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启功先生诞辰105周年。启功先生(197月26日-6月30日)在遗嘱中曾专门提及他的一位学生,并呼之为友,而启功唯一的口述史《启功口述历史》,也正是这位学生参与记录整理——这就是已逾古稀之年的中央文史馆馆员、北师大教授赵仁珪。赵仁珪认为,启功成长经历也给当下带来一个新课题和反思——现在的教育体制能否再培养、“复制”出像启功这样的人才?他表示,启功也曾反对设立书法专业硕士与博士,并从来不说书法能够成为一个专业,启功先生说:“写成什么样就叫书法博士了,写成什么样就叫书法硕士了,没有标准,无法判断。”
1987年,启功先生笔会挥毫。
赵仁珪是1978年恢复研究生学制后北师大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的首届研究生,也是当时启功专门带的两位门生之一,那一年,启功66岁,赵仁珪36岁。6月,在启功先生诞辰105周年将临之际,赵仁珪编著的《启功评传》出版。
5年前,在启功先生百年诞辰前,赵仁珪曾在北师大丽泽园家中接受了《东方早报·艺术评论》的专访,“澎湃新闻·艺术评论”在启功先生105诞辰之际,旧文重刊,追忆启功先生的学艺人生。
赵仁珪认为,启功先生的文化成就能够横跨学术与艺术两大领域,而且是“通才”式的学者和艺术家——启功之所以成长为启功,也就给当下带来一个新课题和反思,“比如,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能否再培养、‘复制’出像启功这样的人才?如果这样的教育体制不能轻易地改变,我以为是无法再培育一个‘启功’。”
91岁才口述是不愿回忆
艺术评论:你曾在启功纪念大会上发言认为他更是一个博大、专深的学者,但就社会上而言,很多人提起启功还是觉得他是一个书法家,甚至他的画名、鉴定名声都被书法给掩盖了。我想分几个方面聊,先从你前几年整理的《启功口述历史》开始吧,启老在生前相当长时间都不愿意口述历史,最后为什么直到91岁高龄才请你来做这个,我看你在书的后记中也提到了一些,但是有些话不是太详细,他91岁之前有想法做口述历史吗?
赵仁珪:实际上他当初是不愿意做口述历史的,主要是因为他不愿意重温痛苦、重温苦恼。因为启先生的一生坎坷非常多,不管是生活上的还是政治上的,一生非常坎坷,或者说是多灾多难。他每当回忆这些往事时,他都非常伤心,所以就不太愿意想这段事,尽量埋在心中,不愿意触动它。生活上主要是小时候和青少年时期孤儿寡母,生活无依无靠,完全靠朋友的资助,靠祖父的学生帮助……
艺术评论:是啊,他幼小时失去父亲,后来祖父辞世,靠祖父的两位学生募款2000元才生活下去。
赵仁珪:当时筹集的是2000元的公债,后面也有一些利息供他上学。但(生活)还是很困难,启先生后来为了解决这样的苦难,有时候还要去卖画,自己贴补点家用。启先生有一个世交,天津的周先生,很看重启先生的才华,说:“答应(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我供你上大学,出国留洋。”但是启先生一方面感激,一方面就心想:“我一个人出国留洋了,我母亲怎么办呢?我姑姑怎么办呢?”所以很多人其实不了解启先生这种窘况,一家生活都得靠他,尤其到成年之后,他要担起家庭责任来,要养活母亲姑姑,所以生活非常苦,从小是个孤儿——所以他一直敬重汪中。
启功先生青少年时期的留影
艺术评论:汪中也是幼小就失去父亲。我十年前陪启功先生在扬州,他曾专程要去扬州郊区找到汪中墓,老人说,“青年求学时汪中便一直是自己的偶像,汪中,汪容甫,那是祖师爷!”后来到”大清儒林汪君之墓”前,认认真真鞠了三个躬,很让我感动。
赵仁珪:启先生用自己挣来的钱买来的第一本书,就是汪中的《述学》——他为什么特别对汪中具有亲切感呢?因为《述学》里面有一封信,信里意思是,每到寒夜,汪中只好与他母亲相拥取暖,流落街头,甚至不知道能不能活到第二天早晨。所以启先生每每读到这儿都要掉眼泪,不断地从汪中的事上引起自己的痛苦回忆。所以在生活上他不愿意过多地回忆。从政治上来说,不断受到冲击,因为启先生是清朝皇家后裔,“反右”中也不能幸免。
打成“右派”时,老伴儿整天哭哭啼啼的很痛苦,启先生就劝她,说肯定我是右派:“我不是‘右派’谁是‘右派’啊?资产阶级都要革我的命,更甭说无产阶级了。”大有那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感觉。虽然启先生很豁达能想开这些问题,但事实上,终究是对启先生造成一系列政治上的压抑。不光是工资减了,生活费少了,连上课讲课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一直在政治上受到压抑,一想起这些他就很痛苦,不愿意多回忆。有一次在我整理这个口述历史之前,有一位东北的女记者,访问了启先生几回,死说活说地磨,要启先生回忆经历,启先生没办法就说了几次。后来启先生跟我说,每说一次夜里都难受得睡不着觉,所以就不太愿意再说了。后来这女记者出了一本书叫《启功杂忆》。
现存最早的启功先生照片,约10岁时与祖父(左)和姑祖丈(右)合影。
艺术评论:对,从晚清、民国直到1949年以后的一些运动与文化大事,他都可以说是经历者与见证者。
赵仁珪:所以各方各界都呼吁启先生能够写,从政协,从中央文史馆,大家都有这个呼吁。所以后来启先生就接受了大家的呼吁,给后人一个交待。
艺术评论:那整个口述历史用了多长时间?
赵仁珪:用了几个月吧,不到半年。但如果把整理的时间算上那就半年多吧。
辅仁大学陈恒校长和青年教师,左一位启功先生。
赵仁珪:当然现在看来,如果启先生要是没有这段经历,就是完人了。
1975年,启功先生在小乘巷。
平民本色与精英意识
启功《热带鱼征题》
艺术评论:其实我看他的一些文章,包括听他的几次谈话,话里面貌似很平和,但是骨子里面爱憎分明、一针见血,有时候很强烈的。
赵仁珪:所以像有的官向他求字,带着官架子,派一个秘书就来了,说:我们首长说,让你给写个什么什么。启先生听了都很不愿意很不高兴,有时候都顶回去了。有一次一权力者派一秘书要启先生写字,还限期,启先生说:“我要不写呢?”最后不含糊地拒绝了。那秘书最后都傻了。
艺术评论:赵老师能否谈谈你自己追随启先生的经过?
赵仁珪:说启先生非常欣赏我也是高抬我了,我也不敢说,但他对我是非常提拔和奖掖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想也没其他原因,主要是我这人比较笨,比较朴实,没什么功利的想法。所以启先生还是比较信任我。有时候启先生也说:你这人太迂了。我也确实有时候比较迂,可能从启先生来说,他宁可喜欢迂一点儿的,而不喜欢滑一点的。启先生对我的这些奖励有点像陈垣校长对启先生的提携一样。启先生回忆陈垣校长就觉得,陈垣校长处处护着他,特别关照他。别人都反对启先生,说他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陈垣校长就三次将启先生请到辅仁去教书,所以启先生也特别感激陈垣校长。从这个角度来说,启先生应该也受这方面的影响,如果他看中以后,他就觉得即使这人笨点儿迂点儿(也没关系)。
1960年,启功先生与陈恒先生欣赏书法。
艺术评论:其实这就是一个品质的问题,儒者总是敦厚的。
赵仁珪:所以他应该是比较信任我的。当然也还有别的原因吧,比如说在读研究生期间,我们当时第一届九个研究生,都是启先生的研究生。
艺术评论:就是说启先生很多事情也都是托付你?
赵仁珪:可以托付。启先生身体也不好,经常住院,当然我就义不容辞,该怎么招呼怎么招呼,住院陪着等。所以这样一来从业务上来说他也很欣赏我,从生活上来说关系也很密切,所以启先生最后的遗嘱里(其实我从来不提这事儿,也不该提这事儿),他称我为朋友,就说:什么是朋友呢,朋友非它,我之伴也。
启功《论书绝句一百首》
书名超过画名原因在“反右”
启功30岁草书(1942年)
艺术评论:他那时好像仿四王、董其昌、倪云林都有。
赵仁珪:他是以临摹出身的,这是中国画的传统手法。临摹是基本功,中国画表达的是文人内心的情绪。但造成他最后书名超过画名,根本原因还是“反右”,因为他是在画院被打成“右派”,所以他对绘画有点寒心了,因为是毫无原因的。他协同叶恭绰筹建北京的第一个画院。
汇文学校存启功先生档案
当下教育无法“复制”启功
启功赠海外侨友之作
艺术评论:好的教育应当是让人能够真正充分发挥个性与特长,这也是社会真正发展与健康的动力。
赵仁珪:对,不好的教育导致很多人的个性被掩埋了,这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启先生受的教育起点是高的,他都是最高的精英式的:齐白石、吴镜汀、贾羲民、戴姜福、溥雪斋等,全是最知名的。所以他的起点高,境界高。现在也有人提倡,甚至有人办私人教育,办私塾,比如从小入国学班。
本世纪初,启功先生接待来访的小朋友。
不赞成书法硕士、博士
启功《临苏轼廿八日立轴》
艺术评论:启先生的诗词也很有成就,他的一些自嘲诗,我觉得与聂绀驽的诗有相通之处,是典型的中国文人面对人生劫难时的表现,洞悉社会、洞悉历史,对人生的荣辱穷达早已看透,表面自嘲,但内里骨头却是硬的,这与东坡也有相类处。
赵仁珪:启先生很佩服聂绀驽,其实聂绀驽写古典诗词起步是比较晚的,他以前不写。但是他往这方面写,有才气,写得非常好,很有个性,一看就是聂绀驽的,启先生也是。
启先生在《启功韵语自序》中曾称自己的诗“绝大部分是论诗、题画、失眠、害病之作,而且常常‘杂以嘲戏’”。“嘲”者,嘲笑也,讥讽也;“戏”者,游戏也,玩笑也。正如他在《心脏病突发》诗中嘲讽自己大难不死所云:“游戏人间又一回。”启先生的嘲戏主要是自嘲,而自嘲是要建立在敢于自我否定基础上的,这需要有大勇气;且内敛于自我的嘲讽,也必然折射出社会因素,因而这样的诗绝不仅仅是自我调侃,而必然带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他中年所写《卓锥》(寄居小乘巷,寓舍两间,各方一丈。南临煤铺,时病头眩,每见摇煤,有晃动乾坤之感):
“卓锥有地自逍遥。室比维摩已倍饶。片瓦遮天裁薜荔,方床容膝卧僬侥。蝇头榜字危梯写,棘刺榱题阔斧雕。只怕筛煤邻店客,眼花撮起一齐摇。”
写自己在立锥之地艰难而达观的生活状况,最后写一见摇煤球就觉得自己跟着头晕眼眩,风趣之极,但这种乐观的生活态度不是令人想起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高风亮节吗?
艺术评论:流传最广的大概还是启先生的《自撰墓志铭》,“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不足百字,字里行间表面看诙谐幽默,实则隽永深沉,满是悲悯。
赵仁珪:晚年所作的《自撰墓志铭》则可视为幽默风格之代表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诗是诗歌史上最优秀的三言诗之一。在自我嘲讽中又包含了多少辛酸坎坷。启先生在诗词的继承与创新、雅与俗相结合方面都取得卓越的成就。他的高雅之作格律严谨,语汇典雅,对仗工整,用典考究,尤其是那些借助双关象征手法的咏物寄托之作,可谓臻于极致,也为当代如何以传统手法来表现时事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国家文物局七人鉴定组合影,左起:谢辰生、刘九庵、杨仁恺、谢稚柳、启功、徐邦达、傅熹年。
艺术评论:启先生晚年鉴定与书名播扬极远,当时也已进入市场经济社会,就你了解而言,启先生面对商品化的冲击时如何对待书画、鉴定?
赵仁珪:启先生当年与几位鉴定大师一起经眼过数以万计的古代书画。众所周知,启先生对做他的假画、假字有时只能抱一种无奈的态度,但对盗用他的名义在书画鉴定上作假作伪则不能容忍。现在有些“鉴定家”公开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付钱才鉴,付钱即真,这种现象决不会发生在启先生身上。写字也如此。他为教育、文化、公益部门题字一贯分文不取,对企业部门所付的润笔也都交学校处理,并把其中很大部分都拿出来济困助学。他淡泊名利,更淡泊钱财,(身体好时)他的字几乎有求必应,故流散在社会的数量当居当代书法家之首。这也是他深受各界人士普遍喜爱的原因之一。这也提示我们,学习、研究启先生,除了他的艺术和学术成就,还要深入学习他的人品,这才是真正的纪念启功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