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们听到了各种各样反对全球化的声音，但是，人类分工越来越精细的趋势是不可逆的，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还会进一步的加深。
回顾全球化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清晰的脉络：
全球化1.0，也就是贸易全球化的时代。从人类文明开始到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前，典型的是横跨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它进行的是物与物的全球交换。这时候，大规模的贸易主要是资源型的，技术企业服务于资源的规模生产，主打区域市场，产品卖不远，服务当地和周边的市场。
所以，德国、瑞士有大量精工细作的小公司就可以存活。
全球化2.0，是企业全球化的时代。它起始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成熟于二战后，国家和国家之间开始用理性谈判，而不是用战争，来解决问题，国际的商业环境和商业规则开始建立。
这时候，企业就可以跨国布局了。企业不光可以将产品销售到国外，还可以去别国生产，调用别国资源。
全球化3.0，是产业分工全球化的时代。它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并一直盛行到今天。
全球化3.0和2.0最大的区别就是产业链从企业内部建设变成外部生态协作。
一个iPhone有上千个零部件，由上千家公司参与，在不同的国家生产和组装，就是全球化3.0的代表。
今天是全球化4.0，也就是创新全球化的时代。创新的分工进一步加深。
科技创新链条上的四个环节，科研、研发、量产、市场，很可能分布在不同的国家，需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协作才能完成。
这一点非常地挑战认知。
因为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认为，创新是一个局部的事情。我们建产业园，以为创新在一个区域内就可以发生。
但实际上，越是前沿科技，越不可能在一个区域内，甚至无法在一个国家内完成。国家和国家之间创新协作的程度会进一步加深，协作各方之间的关系会越绑越紧。
说明：
有学者认为“全球化4.0”是服务的全球化。
比如，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认为，与上一轮全球化导致发达国家蓝领失业相比，服务的全球化有可能危及白领的饭碗。很多发展中国家有才能、低成本的工人将取代富裕国家的白领人员。
但是，我持不同看法。服务全球化早在前就在推行，现在看来，明显是行不通的。让印度人服务美国人的需求，由于文化差异，他并不理解美国人的需求是什么。
所以，我认为，产业全球化之后，应该是创新的全球化。
科技创新协作的深化
我们都知道，全球化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各国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长板合作，各司其职。而且，这种比较优势是超越国界的。
过去讲比较优势，指的是基于资源和基于地域的地缘优势。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入，我们还会产生基于科技的比较优势。
比如，印度人擅长IT编程，大量科技创新企业的软件开发职能可能会甩到印度。外包服务商和国外科技企业之间，不是简单的买和卖的关系，而是创新生态的协作关系。
现在已经有企业开始尝试这种模式。在印度建立几千人的编程团队，给美国的创业公司开发软件，只收取非常低的开发成本，然后，以股权或期权的形式，占有一定的股份。
相当于中国用制造当投资，印度可以用编程当投资，实现协作双方的长期绑定。创业企业出让未来的一小部分利益，就可以用到全世界最好的人才、最好的技能和最好的资源。
财富的来源变成了人，不再是资本，更不是资源。
未来，人会越来越重要，基于科技人才的比较优势会越来越重要。
未来，社会需要的也不是通才，什么都能自己干。它看的是你最拿手的优势，在整个创新生态中，能够处在哪个环节，占住哪个位置？
那么，中国在全球创新生态中的核心人才是什么呢？
我认为，是科技制造家。
中国在这一轮的创新浪潮中，成功锻炼出一批优秀的能够支持创新制造的企业家和专家。
当创新生态化以后，这种复杂产品的、大规模的、开放的制造能力，就成为最被需要也是最稀缺的能力。科技制造家才是中国在全球创新生态中的不可或缺的价值的核心原因。
中国应该充分意识到科技制造家的价值，全世界也应该意识到他们的独特贡献，这样创新才能做得更好。
站在当下看全球创新环境，创新的源头在世界各地都有。
虽然美国的高校比较多，但是英国也有，以色列也有，这些地方都能生长出创新的幼苗。但是，他们培育创新的土壤并不肥沃。很多科技创新企业在国外长不大。国外没有对接先进科技的制造能力。
中国创新的土壤肥沃，我们可以利用制造能力将世界各地创新的苗都吸引到中国来，让它们在中国长成参天大树。
除了将国外科技企业引到中国。中国的科技制造家也应该研究全球制造怎么分布，哪里有本地市场和本地产业集群的需求，就去做战略投资。
不光做投资，还帮助国外科技企业建厂，派科技制造家去美国指导制造。这样我们给世界的印象就不再是“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而是“本地出品，中国人制造Made by Chinese Locally”。
这才是全球创新生态的新形势。
在科技创新全球化的时代，你的企业将会用到匹兹堡的人工智能技术，特拉维夫的CEO，迪拜的资本，伦敦的设计，班加罗尔的软件开发，深圳的制造能力，最后在香港上市。
这是一个强强联手的局面。每个国家、每个企业凭借自己的比较优势，实现国家之间、企业之间长板和长板的拼接，最终，加速创新，造福人类社会。
建立开放的商业信用
前景很美好，但我们也要认清过程中的阻碍。
现在，全世界的科技产品都依赖中国制造。但是，国外的科技企业来中国寻找制造能力的时候，经常是两眼一摸黑，全靠碰运气。很多合作都是随机发生的，都是一次性的订单。
所以，部分中国企业就养成在火车站门口开饭馆的心态，不重视长期信用。
比如，有的OEM企业，不管能不能做出产品，都是先接了单再说，等到发现自己交不了货了，再违约。
还有，业内一直有个说法叫“平行出口”。某国外公司找中国OEM工厂生产小家电，产品生产出来以后，结果发现OEM企业自己也偷偷生产了很多件，在其他渠道卖。
这些做法，和中国在全世界的地位和贡献是不相称的。我们要融入创新全球化时代，就需要要改变这个局面，需要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统一的商业规则。
我们都知道，中国是圈层社会，是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塑造的混合体。
在圈层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像涟漪一样，一圈一圈往外扩散。
关系越近，我们之间就越有义务帮忙。距离越远，信任会随着距离递减。做生意的时候，对亲朋好友就会各种照顾。
对陌生人，就可以不讲信用。这是一种熟人信用体系，亲疏有别。
但是，欧美是海洋文明。在开放的海洋文明中，西方形成了开放的信用体系。开放的意思就是，做生意和人际关系的远近无关，对待陌生人和熟人的行为准则都一样。
融入这种开放的信用体系，是中国成为全球创新生态中心的必经之路。我们要学会利用开放合作的系统，在这个系统里面建立信用，慢慢就会形成开放信用的社会。
当你要和一个外国人开展合作的时候，哪怕你们之前根本不认识，可以这样开启对话。总共分三步。
第一步，一开始就亮出自己的信用。
所谓信用，其实就是你的历史。你要上来先说我是谁，做过什么，我做过的事跟对方的连接点在哪？
比如说，我要去看一个企业，我会介绍自己说，我投过很多个美国企业，我为这些企业做了什么，这些企业对我的评价如何，我可以把这些CEO的电话给你，你可以随时去联系，去核实。这就是开放信用，随时跟谁都能谈。你要会亮你自己的信用，瞬间让对方震惊于你的信用有多好，这样双方就成朋友了。
第二步，我知道我的价值，也知道你的价值，我们是长板合作。
这种基于价值的匹配，重要的不是熟人推荐，而是双方的价值。你展示了你的信用，也展示了你的能力，我们就能开始合作。
第三步，我完全考虑到你的利益，充分替你着想。
签署合同的时候，提的建议要互利，我完全考虑到你的顾虑，考虑到你的需求，考虑到你如何去盈利。你可以放心和我合作。
总之，先和对方建立信任，再谈后续的合作细节，这不仅是我们和国外科技企业的交往之道，也是人际关系的相处之道。
当然，要在短时间内，改变中国的熟人文化比较难。但是，我们可以从规范上改变，把对接科技企业的接口标准化。
比如，企业在商业运作的过程中，采用标准化文本，所有的交易都采用同一个合同。还有，政府在招商引资的时候，采用标准化的政策，我给所有人的条件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单独的优惠。
因为你能单独给我优惠，也能单独给别人优惠，我不能确保你给我的是最优惠的。
而我希望的是，你给我的优惠条件不是一次性的，也不是千人千面的，而是尽量持久的、稳定的，你能许诺这个政策以后会长期有效。这才是真正吸引国外科技企业的地方。
所以，中国要对接全球科技，光有能力不行，还必须建立海外信用。
我们要意识到，利润不是眼前的一笔订单，而是要形成长期合作关系，帮助科技企业成功，分摊科技企业的后期价值。
全球化4.0这个演化结构确实把全球商业的历史、现在和未来的很多事情都说清楚了，包括这种贸易摩擦问题，都是不同国家发展阶段错位和预期管理不足导致的。
结合全球制造视角，美国，中国，越南之间的微妙关系，其实就是全球贸易向全球产业化转型中所演化出来的局面，随着全球分工的进一步加深和向价值链前端逼近，我们面对的未来局面就是全球化4.0。
显然，目前的全球政治格局还不能适应这种变化，所以产生了所谓的逆全球化，这可以看成是系统演化中的调节回路，但是，全球化协调效率提升这个增强回路的大趋势依然是不可逆转的，时间将证明一切。
在建立合作的过程中，信用的确是最大的一个成本，所谓“一诺千金”。
中国企业要建立国际化合作，就需要国际化的信用建立方式，改变传统的靠熟人关系决定做事方式的思路，把眼光放长远一点，把单次博弈改成多次博弈，尽量提供确定性，让建立信用的成本更低，从而提高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