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来自中国传统大家庭，从小在古典文学的浸染中成长，青年时代出国留学。徐志摩的诗歌中表现出与中国传统文化浑然天成的契合，又呈现出对外国文学丰富的借鉴。
在中西方文化交融的开放视野中认识评价徐诗的独创性，并由此梳理考辨徐志摩诗歌与外国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是徐志摩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到新世纪，这一课题仍然备受关注。
对于五四时期的新诗，80年代以来学术界多着眼于它对传统的革新而关注它与西方诗歌的关系，但是也有学者开始关注中国文学传统对五四新诗的内在影响。
进入新世纪，在徐志摩研究中回溯中国古典传统已经不是新的研究视角了，这一时期的研究文章主要是对以往研究的深化和细化。
马容2002年发表的《徐志摩诗歌中隐现的传统文化精神》是从思想精神层面来探讨徐志摩诗歌中的传统文化渊源，文章认为徐志摩的思想有一个从“入世”到“出世”的转变过程。
陈国恩1996年发表了《论婉约词对“新月”诗人的影响》，他又发表了《新月派诗与婉约派词》，更加清晰和深入地探讨了婉约派词对新月诗派的影响。
陈文并不是专门研究徐志摩的论文，而是以朱湘、徐志摩、闻一多为代表，探究婉约派词对新月派诗的影响、新月派对中国传统的继承。
其中，新月诗派受婉约词派的影响，又超越了婉约词派。文章指出，徐志摩的诗对花间派词的借鉴具有综合性和间接性的特点，主要体现在重视音乐性和具有“花间味、旧气息”的情调两方面。
代朱湘在《悼徐志摩》一诗中，就称徐志摩为“‘花间集’的后嗣”。陈文深化了这一观点，认为婉约词是新月诗人所接受的传统影响的一部分。陈文是对徐志摩诗歌中中国传统因素的小切口研究。
李怡在出版的《中国新诗讲稿》一书中，用专章对徐诗进行阐释。他认为徐志摩是“一身潇洒的西服之下，掩盖着一个纯粹的传统文人式的灵魂”。
徐志摩具有传统文人的生命观和自然观，而且由于他借物抒情式的含蓄的情绪意念表达和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使他的白话新诗流露出古典意趣。
李勇和孙思邈发表的《徐志摩诗学思想的中国底蕴———兼论中西文论跨文化融合的基本方式》，在探寻徐志摩诗学观念中国渊源的时候，不仅涉及到了他幼年时的教育背景，以及日记、抄录、创作中流露的诗体选择和文学审美倾向，还着重探讨了他的“境界”“灵性”等诗论范畴的中国传统诗学底色。
而且论证了徐志摩诗学中的主情论特征也是源于中国诗学传统，并从哲学层面探讨了其音乐性，即表现宇宙自然的天籁，又反映社会心理的理念，这与中国哲学传统也是相切合的。
在新世纪，除了探讨徐志摩诗歌的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之外，还有许多学者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西方文学对徐志摩诗歌的影响。
其中比较有学术价值的是：毛迅和毛苹的《浪漫主义的“云游”———徐志摩诗艺的英国文学背景（一）》。文章指出徐志摩深受英国浪漫主义的文学精神的影响，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布莱克、彭斯、华兹华斯、拜伦、雪莱、济慈的诗学渗透。
分别分析了徐志摩的诗歌和思想与这几位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关系。但是每一个部分都没有充分的展开。
刘介民曾发表过系列文章：《不可或缺的“类同原则”———徐志摩和雪莱诗歌的血缘关系》（2001年）、《新月下的夜莺———徐志摩与济慈》（2001年）、《从“一出戏”到“人生趣剧”———徐志摩与哈代》（2002年）。
这些文章将徐志摩与几位西方诗人的人生经历和作品的创作技巧、思想内容进行了详细比较，使我们更加了解了徐志摩的选择和兴趣。这些文章的影响较大，影响了徐志摩与西方诗人比较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陈保菊的《在自然的怀抱中塑造自己的人格———徐志摩与雪莱诗歌自然意象比较》，是通过意象比较来研究徐志摩与雪莱的诗歌，这一角度具有一定新意。
两位诗人追求在诗歌中成为“自然之子”，但是又具有各自个性化的风格特征。陶家俊和张中载发表的《论英中跨文化转化场中的哈代与徐志摩》，是跨文化转换视角下的研究，这一研究视角是新世纪以来较流行的。
文章试图在新的理论指导下来探究徐志摩与哈代的关系，但是仍然没有完全跳出诗作和思想观念比较的研究套路。
参考资料：《悼徐志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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