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好友党哥、张姐一起去乡下帮老人挖红薯。恰好因烦事郁闷，也想出城透透气，就欣然同意。开车接上赵妈和其他人，我们便相互打趣着往车庄村赶去。
近年来，因农业生产不景气，很多土地都撂荒了，偏远农村闲置的土地更是随处可见，很多人就在闲暇之余利用房前屋后的荒地种上了蔬菜类作物。勤劳的赵妈，也利用门前的空地，种上了红薯、辣椒和包谷。
到达目的地后，在赵妈的帮助下，我们很快找齐了镰刀、耙子和框子，简单分工后，便一本正经的干起活来。我负责挖红薯，好长时间没干活了，尽管只挖了二百来窝，但也累得汗流满面、气喘吁吁，这也许正应了“百无一用是书生”那句话吧！看着挖好的满满两大筐红薯，不觉间就想起了过往的岁月。
我出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当时正是大锅饭时期，物质极其贫乏，人们饿肚子的境况时有发生。我们村地处旱原山区，土地贫瘠，生活更是困难重重。村里虽有大面积的沟坡地，但靠天吃饭，广种薄收，根本满足不了生活需要。记得最紧张的一年，交过公粮后，一口人才分到了八斤八两粮食，成了远近文明的落后村。每逢收获季节，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遗失”一些粮食，并尽可能地记下“遗失”位置，尤其是红薯等不易被人发现的根茎物。当时，群众普遍吃不饱，干部也就睁只眼闭只眼地装聋作哑。下晌后，收完红薯的地里，马上就会跑去很多人，大家都努力找寻着土层下埋藏的红薯。于是，蒸红薯、煮红薯、烤红薯、红薯稀饭、红薯面片之类的饭食就悄悄地摆上各家的餐桌。
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后，随着社员劳动积极性的提高，粮食产量相对增加了一些，人们的生活水平也稍稍得到改善，但人多劳力少的家庭依然还得靠包谷、红薯等杂粮补充。我家是村里的大户，孩子多，日子比别人家过得更紧张。我现在还记得，每年三月初，家里都会早早从窖里捞出上年留存的红薯种，育起种苗，等地里的苗栽够后，还会捡食拔完苗子剩下的好薯种。等到红薯秧子长得铺满地面时，红薯叶子、红薯秧子又会成为餐桌上的美食。红薯叶子下锅或焯水后凉调，红薯叶颈腌菜，吃起来嘎吱嘎吱的，竟也别有一番滋味。
每年红薯收获的季节，都是家里最忙的时候，无论大人还是孩子，都会参加劳动。半干的秧子会被割拾回家，喂猪、喂牛羊，吃不完的晾干后粉碎掺入猪饲料。好的、大的红薯会被挑捡出来，放进深深的地窖里，以备冬春食用和来年繁育苗种。差点的、挖烂不能保存的，会被连夜叉成薄片，撒到窑背上，村头，或沟边的草地上，晾晒成红薯干。有时，为了赶工，家人常常要熬上几个通宵，孩子们也跑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晒红薯片时，最怕的是下雨。一旦遇到雨天，总是弄得一家老小手忙脚乱，疲惫不堪。要是碰上连阴雨天气，半干的红薯片还会发霉烂掉，白白浪费一家人的心血。
记忆的岁月里，感觉大人都是白天下地，晚上挑灯赶活，昏暗的煤油灯熏得人满脸灰尘，鼻子眼睛里都是黑灰，就连推磨、推碾子这些体力活，很多都是在夜里抽空干的。漫长的冬季里，晒干的红薯片会被碾成面粉，蒸成红薯馒头、红薯窝头，在木制的饸络床子上压成红薯饸络，成为补充的食物。为了让大家吃的舒心，巧手的家庭主妇总是把压好的饸络变着花样给大家调着吃、炒着吃。就这，当时正在上学的小姑和大哥还是被吃得直反胃。
随着生活的逐渐好转，红薯不再是餐桌上的必须品，红薯就又被粉碎机打成浆，过滤出淀粉，漏成粉条，网名打成凉粉。每年深冬闲暇时，村里人都会搭伙请把式漏粉条。于是，街道上，院子里到处都是晾晒的粉条，远远望去，一挂一挂的，白花花的，简直是一种难得的美景。晒干的粉条，人们会卖掉一部分，换成钱贴补家用，再留一部分供过年、过节和来客人时食用。每次，家里漏粉条、打凉粉的时候，都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刚煮熟的热粉条和打好的凉粉，会被变着法地享用，吃到嘴里滑溜溜的，舒服极了。
如今，红薯渐渐淡出了人们的餐桌，但它极高的营养价值和曾经突出的贡献，却始终令人无法忘记。一年四季在大大小小的饭店、商场和街头巷尾，我们都还会看到红薯的身影。
【作者简介】潘中伟（潘忠伟），笔名骆驼草，网名：沁水人生、天高云淡，渭南市作家协会会员，白水县文联委员，白水县作家协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