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作者在本科四年级的时候为了准备毕业论文，进行了长达大半年的关于情感障碍患者的研究。之所以以它为主题，不仅仅是为了拿到学位，更想通过研究过程来进一步理解我的病情，因为我也是一个很严重的双相患者。本文是我毕业论文文献中的一部分，我将它整理出来，作为我刚出院，重新认识自己的起点。如果可能，我会继续以我为个案用内外部视角来重新梳理总结，并将过程呈现给大家。最后，本文语言比较偏学术，因此需要部分读者克服困难，我实在懒得重新组织语言了。
一、以前人们是怎么理解情感障碍的
情感障碍的治疗和它的发现一样久远。从历史上看，有两种药物已经在精神分裂症身上得到了验证，电休克疗法治疗抑郁的效果好于对其他临床症状的效果。`随着现代医学的建立，锂、三环类药物、单胺氧化酶抑制剂、选择性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等药物逐渐被研发出来并应用到情感障碍的治疗中。
在我国，建国后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这段时间里，具有情感障碍症状的患者并不诊断为情感障碍。那个时候，神经衰弱在中国临床诊断中处于核心位置。五六十年代中国对疾病的分类是受前苏联的影响，神经衰弱症、癔症和强迫性神经症三者并重。此外，神经衰弱在实际诊断中所采用的标准是一种类似垃圾筐似的诊断，当无法被确认为癔症、强迫、焦虑等疾病时，就会被诊断为神经衰弱，这样许多完全不同的精神疾患都被贴上了这个无处不在的标签。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英美等国家的建交并逐渐融入世界，中国的精神病专家开始摆脱苏联式疾病分类的影响，代之以强调抑郁的西方观点。
凯博文于20世纪80年代初以医学人类学的方式，探讨了中国的神经衰弱，他提出中国的神经衰弱就是西方的抑郁症。在他看来，神经衰弱等精神问题是躯体方面的问题而不是精神方向的问题，这一躯体化的症状表达同时承担了文化保护避免精神病的污名、政治保护，减轻个人责任，以及社会问题医学化把生病作为从家庭、社会、单位和政府争取自身利益和权利的工具的功能。患者有意识地以躯体症状陈述病况，而医生也倾向于以精神病症特点不明显的神经衰弱而不是以抑郁症作为诊断结果以符合当地的医学文化传统。凯博文采用了“权力的弱者和缺少获取当地资源途径的人最有可能将精神疾病躯体化”这一假设，将躯体化更多地视为说服他人以争取稀缺资源、保护自身权益、控制社会关系的特殊手段。
但是，凯博文的人类学研究发生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处在文革创伤的恢复期，存在许多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凯博文提供的许多个案都是在文革中经受政治冲击或煎熬的人。他们可能更倾向于利用躯体化来逃脱组织强制的义务与控制，从而使得其求诊行为充满了政治博弈的色彩。传统医学模式下的疾病定义、致病因素与后果之间的因果认知和话语体系是形成中国人躯体化求诊模式的重要文化根源，也是医学社会学研究者可以着重考查的文化因素。
《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弱和病痛》，凯博文
新时期，中国在“社会结构”上已具备生成抑郁症的基础，但“社会建构”的条件尚有不足或被隐藏。然而，“社会建构”较“社会结构”在产生抑郁症上更为关键，一旦“社会建构”的条件更充分，中国抑郁症病患的比例预计将会增加。
与此同时，虽然精神障碍的患者数量在逐年增加，但是我国精神卫生资源是不足且分布失衡的。我国现有精神卫生专业机构约1650家，精神科床位22.8万张，平均1.71张/万人，与全球平均4.36万人的水平有较大差距。我国现有精神科医生两万余名，医生，患者比例为1.49比10万人，而中高收入国家的这一比例为2.03。
二、从“生理-心理-社会”的维度来理解情感障碍
关于情感障碍如何发生，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都基于本学科的视角给了不同的解释。
在生物学方面，研究主要集中在精神传导物质的改变及遗传基因如何诱发抑郁症。Kraines关于情感障碍的生物学解释的假设是：情感障碍往往有“遗传易感性”，尤其在同卵双生子的情况下。在神经传递物质方面，当脑激胺，多巴胺，以及正肾上腺素不足时，或荷尔蒙失调时的状态下会造成情绪低落。当负面事件一件接着一件接踵而至，脑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抑郁情绪，量变导致了质变，人就会进入抑郁状态。遗传基因会导致抑郁症的发生。因为基因影响一个人的性格，如果一个人追求完美，或者患得患失，小心谨慎，对自己高要求的同时也对别人有着高于常人的神经质倾向，就容易罹患抑郁症，妄想症和心身症。
从临床角度来说，抑郁和焦虑造成的精神疾病很少，在更多情况下是给人们带来心理痛苦，而且这种现象在女性中比男性更常见.其他生物学实验涉及了诸如血液，尿液，脑脊液等成分，关于大脑的病理学研究也得到了开展，然而其结论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因而截至目前，我们对于情感障碍的生物学基础知识也是知之甚少。初，胡海岚团队揭示了快速抗抑郁分子的作用机制，并为研发新型抗抑郁药物提供了多各分子靶点，并提及了关键抗抑郁分子氯胺酮。
胡海岚博士，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
图片来自百度百科
关于情感障碍的心理学理论主要有人际关系理论和认知行为理论，还有精神分析理论，进化理论，存在主义理论等。
行为主义理论认为人和动物都会出现“习得性无助”现象，抑郁是“强化相倚”原则的具体表现，即无法逃避的惩罚是患病的原因。情感障碍患者在可能获得正强化的情况下，更多地表现出回避行为，在对回避行为进行强化的环境下，发展出消极被动的行为模式，从而导致最后无法逃脱惩罚。贝克认为临床抑郁症和躁狂症在机制上可以用返祖现象来解释。在早期的人类环境中，它们可能是具有适应性的，只是如今适应性下降了。情感障碍患者长期的负面认知偏见在一些情境下对生存是有益的，因此得到了进化。Nesee也从进化的角度来演绎情绪低落和抑郁症的功能。抑郁症可能具有的生存能力包括：
（1）通过交流表达对帮助的需要；
（2）发出社会等级冲突中自身处境的信息；
（3）促使个体从无法达成的目标中脱离出来；
（4）调节精力投入模式。
社会学则认为一些社会学变量诸如家庭，性别，种族，阶级等及其综合会对情感障碍的发生产生影响。家庭因素与青少年的发病及其病程有关，包括疏离的亲子关系，父母强烈的指责和敌意，亲职能力的缺乏等。女性患病率始终高于男性，这是因为现代女性在家庭，职场各个方面的压力不断增加和女性本身生理方面的特质造成的。但是总体来讲，国内社会学对于情感障碍的研究并不多见。萧易忻在“国际/国内”，“结构/建构”的框架下探讨抑郁症为什么逐年上升而依然远低于国际水平的问题。台湾学者宁应斌、何春夔的《民困愁城:忧郁症、情绪管理、现代性的黑暗面》也是从批判的视角探讨抑郁症的专着。
新近的研究则不再单独从某个视角出发来分析疾病，同时以患者为主体，更加重视患者的个体经历。Lock提出“地方生物学”的概念。认为关乎身体的文化接受的知识反映了生物学的地方性差异，因此反对物质的身体作为不变的自然事实的简单集合体的看法，需要讨论生物学和文化之间相互交织的关系。因而，在情感障碍患者的日常生活中，身体是受到心理与社会因素影响的，生物层面的变化进而也会导致心理和社会层面的变化，彼此交织，而非各自为营的。
三、从“结构——建构——解构”来理解情感障碍
我将关于情感障碍理论归为三类不同的理论立场：结构论，建构论和解构论。
结构论认为情感障碍的发生和一些社会事件相关。比如，郭星华，才凤伟关于北京和珠三角的调查发现百分之四十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抑郁问题，重度及以上程度的抑郁比例达到了20.7%。流动体制造成的生活方面适应问题是触发新生代农民工情绪问题的直接原因。婚姻不合也是导致抑郁的危险因素之一，同时也会影响抑郁状况的维持和对治疗的反应。没工作会增加患抑郁症的可能性。
建构论则认为情感障碍的发生是社会建构的过程。精神疾病是社会为了理解这种现象而创造出来的名词，以便于社会来用精神医疗体系管理这个群体。因为他们的行为模式与众不同，社会就认为要想办法去解释，控制和制裁他们的“越轨”行为。污名和歧视导致了他们在经济上的不利地位，媒体的嘲弄加深了其负向认知。即使“病人”自身没有病，社会也会加诸于TA病人的污名，医生会给TA精神病人的标签，家属和朋友也会认为TA得病了，最后，病人自己也承认自己有病，完成了自我预言。
解构论主要是反精神病学派的观点。反精神病学运动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目的是为患者争取更多元，更宽容的社会环境。szase认为精神疾病是一种偏差行为，是医学上的标签。因此，精神疾病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精神疾病的功能是使人伪装以逃避人际关系的冲突和不愉快，暂时解除社会角色所期待的责任与义务。福柯则从权力的角度去解构精神疾病。他分析了西方对待精神疾病的历史变化。发现西方对精神疾病患者只有一种称呼就是“mandness”,对待他们的主要方式就是监护或囚禁起来。在17世纪以前,精神疾病患者被视为“异端”，等待他们的命运就是被驱逐。直到18世纪70年代，“不道德”，“魔鬼”的标签才从他们身上抹去，开始成为被社会接纳的“有心理问题的人”。现代医学则更加理性，认为是脑部病变或者疾病侵袭带来了病患思维和行动的改变。因此，福柯认为社会区分“疯子”是为了确定社会认可的道德和理性形式。现代科学对于精神疾病的定义是以科学，理性的名义压制非理性，理性与非理性对立起来了。
因此，我们不仅仅需要用药物来治疗情感障碍，同时还要重视患者本人的心理状态和其社会处境。只依靠药物来治疗情感障碍是不够的，还要建设患者的健康心理，改善患者的社会处境。
（引用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