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观察
本报记者 童彤
近日召开的全国林业和草原工作会议透露，，我国将加快推进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编制《全国国家公园总体发展规划》，发布国家公园设立标准，组织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综合评估，认真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确保基本完成试点任务。
会议介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全面履行国家公园管理职责，开展了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专项督察，对国家公园设立标准、空间布局、事权划分、生态监测、法律法规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稳步推进，大熊猫、祁连山国家公园管理局挂牌成立，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试点通过国家评审验收，组建了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保护生态学重点实验室和东北虎豹生物多样性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成立了国家公园规划研究中心。
正是在一系列工作的顺利推进下，各试点国家公园生态状况持续向好。根据会议，将启动国家公园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数据库建设，制定国家公园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办法、巡护管理办法、建设项目准入清单，抓好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监测试点。加强生态保护修复，推动试点国家公园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国家公园，是指国家为了保护一个或多个典型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为生态旅游、科学研究和环境教育提供场所，而划定的需要特殊保护、管理和利用的自然区域。谈及国家公园，公众难免有些陌生。实际上，从1872年美国建立起世界第一座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后，国家公园的设置已发展到上百个国家和地区。
早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就曾明确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至此这一概念才正式进入我国最高决策层的文件当中。此后，围绕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步伐一再提速，直到，首个国家公园试点——我国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即迈出了生态体制改革第一步。
记者认为，推进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背后，所透露出的正是一直以来我国对生态保护政策的一脉相承。按照正式发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对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即明确要设立自然保护区的地区，包括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在内如今已经成立国家公园的地区当属禁止开发区域。而相较于其他形式的保护，国家公园体制自身有着三个方面的优越性，对于发挥生态保护作用而言有着较强针对性。
一是国家公园生态体制改革自身意在引入“大部制”概念。实际上，这也是学界乃至政府部门早有的共识，借由国家公园体制改革指明未来探索“大部制”生态保护的方向，纳入环保、国土、水利、农牧等相关职能部门，势必将减少甚至杜绝实践中普遍存在的权属不清、职能交叉、执法合力缺乏等突出问题。
二是明确功能定位。国家公园依照各地生态地位及现状，细分为核心保育区、生态修复区、传统利用区及居住游憩服务区，分别承担严格保护、生态治理、有机农牧、居住旅游等功能。只有明确了精准定位，才能有效执行对生态环境实施保护和治理，确保“该保护的实施保护起来，该开发的合理开发”，但要强调，任何开发都要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下展开，如此才能利用自然造福人类。
三是怎样保护和重视资源环境开发与人的发展协调问题。对生态环境予以保护，归根结底还是要解决怎样把保护和民生改善以及扶贫和脱贫等结合起来的问题。针对国家公园的设立，通过迁移一部分居民以及给予补贴等形式，以及通过有机农牧、居住旅游等形式促使当地原住居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应被置于与保护生态环境同等重要的位置。
实际上，以上三点正切中有着类似生态脆弱状况的地区保护工作，必须承认，在众多保护举措中，设立国家公园正或许是最为有效的举措之一。毕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赢发展不仅是国家公园生态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同样是我国探索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核心内容所在。从这点看，尽快推进国家公园体制改革试点，形成切实可行的国家公园设立标准，组织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综合评估，认真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确保基本完成试点任务就显得十分迫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