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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０７．３１｜Ｎｏ．２９９
暑中酷热，读“闲书”消遣。偶然读到傅雷翻译的莫罗阿的《服尔德传》（载《傅雷译文集》第十二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新一版；除特别注明者外，以下引文均出该书，引文后括号中为该书页码；“莫罗阿”今通译为“莫洛亚”，“服尔德”今通译为“伏尔泰”），对其中所述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受英国重商习俗影响的若干情节留下了较深印象，觉得它们不但表现了伏尔泰一个比较鲜为人知的侧面，也透露了欧洲近代史进程中的一些重要信息，对我们了解西方文化、反观自身历史恐怕也不无助益，故特摘录一些片断，以供有兴趣者参考。
伏尔泰(1694—1778)
在路易十五的专制时期，伏尔泰几次以文字贾祸，还曾被流放到了英国（1726—1729）。“在流亡英国期间，他接触到迄今为止的先进哲学思想，会见了文史哲和科学方面的名流，考察了英国的社会制度，向法国公众介绍了牛顿和贝克莱。”（李澍泖《〈路易十四时代〉中译本序言》）其实伏尔泰的收获远不止这些。在英国他结识了不少商人朋友，了解了英国的商人社会及其声势，这使同样出身于中产阶级的伏尔泰深感震惊：
服尔德到伦敦时……这位诗人被一个姓法格奈（Falkener）的商人招待到离伦敦十里的梵兹华斯地方，他在那边住下……因法格奈的关系，他见到了商人的社会；他们的声势，在国会中的权力，教服尔德叹羡不置，这种情形很满足中产者的自尊心。（第416—417页）
17世纪英国革命以后，英国中产阶级势力大增，在政治上也有了权力，尤其是在英国下议院，商人也有了发言权（顺便说一句，后来19世纪中英鸦片战争的爆发，英国下议院中的商人势力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在当时的法国是难以想象的。伏尔泰在震惊之余，决意把这方面的情形告诉法国人，以促使法国人认识到自己的落后，向英国人学习，改变自己传统的轻商思想：
不久他在罗昂（Rouen）又秘密刊印论列英国人的《哲学书信》。这是一部奇特的书，风格虽很轻巧，影响却极重大。我们不能说它写得如何深刻，材料如何丰富。但作者确达到了预定的目的，即是教法国人知道一些素来隔膜的英国情形，让他们想一想自己的缺点与制度，改变一下宗教与政治思想。（第425页）
其中有两封信是关于英国议会与政府的，里面提到了英国商人所在的下议院的势力，以及贵族的若干特权的废止。伏尔泰满心喜悦地写道：
这些情形使一个英国商人敢于自傲，也敢与罗马公民相比。所以即是贵族的子弟也不看轻经商的……（第425页）
伏尔泰自己也说到做到，在1733年，他把自己的悲剧《查伊》（Zaïre，一译《札伊尔》，1732）题赠给了他的英国商人朋友法格奈，这在当时的法国还是破天荒第一遭，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举动。而伏尔泰的用意，便是要以此来告诉法国人，商人在英国是何等地受尊重。他的题辞写道：
献给英国商人法格奈先生——亲爱的朋友，你是英国人，我是法国人，但爱好艺术的人都是同胞……所以我把这部悲剧题赠给你，有如我题赠给同国的文人或知己的友人一样……同时我能够很高兴的告诉我的国人，你们用何种目光看待商人，在英国，对于光耀国家的职业，大家知道尊重。（第416页）
伏尔泰不仅敏于言，而且还勇于行，他开始用自己“下海”经商的实践，来挑战法国人一向抱有的轻视商人的观念。还在英国流亡的时候，他就开始运用商业手段，来出版和推销自己的一部史诗：
和他们（英国商人）作伴的结果使他对于商业大感兴趣，且也颇有成就。他第一次的经营是在英国发售《亨利亚特》四开精装本的预约。他写信给史维夫脱说：“我能不能请求你，运用你在爱尔兰的信誉替我介绍几个《亨利亚特》的预约者，它完成已久，只因乏人赞助而迄未出版。预约只须先付一奇奈。”这次的买卖大获成功，预约全数售完。（第417页）
这样的做法，今天中国的文人们也开始不再陌生；不过伏尔泰此举是在三百余年前，在当时的法国文人中，大概也属初吃螃蟹者。伏尔泰也尝到了甜头，就此一发而不可收，回到法国以后，就“下海”大干了起来：
服尔德自己呢，虽然还年轻，已经爱金钱了。他在英国时懂得财富可以保障个人的独立自由。他回到法国的辰光结识了两个大金融家，巴里斯（Paris）兄弟。他们劝他把书吏阿鲁哀的遗产作些投资事业。他便投资一部分于供应军队食粮的生意，据他的书记说他赚到六十余万；又投资另一部分于加第克斯的商业和对美通商的船只方面。他运气很好，那些船只居然从没被军舰查抄。他又中了奖券，不久他的财富竟增加到一个诗人从未有过的地步。“他的皮包中装满着合同、汇票、期票、国家的债券。要在一个文人的皮包中寻到这么多的这类文件当然是不容易的。”（第421页）
从“他运气很好”云云来看，他所投资的“对美通商”方面的生意，恐怕不无可疑的走私性质。果不其然：
爱做买卖的服尔德，禁不住在普鲁士做非法的投机事业。他雇用一个叫做赫歇尔的犹太人为经理。（第449页）
位于先贤祠的伏尔泰雕像与棺木
他还擅长推销术，像推销自己的作品一样，推销自己工厂里的产品：
他开办织造丝袜的工厂，把第一双出品寄给旭阿索公爵夫人。“夫人，只请你试穿一次，穿了之后可以把你的腿给任何人看。”他开办花边工厂。他又招了许多出色的钟表工人，像治理一个帝国那样的拼命推销他的出品。他对他所有的巴黎朋友宣传法尔奈的钟表：“此地的货色远胜日内瓦的……在巴黎值四十路易的打簧表，我这里只要十八路易。如蒙赐顾，竭诚欢迎……你可有极好的表，附赠极坏的诗，要是你喜欢的话。”（第459页）
他竟用了自己的诗作诱饵，也可算是一种“有文化品位”的推销术了。
伏尔泰的中年岁月，多次被放逐，被囚禁，也多次出逃异乡，在政治上屡受打击；却因了流放英国的见闻，爱上了经商与金钱，在经济上收获颇丰。这或许也多少弥补了他心理上的缺憾，给他的不幸岁月带来了一点安慰。
伏尔泰大力介绍英国的重商习俗，自己也于经商身体力行，这给当时的法国人带来了怎样的触动，对此后法国的发展又发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我们局外人所难明究竟的；不过过了一个世纪，巴尔扎克小说里所写的法国社会，与伏尔泰的时代已然隔世异境，也许其中已经透露出了意味深长的信息。
英国的重商主义，以及继承之而来的美国的重商主义，以及扩而大之西方的重商主义，给世界的近现代史，尤其是给我们东方的近现代史，带来了何等巨大的冲击，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时至今日，这种重商主义，也正在逐渐成为东方的普遍价值观之一，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了。追本溯源，伏尔泰于二百余年前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当仍可给我们以许多有益的启示。
在二百余年前伏尔泰那时候的中国，商业不可谓不发达，商人不可谓不富有，但是商人却没有任何政治地位和发言权，社会上也形不成“重商”的风气（顶多只是“羡商”），也无伏尔泰这样的人来传递异国的“火种”，透露和传播“重商主义”的消息；而中国所受的地理条件的限制，也使国人中纵有伏尔泰之辈，也难实地一睹英国商人社会的风采。中国在近代因闭关自守而落后挨打，在今天因融入全球经贸主潮而繁荣昌盛，这期间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重温伏尔泰的经历，不免令人感慨系之矣。
而能注意到为别人所忽略的方面，我们也要感谢莫罗阿独到的传记意识和眼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