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琅琊阳都（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人。三国蜀汉丞相，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年幼丧父，一直从叔父诸葛玄。叔父死后，退居南阳，躬耕陇亩，喜欢吟诵《梁父吟》，自比管仲、乐毅。诸葛亮长得很标致，陈寿描述“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放在今日就是接近一米九的身高，身材魁梧，容貌不凡，是个有气质和魅力的人。27岁时蒙刘备三顾之恩，追随左右，于刘备死后权力达到顶峰。权力顶峰的十二年，同样是他处于困境之中的十二年，因为他开启蜀汉前所未有的改革。
一攻心为上，平定南中
章武三年（2）春，刘备因夷陵（今湖北宜昌）战败病于永安而逝世，临终前托孤诸葛亮。刘备去世没多久，南方越嶲郡（今四川西昌）、永昌郡（今云南保山）、益州郡（今云南晋宁）、牂牁郡（今贵州福泉）四郡便联合叛乱，叛乱多为少数民族，孟获为头目。诸葛亮因刚刚遭遇国丧，尚未与东吴修好，不便用兵。
建兴三年（225年）春，诸葛亮率众南征。在南征前，诸葛亮曾询问参军马谡，南中何以攻。马谡答曰：“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见司马光《资治通鉴》）诸葛亮心里清楚，南中为不毛之地，险远难征；南蛮心中不服，非战能治；必须让其心服口服，方可平定，以绝后患，于是采纳了马谡的建议。
诸葛亮兵至南中后，对叛乱首领孟获七擒七纵，方才让其心服。《三国志·裴松之注》记载，孟获经七擒七纵后曾感叹：“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南中因而平定。最后，诸葛亮为使南中信任蜀汉，不曾在南中留一兵一卒，不曾运送粮食，使南人自治。这同样是诸葛亮稳定南中的一种手段。
诸葛亮征讨南中为春季，平定在秋季，从时间上看很顺利。事实证明，效果也很明显，自平定到蜀汉灭亡，再无反叛。攘外必先安内，平定南中是诸葛亮的计划之内，为下一步北伐中原扫除了后患，奠定了基础。
二北伐曹魏，以攻为守
诸葛亮平定南中的军资出自新平定的诸郡，加之平定后国内两年的休息整顿，北伐曹魏的时机已渐趋成熟。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率军驻扎汉中，北上前上疏了一道有名的表——《出师表》。“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所谓“疲弊”，就是弱小的意思。刘备用兵新败，蜀汉陷入内外交困的处境，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诸葛亮内修政理，外和东吴，使蜀汉恢复了许多气息，但依然是三个国家里最弱的一个，其中的原因会放在下面说。越是弱小，越要发愤图强。“益州疲弊”，蜀汉最好的办法就是以攻为守，对曹魏连年用兵，并达到了转移国内矛盾与增强凝聚力的效果，以至稳住蜀汉政权。诸葛亮没有办法在表中明说这个原因，只能用自己的政治理想代为充当，“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见诸葛亮《出师表》）。
建兴六年（228年）春，诸葛亮扬言出斜谷夺郿县（今陕西宝鸡），派赵云、邓芝作疑军，占据箕谷（今安徽萧县西北）以迷惑敌军。疑军吸引了曹军主力，诸葛亮则率兵出祁山（今甘肃礼县东）。南安（今甘肃陇西）、天水（今甘肃天水）、永定（今广西横县）三郡看见诸葛亮军队整齐划一，赏罚严肃，号令分明，便纷纷投降，三郡不攻自破。实际上，诸葛亮北伐曹魏在舆论上的阻力是很小的，反而有助于北伐。因为站在蜀汉的角度上，诸葛亮北伐带有一定的正义性，打着“匡扶汉室”的旗号。蜀汉历来以正统相称，刘备自称中山靖王之后；而曹魏则是篡汉的罪魁祸首，暗杀汉献帝已是妇孺皆知的事。所以，三郡不攻自破就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是这种有利局面在刚开始表现得较为明显，随着北伐的次数增多效果也在减弱。
三郡既得，“关中响震”。魏明帝亲自移驾长安（今陕西西安）坐镇，命张郃前往抵御诸葛亮。诸葛亮派马谡迎战，与张郃战于街亭。马谡改变了诸葛亮的作战计划，遭到惨败，不得不退回汉中。此战所以惨败，实为诸葛亮用人的失误。诸葛亮同样认识到错误，自贬为右将军，代丞相事务。
在建兴十二年（234年）之前，诸葛亮又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北伐，多以粮尽退兵，略有小胜。建兴十二年（234年）春，诸葛亮进行了第五次北伐，出斜谷，占据五丈原（今陕西宝鸡）。为了防止粮尽情况的再出现，同时做好持久作战的准备，诸葛亮在五丈原实行了军屯制度。钱穆先生称蜀汉军屯短暂，“成效恐不著”。短暂是事实，因为这年八月诸葛亮便患病去世了，屯兵制度不得已中断。
诸葛亮的去世，使北伐曹魏被迫暂时性中断。总体看来，诸葛亮数次北伐“略有小胜，得不偿失，劳而无功”（见《易中天中华史：三国纪》）。同样也可看出，诸葛亮用兵不如治军，更不如治国，所以称其为军事家有所不妥。
三法家路线，力图法治
诸葛亮治蜀是内外兼治，对外用兵的同时，也在内修政理。在国内诸葛亮以法家思想为政治路线，制定了“依法治国”的方针。诸葛亮以身作则，处理政务坚持以法律为手段，力求公开、公平、公正。陈寿称之为，“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解明也”（见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我们可以通过马谡和李严的故事看出来。
马谡是蜀汉将军马良的弟弟，陈寿《三国志·马良传》称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丞相诸葛亮深加器异”。但是刘备不看好马谡，说他“言过其实”，不能重用。诸葛亮不以为然，在第一次北伐战争中力排众议，提拔马谡为领军，去守街亭（今甘肃省秦安县）。街亭一战的策略原本是诸葛亮规划好的，可是让马谡作了调整。马谡见街亭旁有一孤山，认为在此山上埋伏固然比坚守街亭要好，于是不听副将王平劝告，一意孤行。最终，马谡军被魏军截断水源，围困孤山，大败而归。街亭失守一事马谡固然负主要责任，同时也有诸葛亮本人用人失误的责任。因此，诸葛亮忍痛处决了马谡，并自贬三级，可见诸葛亮法度之严明。
李严，字正方，是蜀汉重要人物之一。对于李严的地位，从陈寿的《三国志·先主传》可以看出，“先主病笃，托孤于诸葛亮，尚书令李严为副”。意思也就是说，刘备托孤的辅政大臣一共为两个，诸葛亮为正，李严为副，可见李严在蜀汉的地位仅次于诸葛亮。建兴九年（231年）春，诸葛亮进行第四次北伐，命李严押运粮草。秋夏之际，天降大雨，粮道受阻，故让诸葛亮退兵。诸葛亮退兵后，李严故作惊讶：“粮草还很充足，为何这么快就退兵了！”以解脱自身押运粮草不力的责任，显露诸葛亮延误战机的错误。之后李严又上疏后主刘禅，称诸葛亮行为是故意伪兵，诱敌深入。李严的栽赃行为在诸葛亮递上的来往书信中暴露无遗，面对这种栽赃陷害与乱言军政的行为，诸葛亮联名众臣弹劾李严。李严最终被废为平民，流放梓潼（今四川绵阳）。
诸葛亮对内力图法治，基本上做到了公开、公平、公正，对蜀汉政权起到有利作用。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评价：“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四矛盾重重，深陷困境之中
武侯治蜀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治理国家的典范之一。治蜀的原因已经在《出师表》中亮明，“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这同样也是北伐的原因。“益州疲弊”是诸葛亮治蜀的现实原因，从个人角度讲，治蜀也是诸葛亮的政治理想。易中天先生说过，“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就在于政治家有理想，政客只有利益。”诸葛亮之所以被称为伟大的政治家，就在于他有伟大的政治理想。政治理想早在27岁“隆中对”时就已制定，至今不曾忘记。只是理想和现实是有差距的，荆州失守和夷陵之败是意料之外，如今“益州疲弊”现实情况，诸葛亮政治理想的实现比较艰难，政治包袱也愈加沉重。
诸葛亮为什么会有“益州疲弊”的论断？除了夷陵之败的直接原因外，还有根本原因，同时也是治蜀的根本原因，这便是蜀汉政权内部矛盾重重的现实状况。我们知道，益州并不是刘备的地盘，而是刘备从刘璋手里夺来的。再往前，刘璋也并非本土士族，也是外来政权。意思也就是说，刘备政权是来到益州的第二个政权，此时的益州存在着三股相互制约的政治力量，易中天先生将其概括为“益州集团（即本土士族），东州集团（即刘璋旧部），荆州集团（刘备亲信）”。而且三股政治力量是累加的，刘备来之前，是“东州集团”对益州本土的控制；刘备来之后，则是“荆州集团”对“东州集团”和“益州集团”的控制，且“益州集团”处于最底层。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外来政权的介入，都意味着原来政权优越性的丧失。所以，蜀汉政权内部有三种政治力量充溢着，相互制约，互有矛盾，这也造成了蜀汉政权基础不牢的现实状况。所以，刘备夷陵之败造成了“荆州集团”力量的削弱，所引起的便是“益州集团”的叛乱。要想化解矛盾，就需要三种力量的相互妥协，以公平公正的手段平衡力量。这势必会使刘备政权作出巨大的让步，但刘备政权有“北定中原”的政治任务，这让他们做出的让步很有限。所以，这就让治蜀很容易陷入困境之中。
刘备心里清楚自己政权存在这三种矛盾，所以病重时将诸葛亮叫到自己床前，对他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见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跪在地上的诸葛亮听后，涕泪纵横，鼻涕一把泪一把，回答道：“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见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刘备的这句话很值得分析，前半部分是对诸葛亮能力的充分信任，后半部分则是给诸葛亮无上的权力，同时也有试探诸葛亮的嫌疑。刘备能说出这样的话，一是他清楚如今蜀汉政权形势的严峻性，二是他明白诸葛亮是个值得托付的人。诸葛亮性格最大的特点就是谨慎，自己在《出师表》也称“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将蜀汉放在他手里虽不说能治理得怎样，但不至于断送了它。刘备对诸葛亮表现出最大的信任，诸葛亮同样让他无比地放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无形间增添了诸葛亮的政治包袱。
诸葛亮没有让刘备失望，十二年里一直致力于缓解蜀汉政权的内部矛盾。发动北伐曹魏的战争，原因之一就是转嫁国内矛盾。值得分析的是，诸葛亮北伐曹魏并非把攻城略地放在了首位，而是采取以攻为守的手段，缓解国内矛盾，增强凝聚力，扭转蜀汉弱小的现实，让蜀汉政权根基更稳。所以诸葛亮拒绝了魏延的“子午谷奇谋”，让北伐倍显谨慎。正如易中天先生所说：“‘兴复汉室’的旗帜必须高举，‘汉贼不两立’的原则必须坚持，北伐也必须不断推进，却又绝不能再来一次关羽失荆州、刘备败猇亭。”（见《易中天中华史：三国纪》）
诸葛亮在十二年的治蜀历程中，对外以用兵为主，对内则以法治为主。诸葛亮对内的方针政策便是“依法治国”，原因很明显，法律面前注重公开、公平、公正，而在底层的“益州集团”正需要这种平等对待，才能减少他们的抱怨，缓解三个阶层之间的矛盾，以求巩固蜀汉政权。所以，诸葛亮要斩马谡，要废李严。马谡是刘备的亲信，属于“荆州集团”的人，其实诸葛亮是完全可以不杀的，只是不得已而为之。正如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所说，“戮谡以谢众”，原因则是“亮违众拔谡”（见陈寿《三国志·马良传》）。诸葛亮是在违背众将士的建议上提拔马谡为前锋的，战败后为了堵住反对派的嘴，马谡只能一死。这样一来，“益州集团”的人当然无话可说，所以诸葛亮斩马谡有相当部分是做给“益州集团”的人看的，所以诸葛亮也是挥泪斩的。对于李严也是一样，李严是“东州集团”的人，对于李严扰乱朝政的行为，诸葛亮同样绝不姑息。总之，诸葛亮一直在用法律的公平公正手段来调和蜀汉政权内部的种种矛盾。
同时，诸葛亮在治蜀过程中欲求一视同仁，也提拔了不少益州本土的人才，如张裔、张翼、马忠、王平、杨洪、费诗等。当然，诸葛亮提拔人才是有标准的，即德才兼备、以德为主，并不会因为缓和矛盾而去破坏标准。但是，由于先主刘备既定的“荆州主体”路线和诸葛亮下的蜀汉政治责任的限制，诸葛亮在处理矛盾时依然会偏袒“荆州集团”，所以也注定了不可能在根本上解决蜀汉的内部矛盾。这何尝不是诸葛亮的困境。
蜀汉在诸葛亮去世后三十年就灭亡了，是三个国家里最早灭亡的。灭亡的根源依然在于蜀汉内部的三重矛盾，即益州本土士族的兴风作浪。蜀汉最终以投降的方式被灭国，促成投降却是谯周的三寸不烂之舌，而谯周本人是彻底的益州本土士人。不管他的出发点如何，他代表的则是处于底层的益州本土士族，他们不会喜欢被压迫，他们渴望蜀人治蜀。当然，此时已不是诸葛亮时代，蜀汉已经出现了各种“腐化”问题，正如黄仁宇先生所称“腐化必由以前正常之形态恶化而产生”，而在这里“正常之形态”就是指诸葛亮治蜀时代。
武侯治蜀十二年，无论对外用兵，还是对内法治，都对缓和蜀汉内部矛盾，巩固蜀汉政权，延续蜀汉生命起到重要作用。但是，我们需要直视武侯治蜀过于偏激的事实，即用兵过繁与执法过严。同样，由于诸葛亮自身的困境，让治蜀历程充满局限性。蜀汉最终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
武侯治蜀艰而难，孔明困境亦可悲。似乎清人赵藩的“攻心联”依旧脍炙人口：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文章来源：《文史天地》第26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