝、为弟则傲”后改过之人宣扬“天下无不化之人”的良知思想，说人是可以改恶从善，阐发了风俗教化的道理。他以草书书之，笔力奔放昂扬，使转顿挫皆极有法度，线条劲健、神韵逼人，结合文章内容欣赏其书法，亦可见作者心灵情感的跳荡。此时的王守仁，通过“龙场悟道”，虽仍处艰难之境，但他已将自己置生死度外，心胸旷达，已有一种身心解脱的欣喜。按一般书写这类文章的习惯，不用楷书也须以行书，便于众人阅读，王守仁却以草书一泄心中之慨，正是“书为心画”使然。正如王羲之书《兰亭序》、颜鲁公书《祭侄稿》，均非纯是书法，亦是书者思想性情的抒发。作为学者的书法，尤以著名思想家的书法，均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了其思想观念，我们由他的书法联想他的心学“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不正是他“知行合一”的实证吗?说明为文为书者亦可秉持“知行合一”的理念，不断提高修养境界，追求人生进步。明清之际的学者书家归庄在《矫亭说》题跋中云：“阳明先生一代儒宗而工于书法亦如此，岂非艺即道耶?余学道不成而谬以能书名，既耻为一艺之士，岂敢不勉?”可见王守仁书法的影响之深。王守仁临终前一年(1527年)的《家书》也是他的草书代表作。通篇笔法圆润流动、秀美飘逸，下笔露锋较多，点画随字势变化灵动，顾盼有神，风貌潇洒，笔触沉稳雄劲。《回军上杭诗轴》(1385cm>69cm)上海博物馆藏，刊于日本《中国明清书法名品图册》，是一首七律诗，仅6行，每行字数不一，共78字。整幅作品以韵致取胜，点画精湛，晋人法度、羲之骨力，殊美佳妙。朱长春评曰：“公书法度不尽师古，而道迈冲逸，韵气超然尘表，如宿世仙人，生具灵气，故其韵高冥合，非假学也。”与王守仁同时代的徐渭则曰：“古人论右军以书掩其人，新建先生乃不然，以人掩其书。今睹兹墨迹，非不翩翩然凤翥而龙蟠也。使其人少亚于书，则书已传矣。”王守仁自己则言：“吾始学书，对模古帖，止得字形。后举笔不轻落纸，凝思静虑，拟形于心，久之始通其法。既后读明道先生书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既非要字好，又何学也?乃知古人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可见王守仁在书法实践上也是以心学为主导。这种思想似与禅宗之顿悟如出一辙，在于悟，悟得笔法字自为高一境界。可谓心学通书学，书自然高妙。这是王守仁书法的独特之处。由此也可知他对书法追求的是天性和自然，不追时髦，我行我素，形成了清新朗健的风格。对比当时明代所形成的馆阁体，其作品一扫圆熟与少风骨的庸俗之气，有一定代表性和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