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
夫小惑易方，大感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故尝试论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臧与谷二人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问臧奚事，则挟筴读书；问谷奚事，则博塞以游。二人者，事业不同，其于亡羊均也。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盗跖之非乎？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其殉一也，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残生损性，则盗跖亦伯夷已，又恶取君子小人于其间哉！
<白话>
小的迷惑使人改变方向，大的迷惑使人改变本性。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自从虞舜标举仁义来带动天下，天下的人无不为了仁义而拼命奔走，这不是用仁义来改变人们的本性吗？所以现在要试作申论。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天下的人无不为了外物而改变本性。小人为了利益而牺牲生命。这几种人，所做的事情不同，获得的名声也有别，但是他们在损伤本性、牺牲生命方面，却是一样的。男仆与小孩结伴去牧羊，结果两人的羊都走失了。问男仆在做什么？他说是手持竹筒在读书；问小孩在做什么？他说是掷骰子在玩游戏。这两个人，所做的事情不同，但是失去羊却是一样的。伯夷为了名而死在首阳山下，盗跖为了利而死在东陵山上。这两个人，赴死的理由不同，但是残害生命、损伤本性却是一样的。何必认为伯夷是对的而盗跖是错的呢？天下的人都在牺牲生命啊！牺牲是为了仁义，就被世俗称为君子；牺牲是为了财物，就被世俗称为小人。他们牺牲生命是一样的，却有的被称为君子，有的被称为小人。如果就残害生命、损伤本性看来，则盗跖也和伯夷一样，又如何在他们之间区分君子与小人呢！
<解读>
本文以男仆与小孩去牧羊的故事，说明无论是因为手持竹简在看书，或是掷骰子在游戏而让羊走失，结果都是一样的。人活在世间，最珍贵的是不损伤本性与生命。所以，一般人为利，读书人为名，大夫为家，圣人为天下，最后都造成了损伤。可见衡量如何才是恰到好处，得靠智慧来判断。
舜是奉行仁义的人，所在之处自然人群聚集，三年成都，所以尧把天下让给他。所谓“残生伤性”，是指为了外在目的而疲于奔命，使自己劳累不堪，最后甚至牺牲了生命。外在目的有“利、名、家、天下”。等等，因此“小人、士、大夫、圣人”都陷于同样的困境，也就是“天下尽殉也”。小人是没有立志的人，与君子相对，所图的是直接的利益。读书人会为名而牺牲生命，譬如获得某些奖项及专业的肯定。值得注意的是，他是以名作为目的或作为手段。人并非想得名就有机会如愿，有些人出名是时机促成，现在最普遍的做法是在网络上张贴自拍的影片，或是参加比赛得奖，引发公众讨论。不过对当事人而言，出名之后是福是祸，难有定论。譬如英国的苏珊大婶，本来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参加歌唱比赛后脱颖而出，引起大家关注，造成了得失之心，最后决赛没有夺冠差点崩溃。也许一路平凡，对她反而比较好，这也是难有定论。又如同大夫与圣人，为家为天下忙碌，但他们都为了外在目的，而忽略生命本身才是最重要的价值。
《吕氏春秋》中记载，宁越小时家境极苦，后听从别人的建议而努力读书，十多年后变成老师，生活也获得改善。这种故事发生在每个时代，只要专长是社会上少数人所拥有的，都有成功的机会。但庄子并不赞许这种行为。儒家认为富贵只要得之有道，或者有德者得之，还是可以造福百姓的，但道家却觉得谈到仁义，就会伤害本性。
我们固然不必执著于“君子”、“小人”这一类世俗的名称，但是若要做到“活着，却不为任何外在目的而牺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的本性也许正包含了“可以自由选择目的”的能力，并且，牺牲也未必不能“适可而止”。
庄子将盗跖与伯夷相比较，正是提醒我们要超越对善恶的判断，不要以为求利就比求名差，而须以平常心看待。目前我们仍认为《外篇》许多材料不是出于庄子之手，只有像《秋水》、《知北游》这些展现大格局的篇章，较符合庄子之意。所以阅读时，最好对照庄子的全盘观点来看，避免断章取义，学到偏差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