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读书周报》第1603号第一、二版“特稿”版
（2月22日发行）
夏乃儒先生近影
重新研究儒学思想资源，发掘其现代价值，重构其体系，确有她的历史合理性和必要性。现在学者提出许多新课题，比如重建生命儒学、生态儒学、实践儒学、情感儒学、生活儒学等等，以揭示儒学的现代生命力。可是，儒学的一个重要形态——教育儒学却被忽略了。而教育儒学恰恰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尤其是近年来我们提出干部教育和提高全民文化素养的新课题，教育儒学的重建已是迫在眉睫。
——摘自夏乃儒先生在第八次“与孔子对话”儒学研讨会上的发言
是重建教育儒学的时候了
——夏乃儒先生的儒学情结
施宣圆
在上海文庙举行的第八次“与孔子对话”儒学研讨会上，年逾八旬的夏先生年龄最大，我们戏称他为“老儒”。此次学术讨论的主题是“儒学在近代中国的命运”。夏先生发言的专题是“教育儒学”。他说，教育儒学是儒学创建时期的原初形态，它所开创的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教育，在中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汉代独尊儒术，其后儒学作为封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近代以来，经过一些先驱者的探索，教育儒学正在复苏，现在到了重建的时候了。
夏先生温文儒雅，侃侃而谈，思维清晰，声音宏亮。他又谈了教育儒学重建的设想。在他看来，一是要紧扣儒学的真精神，对各个阶段教育进行全面部署；二是对经典的传习要有自觉、理性的态度；三是重建礼仪文明，发挥它在教育立人中的潜移默化作用；四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谈到教师问题，他说，这是当务之急。要培养一批熟悉儒学主要经典，并能理论联系实际通俗地讲解德育修身的教师。他期望教育界和学术界合作编写新的《修身教科书》《干部修身教程》，以适应现时代提高国民道德素养之需。当然，传承教育儒学，不只是德育教师的责任，也是广大教师的共同使命。他还提出，党校是教育和培养党的干部的学校，也应开设儒家的修身教程。最后，他慷慨激昂地说：“教育儒学重建振兴之日，正是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实现之时。”
夏先生的发言，体现了他不仅是一位充满忧患意识的教师，更是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的发言，引来大家热烈的点赞。
弃政从教初露头角
我认识夏先生已有五十年。记得大学毕业分配到文汇报社时，我和一位老同志去上海师范学院组稿，见到了夏乃儒。那时，他三十岁出头，已是学院的宣传部代理部长。不久，“文革”爆发，他作为“修正主义的苗子”、“黑秀才”遭到冲击、批判，我们就没有联系了。
本文作者（右）与夏乃儒先生合影于上海文庙（10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学术复苏，在一次哲学学术研讨会上，我见到了他。他告诉我，“文革”中，他因为历史清白，很早就“解脱”，学校要他再从政，他说他不是当官的“料子”，喜欢教书，所以就去了政教系当教师。“评法批儒”期间，“夏乃儒”名字引人注目，工宣队员要他改名为“夏乃法”，他一笑了之，说“名字是父亲起的，父亲文化不太高，并不知道什么是‘儒’，大概是希望儿子以后好好读书，做有出息的人”。就在这个时期，他攻读了《资本论》《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四书》《史记》《汉书》等古籍，先为学生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后来系里又要他为学生讲中国哲学史。
1979年，他赴太原参加中国哲学史学会成立大会，见到了冯友兰、张岱年、冯契等诸位大家。张岱年先生对他的帮助最大。当时，他们在一个小组，夏先生告诉张先生，他教中国哲学史，受先生以宇同笔名出版的《中国哲学大纲》的启发很大。张先生说，他最早也是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后来转而研究中国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基础。张先生鼓励夏先生好好研究中国哲学史。
在上海，夏乃儒同样受到冯契先生的鼓励和指点。张、冯两位大师对他甚为器重和赏识，有些事还交他代办。那时，夏先生四十岁出头，年富力强，精力充沛。他确立了两个研究重点：一是先秦儒学，一是明清儒学。先秦儒学是儒学的初创阶段，也是中国哲学发展的原点；明清儒学则是宋明理学把儒学推向高峰并开始走向衰落的阶段。为此，夏先生又研读了儒、墨、道、兵、法五家的古籍。他教的课程很多，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选读》《中国哲学史》等，还有选修课《先秦哲学》《诸子百家》《中西文化比较》等。他知识渊博，口才也不错，讲课条理清楚，很受同学们的欢迎。
与此同时，他撰写了许多论文。人们清楚地记得，围绕“中国古代有没有认识论”，他撰文《孔子与儒家的道德认识论》《儒家认识论之得失》，提出了儒家建立与一般认识论不同的“道德认识论”观点，在学术界反响很大。他撰写《心学与清初思想启蒙》，正逢当时学术界对宋明理学的研究尚处于沉闷阶段，人们对“心学”的积极意义多加否定。夏先生大胆地对“心学”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尤其指出“心学”作为儒学的一门学派，对清初的思想启蒙具有重大影响。他的见解受到人们称道。该文荣获1986年上海市社联优秀学术成果奖。
编纂《辞典》享誉学界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夏先生在我国哲学界崭露头角。1985年夏天，在庐山举行的一次中国哲学史学术研讨会汇集了全国一百多位专家学者。有些学者提议编纂《孔子大辞典》，他们说，孔子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从汉代开始，儒学定于一尊，孔子被历代统治者尊奉为至圣先师。然而，两千多年来尚无一部以孔子思想以及研究孔子的历史为对象的大型专科辞典。这与曾经产生这位世界文化名人的文明大国太不相称了。这一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张岱年先生也积极支持，但他年事已高，不能亲自张罗。编辑大型辞书，最重要的是主编，该人选不仅要在儒学研究方面有影响，有广博的知识和文字功底，还要有组织能力、协调能力。那么，谁能挑起主编的这一重担呢？
那时，正逢上海古籍出版社委托夏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三百题》出版，该书纲目系夏先生根据多年教学积累的问题而设计，大受读者欢迎，甚至成为“考研”的热门参考书。同仁们认为，《孔子大辞典》主编非夏先生莫属。他推辞不得，但提出：主编，还是张岱年先生，他做一些具体工作。
在张岱年先生委托下，夏先生担任常务副主编。他组织编委会，聘请冯友兰、陈荣捷（美籍）、周谷城、贺麟为顾问；聘请京沪名家为副主编和编委。作为辞书的常务副主编，从辞书条目的设计、组织人员编写乃至审稿、定稿，他都要负责。与此同时，他还要为本科生上《中国哲学史》《先秦哲学史》《中外习俗礼仪》等课程，为硕士生讲《中国古代认识论》。
《孔子大辞典》自筹备编纂至出版，历经八年，花了夏先生许多时间和心血。《辞典》以孔子为中心，兼及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系统地收录孔子的生平事迹、思想和学说、后学弟子以及相关的国名地名、职官制度、典籍文献、先秦及历代与孔子有关的人物、后人的评论、当代学者的研究等。洋洋一百七十多万字、发行五千多册，后多次重印，修订增补为《孔子百科辞典》。作者一百多位，来自全国各地。
回顾《辞典》的编纂历程，夏先生深有感触地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是我国儒学研究的初创阶段，作者几乎囊括所有京沪等地的儒学研究工作者，那时他们大多三十多岁。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他们中许多人已是儒学研究的知名学者了。我也从中得到锻炼，使我对儒学思想的发展做了一番疏理和思考。所以，这八年的时间很值得，我觉得很欣慰。”
退而不休自强不息
1997年，夏先生办理了退休手续，被系里返聘，先后为人文学院博士生开设《儒道佛哲学思想研究》，为上海老干部大学与老龄大学讲授《诸子百家》和《中西文化比较》。他在讲课中把古贤智慧与自己的研究心得融会贯通，深得学员好评。2002年，夏先生被上海市教委评为市老年教育先进工作者。
教学之余，夏先生进一步系统研究儒学，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他认为，研究儒学不能满足于对儒学发展的历史考察，必须对近百年来儒学遭遇的沉浮与现时代的命运作一番宏观的考量。他连续写了七八篇论文。比如，关于“五四”时期对儒学的批判，这是当时讨论的一个“热点”。夏先生澄清了海内外的两种错误观点：一谓“五四”运动中批孔是情绪纠结的产物，是非理性思索的结果；一谓“五四”批孔所体现的是全盘反传统精神。然而“五四”启蒙思想家对儒学的猛烈批判，集中在封建礼教的纲常伦理方面，并末触及儒学的理论层面。
如何评价新儒学，也是当时讨论的“热点”。夏先生著文论述新儒学崛起的主客观原因与学派得失，对现代新儒学的合理见解给予充分肯定。进入新世纪，儒学的生命力表现在哪些方面？夏先生认为，它能使传统与现代对接，中学与西学融合，仍然是新世纪的时代课题之一，在思想文化领域展开的”中西古今“之争还将深入进行下去；新世纪各国间人才竞争加剧，关于人才培养、人的理想境界提升与人际关系的协调，使得儒家伦理精神具有更大吸引力；儒学对于现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巩固与发展，仍然有着重要作用；儒学在提供天与人、独与众、义与利、端与中、和与同等方面的智慧，在当代中国文化圈乃至世界各文化圈仍有其不朽的价值。但是，它不可能成为我国意识形态的主流。
关注社会关注人生
近年来，夏先生研究儒学，关注社会，关注人生。他撰写《中国古代“忧患意识”的产生与发展》，认为周初萌发的忧患意识是“忧位”，到孔子时产生“忧道”，孟子发展为“忧民”，明清发展到高峰，提出忧天下而不忧君，怀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豪杰精神，忧患内容也更有理性的支撑。当今，我们依然要有“忧患意识”。
夏乃儒先生近影
他撰写《敬畏意识、敬德理想与现代社会》，认为西方的恐惧意识导致产生宗教意识和危机哲学，而东方的敬畏意识才能产生忧患意识和道德意识。这是因为现代性不可能不留下人类敬畏的空间，合理的敬畏意识是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所不可或缺的；建立和谐社会少不了以合理的敬畏意识作为精神文明的基石。他还提出，以敬畏天地（自然）、生命与人民为现代敬畏意识的主要内容。
夏先生认为，儒学有着丰富的和谐思想资源，可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借鉴和利用。中国古代思想家出于对现实社会危机深重的愤懑，设计了种种和谐社会蓝图，他们往往采用借述历史来拷问现实、憧憬未来。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推《礼记·礼运篇》中的“大同”思想，这是儒家对和谐社会的憧憬和追求，为实施其理想，也积累了一些可操作的方案。他撰写的《儒家和谐思想的现代阐释》，较早地从“和谐理想”、“和谐家庭”、“政和国治”、“协和万邦”、“天人和谐”和“和谐思维”六方面来阐释中华和谐思想智慧的现代价值。
在当前复兴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的时候，提倡发扬儒学的真精神很有必要。夏先生认为，要关注社会，关注人生，让儒学为今所用，为我所用。近来讨论较多的是儒学真精神，夏先生提出，儒学真精神包括两部分：一是“修身之道”，一是“治天下之道”。前者包括仁、义、忠、恕、诚、信、孝、敬、宽、和等行为规范，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吸收其优秀部分而加以发展的；后者也是儒学真精神不可或缺的。儒家的“家国、天下”包括“万物”，把宇宙间万物看作“吾性份内事”。如何从“修身之道”进入“治天下之道”？孔子提出推行两大原则：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夏先生对此专作论述外特地指出当今还要加上三条：运用“和而不同”的智慧，树立“诚信”的理念和建立“法治”制度，这才有益于当今天下社会的治理。
现在，儒学已成“显学”，研究者众，著作也多。夏先生著作等身，有关儒学学术论文近百篇，但至今不愿撰写专著或结集出书。他说，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提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与儒家思想相合，已成为儒学思想的一部分。对于他来说，“立功”已是“过去时”；“立言”如何，也不在于是否出一部“论文集”；至于“立德”，倒是终身之事，还是“未来时”。他最后告诉我，董仲舒曾说：“外不贪而内清净，心和平而不失中正。”才是最重要的！
听了他的这番话，我对眼前这位被人们尊为“老儒”的教师匠更加充满敬意，不禁说道 ：“老夏，真乃儒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