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启功先生诞辰105周年。启功先生（197月26日-6月30日）在遗嘱中曾专门提及他的一位学生，并呼之为友，而启功唯一的口述史《启功口述历史》，也正是这位学生参与记录整理——这就是已逾古稀之年的中央文史馆馆员、北师大教授赵仁珪。赵仁珪认为，启功成长经历也给当下带来一个新课题和反思——现在的教育体制能否再培养、“复制”出像启功这样的人才？他表示，启功也曾反对设立书法专业硕士与博士，并从来不说书法能够成为一个专业，启功先生说：“写成什么样就叫书法博士了，写成什么样就叫书法硕士了，没有标准，无法判断。”
1987年，启功先生笔会挥毫。
赵仁珪是1978年恢复研究生学制后北师大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的首届研究生，也是当时启功专门带的两位门生之一，那一年，启功66岁，赵仁珪36岁。6月，在启功先生诞辰105周年将临之际，赵仁珪编著的《启功评传》出版。
5年前，在启功先生百年诞辰前，赵仁珪曾在北师大丽泽园家中接受了《东方早报·艺术评论》的专访，“澎湃新闻·艺术评论”在启功先生105诞辰之际，旧文重刊，追忆启功先生的学艺人生。
赵仁珪认为，启功先生的文化成就能够横跨学术与艺术两大领域，而且是“通才”式的学者和艺术家——启功之所以成长为启功，也就给当下带来一个新课题和反思，“比如，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能否再培养、‘复制’出像启功这样的人才？如果这样的教育体制不能轻易地改变，我以为是无法再培育一个‘启功’。”
91岁才口述是不愿回忆
艺术评论：你曾在启功纪念大会上发言认为他更是一个博大、专深的学者，但就社会上而言，很多人提起启功还是觉得他是一个书法家，甚至他的画名、鉴定名声都被书法给掩盖了。我想分几个方面聊，先从你前几年整理的《启功口述历史》开始吧，启老在生前相当长时间都不愿意口述历史，最后为什么直到91岁高龄才请你来做这个，我看你在书的后记中也提到了一些，但是有些话不是太详细，他91岁之前有想法做口述历史吗？
赵仁珪：实际上他当初是不愿意做口述历史的，主要是因为他不愿意重温痛苦、重温苦恼。因为启先生的一生坎坷非常多，不管是生活上的还是政治上的，一生非常坎坷，或者说是多灾多难。他每当回忆这些往事时，他都非常伤心，所以就不太愿意想这段事，尽量埋在心中，不愿意触动它。生活上主要是小时候和青少年时期孤儿寡母，生活无依无靠，完全靠朋友的资助，靠祖父的学生帮助……
艺术评论：是啊，他幼小时失去父亲，后来祖父辞世，靠祖父的两位学生募款2000元才生活下去。
赵仁珪：当时筹集的是2000元的公债，后面也有一些利息供他上学。但（生活）还是很困难，启先生后来为了解决这样的苦难，有时候还要去卖画，自己贴补点家用。启先生有一个世交，天津的周先生，很看重启先生的才华，说：“答应（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我供你上大学，出国留洋。”但是启先生一方面感激，一方面就心想：“我一个人出国留洋了，我母亲怎么办呢？我姑姑怎么办呢？”所以很多人其实不了解启先生这种窘况，一家生活都得靠他，尤其到成年之后，他要担起家庭责任来，要养活母亲姑姑，所以生活非常苦，从小是个孤儿——所以他一直敬重汪中。
启功先生青少年时期的留影
艺术评论：汪中也是幼小就失去父亲。我十年前陪启功先生在扬州，他曾专程要去扬州郊区找到汪中墓，老人说，“青年求学时汪中便一直是自己的偶像，汪中，汪容甫，那是祖师爷！”后来到”大清儒林汪君之墓”前，认认真真鞠了三个躬，很让我感动。
赵仁珪：启先生用自己挣来的钱买来的第一本书，就是汪中的《述学》——他为什么特别对汪中具有亲切感呢？因为《述学》里面有一封信，信里意思是，每到寒夜，汪中只好与他母亲相拥取暖，流落街头，甚至不知道能不能活到第二天早晨。所以启先生每每读到这儿都要掉眼泪，不断地从汪中的事上引起自己的痛苦回忆。所以在生活上他不愿意过多地回忆。从政治上来说，不断受到冲击，因为启先生是清朝皇家后裔，“反右”中也不能幸免。
打成“右派”时，老伴儿整天哭哭啼啼的很痛苦，启先生就劝她，说肯定我是右派：“我不是‘右派’谁是‘右派’啊？资产阶级都要革我的命，更甭说无产阶级了。”大有那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感觉。虽然启先生很豁达能想开这些问题，但事实上，终究是对启先生造成一系列政治上的压抑。不光是工资减了，生活费少了，连上课讲课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一直在政治上受到压抑，一想起这些他就很痛苦，不愿意多回忆。有一次在我整理这个口述历史之前，有一位东北的女记者，访问了启先生几回，死说活说地磨，要启先生回忆经历，启先生没办法就说了几次。后来启先生跟我说，每说一次夜里都难受得睡不着觉，所以就不太愿意再说了。后来这女记者出了一本书叫《启功杂忆》。
现存最早的启功先生照片，约10岁时与祖父（左）和姑祖丈（右）合影。
艺术评论：对，从晚清、民国直到1949年以后的一些运动与文化大事，他都可以说是经历者与见证者。
赵仁珪：所以各方各界都呼吁启先生能够写，从政协，从中央文史馆，大家都有这个呼吁。所以后来启先生就接受了大家的呼吁，给后人一个交待。
艺术评论：那整个口述历史用了多长时间？
赵仁珪：用了几个月吧，不到半年。但如果把整理的时间算上那就半年多吧。
辅仁大学陈恒校长和青年教师，左一位启功先生。
赵仁珪：当然现在看来，如果启先生要是没有这段经历，就是完人了。
1975年，启功先生在小乘巷。
平民本色与精英意识
启功《热带鱼征题》
艺术评论：其实我看他的一些文章，包括听他的几次谈话，话里面貌似很平和，但是骨子里面爱憎分明、一针见血，有时候很强烈的。
赵仁珪：所以像有的官向他求字，带着官架子，派一个秘书就来了，说：我们首长说，让你给写个什么什么。启先生听了都很不愿意很不高兴，有时候都顶回去了。有一次一权力者派一秘书要启先生写字，还限期，启先生说：“我要不写呢？”最后不含糊地拒绝了。那秘书最后都傻了。
艺术评论：赵老师能否谈谈你自己追随启先生的经过？
赵仁珪：说启先生非常欣赏我也是高抬我了，我也不敢说，但他对我是非常提拔和奖掖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想也没其他原因，主要是我这人比较笨，比较朴实，没什么功利的想法。所以启先生还是比较信任我。有时候启先生也说：你这人太迂了。我也确实有时候比较迂，可能从启先生来说，他宁可喜欢迂一点儿的，而不喜欢滑一点的。启先生对我的这些奖励有点像陈垣校长对启先生的提携一样。启先生回忆陈垣校长就觉得，陈垣校长处处护着他，特别关照他。别人都反对启先生，说他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陈垣校长就三次将启先生请到辅仁去教书，所以启先生也特别感激陈垣校长。从这个角度来说，启先生应该也受这方面的影响，如果他看中以后，他就觉得即使这人笨点儿迂点儿（也没关系）。
1960年，启功先生与陈恒先生欣赏书法。
艺术评论：其实这就是一个品质的问题，儒者总是敦厚的。
赵仁珪：所以他应该是比较信任我的。当然也还有别的原因吧，比如说在读研究生期间，我们当时第一届九个研究生，都是启先生的研究生。
艺术评论：就是说启先生很多事情也都是托付你？
赵仁珪：可以托付。启先生身体也不好，经常住院，当然我就义不容辞，该怎么招呼怎么招呼，住院陪着等。所以这样一来从业务上来说他也很欣赏我，从生活上来说关系也很密切，所以启先生最后的遗嘱里（其实我从来不提这事儿，也不该提这事儿），他称我为朋友，就说：什么是朋友呢，朋友非它，我之伴也。
启功《论书绝句一百首》
书名超过画名原因在“反右”
启功30岁草书（1942年）
艺术评论：他那时好像仿四王、董其昌、倪云林都有。
赵仁珪：他是以临摹出身的，这是中国画的传统手法。临摹是基本功，中国画表达的是文人内心的情绪。但造成他最后书名超过画名，根本原因还是“反右”，因为他是在画院被打成“右派”，所以他对绘画有点寒心了，因为是毫无原因的。他协同叶恭绰筹建北京的第一个画院。
汇文学校存启功先生档案
当下教育无法“复制”启功
启功赠海外侨友之作
艺术评论：好的教育应当是让人能够真正充分发挥个性与特长，这也是社会真正发展与健康的动力。
赵仁珪：对，不好的教育导致很多人的个性被掩埋了，这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启先生受的教育起点是高的，他都是最高的精英式的：齐白石、吴镜汀、贾羲民、戴姜福、溥雪斋等，全是最知名的。所以他的起点高，境界高。现在也有人提倡，甚至有人办私人教育，办私塾，比如从小入国学班。
本世纪初，启功先生接待来访的小朋友。
不赞成书法硕士、博士
启功《临苏轼廿八日立轴》
艺术评论：启先生的诗词也很有成就，他的一些自嘲诗，我觉得与聂绀驽的诗有相通之处，是典型的中国文人面对人生劫难时的表现，洞悉社会、洞悉历史，对人生的荣辱穷达早已看透，表面自嘲，但内里骨头却是硬的，这与东坡也有相类处。
赵仁珪：启先生很佩服聂绀驽，其实聂绀驽写古典诗词起步是比较晚的，他以前不写。但是他往这方面写，有才气，写得非常好，很有个性，一看就是聂绀驽的，启先生也是。
启先生在《启功韵语自序》中曾称自己的诗“绝大部分是论诗、题画、失眠、害病之作，而且常常‘杂以嘲戏’”。“嘲”者，嘲笑也，讥讽也；“戏”者，游戏也，玩笑也。正如他在《心脏病突发》诗中嘲讽自己大难不死所云：“游戏人间又一回。”启先生的嘲戏主要是自嘲，而自嘲是要建立在敢于自我否定基础上的，这需要有大勇气；且内敛于自我的嘲讽，也必然折射出社会因素，因而这样的诗绝不仅仅是自我调侃，而必然带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他中年所写《卓锥》（寄居小乘巷，寓舍两间，各方一丈。南临煤铺，时病头眩，每见摇煤，有晃动乾坤之感）：
“卓锥有地自逍遥。室比维摩已倍饶。片瓦遮天裁薜荔，方床容膝卧僬侥。蝇头榜字危梯写，棘刺榱题阔斧雕。只怕筛煤邻店客，眼花撮起一齐摇。”
写自己在立锥之地艰难而达观的生活状况，最后写一见摇煤球就觉得自己跟着头晕眼眩，风趣之极，但这种乐观的生活态度不是令人想起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高风亮节吗？
艺术评论：流传最广的大概还是启先生的《自撰墓志铭》，“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不足百字，字里行间表面看诙谐幽默，实则隽永深沉，满是悲悯。
赵仁珪：晚年所作的《自撰墓志铭》则可视为幽默风格之代表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诗是诗歌史上最优秀的三言诗之一。在自我嘲讽中又包含了多少辛酸坎坷。启先生在诗词的继承与创新、雅与俗相结合方面都取得卓越的成就。他的高雅之作格律严谨，语汇典雅，对仗工整，用典考究，尤其是那些借助双关象征手法的咏物寄托之作，可谓臻于极致，也为当代如何以传统手法来表现时事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国家文物局七人鉴定组合影，左起：谢辰生、刘九庵、杨仁恺、谢稚柳、启功、徐邦达、傅熹年。
艺术评论：启先生晚年鉴定与书名播扬极远，当时也已进入市场经济社会，就你了解而言，启先生面对商品化的冲击时如何对待书画、鉴定？
赵仁珪：启先生当年与几位鉴定大师一起经眼过数以万计的古代书画。众所周知，启先生对做他的假画、假字有时只能抱一种无奈的态度，但对盗用他的名义在书画鉴定上作假作伪则不能容忍。现在有些“鉴定家”公开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付钱才鉴，付钱即真，这种现象决不会发生在启先生身上。写字也如此。他为教育、文化、公益部门题字一贯分文不取，对企业部门所付的润笔也都交学校处理，并把其中很大部分都拿出来济困助学。他淡泊名利，更淡泊钱财，（身体好时）他的字几乎有求必应，故流散在社会的数量当居当代书法家之首。这也是他深受各界人士普遍喜爱的原因之一。这也提示我们，学习、研究启先生，除了他的艺术和学术成就，还要深入学习他的人品，这才是真正的纪念启功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