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文人、画家、书家无一不是在室名、堂号上 苦心琢磨，绞尽脑汁。
曾国藩的求阙斋得意于“满招损，谦受益”的千年古训。阙与缺谐音，是显主人隐忍之智，韬晦之心。翁同龢的瓶庵，出于宫廷斗争复杂，告诫自己要守口如瓶，更谐“平安”之意。老舍的丹柿小院，在北京西城区的东安福胡同，因院中有柿子树而得名。老舍在此居住时间不长，笔者童年时与老舍先生同住一寓，故知此典。
林则徐“求阙斋”木匾
谭嗣同的莽苍苍斋，梁启超的饮冰室，李叔同的晚晴山房，王力的龙虫并雕斋，吴昌硕的缶庐，齐白石的借山吟馆，张大千的大风堂，王刚的和合文苑，马未都的观复博物馆......每一斋馆堂室都有故事，皆有典出，更是主人情趣、追求的代名词 与个人“名片”。
从广义上说，匾额文化包涵室名、招牌、名言、名句等。狭义上讲，匾额文化几乎就是文人的心思，这种心思因匾额文化而被人赞许、传扬，久而久之就成为文人的专属或代名词，这在江南园林与文人考证中尤为易见。
齐白石“借山馆”
室名、匾额文化大都与书法名家的字相得益彰。天下名人、世间名匾无一不是出自于大书法家笔端，这种结合无疑是中国书法与文思最好的诠释与彰显。
当年老北京的九个城门上皆有大字石匾，民国时特请榜书大家邵章题写，端正了然，气度非凡。现只有前门“正阳门”为旧刻。读者当知，堂堂中华皇城及周边地名皆是学问，绝大多数是招大学士以上的文官拟词呈览，由皇家乃至皇帝亲审钦定。以北京为例：乾清宫、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神武门、天安门、正阳门、永定、顺义、大兴、平谷等，无一不吉，无所不文矣！
正阳门石刻
自中国大陆有拍卖以来，秦公先生1996年首创书法专场。据笔者观察，名家、有定论的书家的作品认知度极好，尤以警句、格言、室名、堂号为书法市场的中坚，而且从中也培养了中国当代在书法收藏领域的诸多藏家与投资人。笔者主持中国艺术品拍卖，亲历亲操许多书法专场或书法作品。自1996年以来，但凡表现操守、文心的格言、警句、堂号、匾额、对联，如果货真价实，无一流标，皆有成交，也许这就是中国艺术品市场最为传奇的现象了。
关于匾额的书写，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流派。
一是清逸派。
以文徵明、董其昌等文人书法家为代表。这一类作品，清雅正派，一堂雅气，点画交代清晰，文词优美，风度闲闲。
二是正大派。
以伊秉绶为代表。伊秉绶的隶书以匾额面目出现时，是清代书坛一大构也。伊秉绶的隶书，非全隶书也，取颜字之宽博入隶，不精雕细刻点画之妙，而得正大庄严气象。此非法外求法，字外求字，得之意外之作乎?
昔年康有为论书有十美，映之伊秉绶先生书，可谓无所不征也。康有为十美说：气象浑穆，意态奇逸，魄力雄强，兴趣酣足，笔法跳跃，骨法洞达，点画峻厚，结构天成，精神飞动，血肉丰美。细观伊秉绶书法，得雄厚不失流动，流动而不失凝涩。
笔者曾购得伊秉绶隶书真迹琢磨再三，得知伊秉绶用笔似重非轻，用墨淡而厚重，结构顺序贯穿，节奏轻快静穆，平直尚曲，圆中寓方，雅而和，宽而泛，雅重精神，淳和高迈。观伊秉绶之书，幽默是其书艺之高峰，奇构是其书艺之妙处，用笔是平中见奇，曲中见趣。此三点是研究伊书必察之机也。
伊秉绶的书法是有庙堂正气匾额书风的登峰之作。今人只有绍兴沈定庵，西泠沙孟海有此意象。伊秉绶的书法是憨而厚的高标，“笨笨的”，有时“傻”得不近情理，但在他笔下稚气天真，雍和雅穆，神来之笔，仿佛天成。
其实，了解伊秉绶，理解其书法也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1996年时的拍卖市场，鲜有伊书，即使出现了，也不被大多数人所认可。记得当年拍《藏之名山》横披，多字自跋，起拍价只有5万元。朵云轩旧藏的《长生长乐之居》起拍价8万元，成交价15万元。收藏家中第一个买伊书的是南京的陆挺，他购藏的《艺兰斋》开启了收藏家以伊秉绶匾额为时尚的先河。后来台湾黄云龙所收藏的《剪三松阁》更是伊书的极品。还有香港叶家的《攻玉山房》，那是伊书的绝品。
我喜欢伊秉绶作品皆是因为拍卖中所见为是，自己喜欢伊秉绶的书法，逢人说伊秉绶的书法，但当伊秉绶的书法作品被卖到几百万上千万的时候，我心中略有畅然之感。好书法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有趣的灵魂，而这个灵魂穿越时空向后人娓娓细说：方正、奇肆、恣纵、更易、减省、虚实、肥瘦，毫端变化，出乎腕下；应和、凝神、造意、莫可忘拙的迁想妙得......
三是书艺派
以赵之谦、何绍基等专业书法家为代表。
此等书家，法度谨严，笔上有出处，笔笔见功得理，书写上没有丝毫散漫，尽显书家功力。
赵之谦“辞润金石”匾
赵之谦“九梅书屋”匾
何绍基谦“古香书屋”匾
四是集字派
任何人皆可为之，可以电脑排列，以古为新，以字为用。现代人依托电脑、字典，皆可集贴组字，依模画样。而善书者能集也，擅书法者能恰到好处。
五是世俗派
人不知耻，所为即是。
关于匾额书法的运用与展现约分为三大功用：一为招牌、商号，明昭世人。二为居家书房，自娱自乐。三为庙宇庭院。
招牌商用匾额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书法的重镇，以名人、名家的手笔最为推重。北京《六必居》酱菜园为明代严嵩所书，内敛大气，底蕴十足，白底黑漆大字悬于酱园之上，世人一望，便知个中滋味。
《鹤年堂》药店也是出于严嵩之手，那字的气派与森严，在北京所有的药店招牌中当属一二。至于启功先生题写的《同仁堂》，温文尔雅，书卷气十足，另当别论了......
北京的好匾很多，张伯英题写的《亿兆》，翁同龢题写的《宝古斋》，赵朴初题写的《来今雨轩》，不胜枚举。这类匾额的制式大都由漆木凸凹木刻为主，书写由右往左，落款以穷款居多。在书写上以楷书(榜书)、行书、隶书，或杂糅诸体而成，易读、易辨、易传播。
书房匾额是文人的特殊追求与偏好，书者或师或友，或名家或自己，定天定式，自由多变。笔者曾在启功先生家见到了弘一法师题写的《南无阿弥陀佛》，静悬于坚净斋上，弘一法师此书高怀静穆，望之肃然起静。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去刘炳森家拜访，厅堂不大，只有一个字——隶书“学”嵌于卡纸之中，足见主人心智。
笔者最叹服大字榜书，威风凛然，气象万千的匾额，这类作品大都出现在名胜、庙堂、书院等地。着名的《天下第一关》为明代萧显所书，每字近两米，结构巍峨，磅礴圣大，吞吐大荒，天人合一，把繁简虚实处理得恰如其分，是榜书之集大成之作。
上海的《朵云轩》是集米芾行书而成， 集字之人实为懂书法之人，字与字倚偕成趣，空与实相得益彰。
笔者在台湾考察时，发现台湾将颜字与欧字结合，形成了电脑体的新榜书体，多用于商店、厅、堂、庙、观，无处不在，无不称应有序，古风今标。
概括起来，室名、堂号、匾额艺术是中华文字与书法的特殊形式与艺术构成，它因人而异，因习不同，因风而化，因域而谐，千姿百态，万种风情。或明或隐，或曲或直，或抑或扬，或重或逸，但终究是良知与德行的见证与延伸。
在我们欣赏玩味这门艺术的时候，或有“风流同拍古人肩”的遐思冥想，或有“会心不远”“斯文在兹”的得意畅往。这一切的一切皆是因为这门艺术是中国文人、文思的智慧，更是中国文人亘古不变的对真、善、美的追求与想往......
作者：惠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