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汉高祖刘邦凭借着自身的人缘以及张良的谋略，一路过关斩将，直抵关中，接受了秦王子婴投降。正当他贪羡于秦都之富贵，沉醉于美人之温柔时，萧何正火急火燎地赶往秦丞相御史府，因为这里有秦朝的户籍、地形、法令等图书档案。也就是这些看似一堆纸的档案，却让刘邦对天下的关塞险要、风俗民情、户口多寡等有了深刻的了解，这为西汉开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所以说萧何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人，他深刻的明白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人口与土地是其根本。但他不会知道，在后世，会出现一个中国历史上最正宗农民皇帝朱元璋，尽管他是农民出身，却对此也有着很深的理解。
而我们站在现在来看，从夏启家天下开始，到清朝覆灭，皇权都是在不断的变化。无论是朝代的更替，还是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的转变，亦或是君权与相权等不断的冲突，都没有改变一个属于封建制度之前的历史事实，既皇权存在的物质基础之一是户口。
而中国自古就有户籍制度，据《周礼》所载：“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
所以无论是萧何也好，还是朱元璋也罢，他们都深刻明白一点，王朝命运是否能够长久的延续，其根本是在人口以及土地之上。一旦失去人口与土地的控制，那么王朝将在顷刻间灭亡。这也就是为何秦朝与隋朝二世而亡的原因之一。但管理好一个国家的户口和土地，是一项非常复杂庞大的工程，而且这项工程事关军国大计，容不得有半点马虎，所以朱元璋决定亲自抓这项庞大的工程。
一、从户帖户籍到小黄册颁行，铁腕下，明朝户籍制度的初长成。
明朝初立，朱元璋面对的是人口流失，土地荒芜的大明朝天下，甚是头疼。而如果要固国本，稳政权，同时克服战争带来的财政危机，首先要做的必须是统计人口，让百姓回到土地上来，为以后征税做准备。
在洪武元年的时候，朱元璋命令各地总兵官收集元朝的户册，暂时承认元籍合法性。随着社会秩序的混乱，漏口以及脱户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核实明朝初年户口以及田地的工作已经迫在眉睫了。
于是在洪武三年，既1370年，朱元璋派遣军队以及行政官员奔赴各地统计核实民户，统计人口。当时朱元璋亲自起草了一份白话文圣旨：
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户口不明白例哩！教中书省置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每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军。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自躲起来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充军。钦此。
从这份圣旨中，我们可以读出朱元璋为了推行户帖，不惜调动军队，一切敢于阻碍户帖推行的，不论有无官身，一律治罪，可见当时手段之严厉。尽管朱元璋大力推行户帖，但是户帖却不是朱元璋发明的，而是宁国知府陈灌创制出来的。在元朝至正二十六年，既开国前两年，作为宁国知府的陈灌关心民间疾苦，决定在府内大兴除弊兴利，革兼并之俗，核欺瞒之籍，从而创制了户帖。朱元璋知道后，以为可法，于是颁行天下，这就是朱元璋下这道圣旨的源头动力。而户帖制度从洪武三年全面实施，止于洪武十四年“赋役皇册”的诞生。这期间，户帖则是朱元璋管理户口和赋税的重要依据。可谓是功不可没。
据《明实录》记载：“覆民数，给以户帖。先是上谕中书省，臣曰‘民，国之本。古者司民岁终献民数于王，王拜受而藏诸天府，是民数，有国之重事也。今天下已定，而民数未覆实，其命户部籍天下户口，每户给以户帖。’于是户部制户帖户籍各书其户之乡贯、丁口、名岁。合籍与帖，以字号编为勘合，识以部印。籍藏于部，帖给之民。仍令有司岁计其户口之登耗类为籍册以进。著者令。”
从上面的记载可以看出，从户帖到黄册有着一个过程，而就在这个过程中，朱元璋发现这个户帖户籍制度有着明显的缺陷，既它不载户丁等则及田地科则，同时其所载之人口、事产皆是静态存在，并不能让朝廷及时了解人口与事产的动态变化。所以建立一种更有效的管理机制是迫在眉睫。而在户帖户籍推行期间，有的地方为了更好的收取赋税，已经开始摸索出小黄册的形式了，而各地也是纷纷效仿，推陈出新。而朱元璋也是非常聪明，审时度势，因势利导，立马下旨将小黄册制度推行天下。
在《明史·食货志》中说道：“洪武十四年诏天下编赋役黄册，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在城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里编为册，册首总为一图。……册凡四，一上户部，其三则布政司、府县各存一焉。上户部者，册面黄纸，故谓之黄册。”
简单来说就是下面四点：
首先在村里面建立里甲制度，从而把利用里甲将最基层人民的赋税管理起来。
其次是在城镇中建立坊厢制度，从而把城镇的赋税管理起来。这就是城乡结合的源头出处。
再者是在黄册中开始记录“丁”和“田”，丁有徭役，田有税粮，以此为据。
最后黄册一式四份，正本归于户部，其他三份副本，一份归于布政司衙门，一份归于知府衙门，最后一份归于知县衙门。每十年一造，从黄册上直接体现人口与田地的动态变化。最终以黄纸为封面，故称黄册。
黄册的攒造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方法。据记载，其编制的程序为：先由户部颁册式于郡县，郡县据以印成名曰“清单”的表格，分发给每户填写，是为“亲贡”。再由里甲转呈官府核对无误后，发“户由执照”于户，凭此纳粮当差。而官府汇总各户交来的清单，编制成册，名曰清册贡单，作为编制黄册的依据。
这就是明朝初期，由朱元璋一手导演的明朝户籍制度演变初始阶段。从承认元朝原籍这个权宜之计，到户帖户籍的颁行，最后到将小黄册推行天下，形成相对成熟的“赋役黄册”制度。最后户部将全国各地呈报的黄册整理之后，统一存放于南京后湖黄册库，既现在的南京玄武湖景点。
二、“赋税黄册”大成于明朝，细思极恐下，百姓尊卑贵贱之别中的职业世袭罔替。
可以说同样是农民天子，刘邦和朱元璋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从高祖刘邦见始皇帝车架大言不惭地说：“大丈夫当如是也！”到攻下咸阳之后，沉湎于富贵与娇柔之中而无法自拔可以看出高祖身上是有一种散漫豁达之意。而朱元璋却不是这样，他是一个极其理性与极具理想的人，事业心高于一切。
而纵观古往之帝王，没有任何一个君王会比朱元璋更希望国家安定，所以细思极恐下的朱元璋找到了一个最稳妥的办法让国家长久安定，既将帝国的每一个人都永远控制起来。他要将被元朝踏破的山河以及人民重新稳定下来。这也就是黄册的另外一个功能，既户籍，这个户籍和我们现在的户籍是不一样的概念。现代的户籍指标是其户口所在地，而明朝的户籍是指户口人在官府黄册上应役种类。其划分的原则是看明王朝的具体需要，而不是个人意愿。而在明朝，户籍主要分为三大类：农民、军人、工匠三类。而这三类有分为很多小类。比如民户除了普通种田的农民之外，还有晒盐的灶户、为军队养马的马户、种茶的茶户等，总之种类至少是八十种以上。
之所以这么做，其原因在于朱元璋想像治沙一样，采取“草格子治沙”的方法，把明王朝的每个人都固定在某个位置上，然后让他们世世代代专心专意地为朱家天下贡献力量，既按时交付赋税以及随时等待皇帝的徭役指令。这也就是栾成显在《赋役黄册与明代等级身份》里所讲的：籍不准乱，役皆永充。
在《军籍抽余丁仪》中，这样讲道：“夫莫非王臣，天地之大分也；以籍为定国家之永制也。今闾阎之民，有不服庸调者乎？”以及在《赋役部艺文五·丁粮或问》中说：“以一代之民人，养一代之君上，古今之通义也。”而朱元璋深深明白这个道理，全国老百姓也就没有权利来反驳朱元璋的户籍制度。因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自古流传下来的《诗经》就是这样说的。
尽管，所有人都是皇帝的人，但身份还是会有差别的。就如同《左传》所载一样：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人是有贵贱之分，尊卑之别的。而黄册制度就是最好的历史证明。而从黄册中我们可以看出，朱元璋将天下子民分为了三类。
第一类为官绅等级，既达官贵人，皇亲国戚之类的。在《明太祖实录》中说道：“食禄之家与庶民贵贱有等，趋事执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贤人君子，既贵其身而复役其家，则君子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自今白司见任官员之家，有田土者，输租税外，悉免其徭役。著为令。”
可见在朱元璋的徭役法之中，对于官绅阶级的优待是缘起于自身阶级身份的。既身居高位者是有特权的，这也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第二类为凡人等级，既庶民等级。据《诸司职掌》记载：每十年本部俱奏，行移布政司、府、州、县，攒造黄册，编排里甲，分豁上、中、下三等人户，遇有差役，以凭点差，若有逃移者，所在有司必须穷究所逃去处，移文勾取，赴官依律问罪，仍令复业。
意思就是朱元璋把这个阶级的人再次细分为上中下三类，而这阶级的人是没有阶级特权的，只能被动的接受官绅阶级的管理。
第三位贱民等级，既奴隶等下人阶层。这个阶级的人命运很悲惨，在黄册中时找不到他们的，也就说他们不算正式的大明子民，既被排除在国家编户齐民之外，不登于官府户籍。贱民自古以来都是属于社会的最底层，他们的身份，至少在几千年的封建时代没有改变过。
其实在朱元璋黄册中，还被赋予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既天下百姓职业之世袭罔替。也许在现在的我们面对世袭罔替这一说法，很是纳闷，为何职业会被世袭罔替？我做什么难道还需要被规定吗？在明朝，确实如此。赋役黄册的户籍就是绑在人身上的枷锁，人户皆以籍为定，而役皆永充。简单来说就是，一旦被认定了某种户籍，如民户、军户之类的，那么就不准随便变更，且必须世代传袭下去，这就是职业的世袭罔替。
也许在朱元璋对大明朝的规划中，只有将天下所有人都绑定在某一个位置上，那么就不会有人造他朱家天下的反。就如同他费尽心思花了六年时间，七次删改，写就的巨著《皇明祖训》一样。朱元璋用他那贫农的视角，发现自由从来都不是人民的追求，人民所追求的无非是吃饱穿暖，再甚者，喝酒吃肉穿绸缎。所以在他的规划中，皇帝作为职业的话，一定会由朱家世袭下去，那么天下百姓的职业也就需要世袭下去了。可真的会如朱元璋所想所做的一样吗？历史告诉我们的真相是不尽然。
三、九州图籍归天府，万载珍藏亦富哉，从玄武湖之“黄册库”看大明王朝的命运。
说起玄武湖，大家一定都知道它是在南京，而且是国家五A级景区，是江南最大的城内公园。在节假日人头攒动时，是否知道，玄武湖在明朝时，是被列为禁地的？为何会被列为禁地，是因为在湖中存放着大明王朝最重要的东西，既赋役黄册。
当年朱元璋在推行赋役黄册时，对于黄册的存放地下了一番苦功夫，最终拍板决定在玄武湖中建立黄册库，哪怕是后来永乐皇帝迁都北平，也没有把黄册库带走，而是继续沿用。所以终大明一朝近三百年，玄武湖是一个与世隔绝之地。
据史料记载，在黄册库建立初期，只在湖中小岛上有着少量的库房，可随着每十年一造，每次会有约六万册黄册存入库房当中，自然库房也就会不够用，所以库房就越修越多。在洪武二十四年时，玄武湖的库房大约三四十间，黄册大概五万多本。而到了万历三十年时，湖中库房已达到近七百间。直至明朝灭亡，玄武湖黄册库中共收录黄册达近一百八十万本。所以在现在，玄武湖黄册库被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档案馆之一。
如果单从数字上来看，黄册库的建立与使用，以及朱元璋一手制定得赋役黄册制度，显然是成功的，但是朱元璋绝对没有想到的是，在明代中后期的黄册制度依然是一具空壳了。
当年朱元璋对黄册的规格做了非常严格的要求：用纸必须是上等厚绵纸，不得染色或者漂白。长宽各为一尺二寸，纸上字体必须是正楷，且对字体大小和行距做了明确要求。一旦出现错别字，立即重写。装订上必须采用粗牢的棉线，如果必须用到浆糊的话，其中必须加入杀虫剂等药物来防蛀虫。由此可见，朱元璋对于黄册的制定有多重视。可到了明朝中后期情形又不同了。
其一，库内黄册的数量确实是在增加，可是黄册的质量却在下降。《后湖志》记载嘉靖三年的黄册情形是这样的：各库黄册式样大小不一，中间全损亦殊。大抵体裁最阔大者多损，体裁稍窄小者多全。盖惟阔大者则翻阅既难，晾晒不便，收藏搬运之际，亦未免于损破矣。从中可见一斑。明中期以后，黄册库经常会有黄册被蛀虫蛀光的情况发生。在《后湖志》的记载中，我们发现在弘治三年，既1490年时，黄册被不同程度虫蛀或腐烂册数，竟达到六十四万多册，而当时黄册库存量为不到八十万册，也就是说不达标的册数竟占比百分之八十以上。可想而知有多恐怖了，如果朱元璋泉下有知，一定跳起来破口大骂的同时，会将这些不遵守祖制人屠戮得干净。
其二，黄册内容敷衍塞责。我们常说一个人长得丑不可怕，可怕的是心太邪恶。那么在黄册上，同样如此。黄册外表差强人意也就罢了，可如果内容也是胡编乱造，那么这就是动摇了大明的根基。根据《后湖志》的记载发现，洪武二十四年，黄册记载全国土地八百八万四千六百二十三顷，而到了弘治十五年，黄册记载的田地居然少了四百多万顷。而根据黄册统计，从洪武年间到嘉靖年间，明朝的人口居然也是下降的。《后湖志》：天下大造黄册，率皆誊写旧本，无一实数。可见黄册在此时已经名不副实了。
黄册在崇祯死后的南明小朝廷中，发挥了另类的作用，既被制作成了兵士护甲以及火药原料。如果站在明朝的角度来说，黄册制度下的产物黄册，虽说在后期是空壳，但是能够在明朝最后变成护甲等，也算是物尽其用。可如果站在人类文化的角度来看，当黄册全部化为护甲火药之时，也意味着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损失。
我们来看终明一朝，赋税黄册制度从诞生，到推行，再到巅峰，然后跌落。从黄册库不再担任朱元璋赋予它的重大作用后，明朝已经在开始衰落了。因为这是朱元璋对大明王朝千秋万代规划的基础，一旦基础不稳固，随之而来的就是大厦将倾了。尽管大明后期出了一个三十二抬大轿的张居正，对明朝赋税采用一条鞭法，可依然没有阻挡明朝的衰落命运。
文|年青老头儿
参考资料：《后湖志》、《朱元璋传》张宏杰版本、《明实录》、《明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