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奖项，能带给获奖者什么样的变化？
以前，知道作家莫言的国人寥寥无几。哪怕刻意提起《红高粱》，人们谈论的也多是张艺谋、巩俐、姜文，以及柏林影展金熊奖。电影由莫言同名小说改编，显得无足轻重。但从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一刻起，不仅国人知道了莫言，世界都为之瞩目。战胜村上春树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更像是《红高粱》里爷爷给奶奶又报了一次仇。
除了获奖作品《蛙》，莫言历年的作品都被“挖”了出来，《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等图书一夜之间销售一空。获奖后，莫言作品月销售量飙升至之前月销量的199倍。图书再版、影视邀约纷沓而至。《红高粱》终于与莫言挂上了钩，国人也终于知道了莫言是作家，而且是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能在名字前面加上“首位”获得某国际文学类大奖的，还有刘慈欣。
在获得雨果奖之前，刘慈欣曾多次获得中国科幻银河奖，《三体》在国内广受好评，也曾被提名美国星云奖，雨果奖提名时已是万众期待。世界科幻协会授雨果奖给《三体》，使得刘慈欣迎来了作家职业的快速上升——被评为“中国科学年度新闻人物”、当选陕西省作协副主席、成为中国“火星大使”。《三体》获得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故事奖被国内媒体奉为中国科幻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这位首位获得雨果奖的亚洲人引得科幻界一片欢呼沸腾。
当郝景芳紧随其后摘得雨果奖最佳中篇小说奖的时候，科幻界乃至中国文坛中又掀起了一股热浪，不仅因为前几个月曹文轩成为首位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中国籍得主，更因为郝景芳凭借《北京折叠》击败了美国老牌科幻与悬疑作家斯蒂芬·金，成为了亚洲首位获得雨果奖的女性作家。
一夜之间，郝景芳成了公众人物。
但对于郝景芳来说，写作是一件到去世才能盖棺定论的事。优秀作家的眼睛像刀子一样，常人眼中的平凡无奇，在好作家的眼中是对人生的思考、对世界的洞察，观察、思考和记录是作家的才华所在。她所欣赏的比如福克纳、乔伊斯、加缪等等作家，从写作之初到离世，作品都是高水平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写作品水平越高。他们的能力、审美、认知不断提升，一生中都在认真思考、认真写作的状态，汇聚成了郝景芳心中追寻的光。雨果奖并不是她的光，光依然存在，仍然需要追寻。“这一个奖项是不能够给我一个定论的，一定是等到我入土为安了，才能判定我是不是一个好作家。”
事实上，郝景芳完全没有稳定的写作时间和写作地点，她的常态是拿着便携的笔记本，走到哪写到哪。坐车时放在膝盖上写，候机厅、火车上都可以写。写作对于她来说并不是一件按点上班的事情，跟着思路走，随时随地写作是她多年养成的习惯，也是比较自然的写作状态。
与“挖”莫言往年作品不同的是，人们更倾向于“挖”郝景芳的背景——2002年荣获全国中学生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就读于清华大学天体物理中心，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博士毕业，就职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工作内容包括研究课题并向国务院直接递交报告。熠熠生辉的履历让众人对她的背景好奇不足为怪，毕竟看起来就是自带光环的”别人家的孩子”。知乎上有人回忆：“这姑娘是当年隔壁班的学神，新概念作文她拿的名次貌似是够北大中文系免考的，然后她竟然考了清华物理系，我当时还觉得这种学神是不是若干年后出现在科研大牛名单里，结果就看到她入围雨果奖提名，真是智商碾压无时无刻不在。”网络上也不乏对她原生家庭的猜测，或是某自媒体将她的名字融入标题只为引人注目。
郝景芳并不知道网络上这些内容的存在。自从成为公众人物，各类评价充斥网络，好的评价不能成为肯定自己的理由；无中生有、莫须有的揣度则会扰乱心思，让平静的心态和专心致志工作的状态受到打扰。眼不见为净实为明智之举。她像一股清流，任世间烦扰不断，我自潺潺向前。
倒也不是所有凡尘俗事都不会扰乱她的心。对“不平等”和“特权”的思考从高中阶段就萦绕在她心中，久久不得平静。
不平等是永远无法消除的，不同的人天生下来就会存在能力素质的差异，而自由市场会成百倍地放大资源的差异。但大规模的强制，破坏这个世界的自由，完全不允许自由活动的存在；或者不论市场如何运作，都强制地平均分配财富；这些都不是郝景芳赞成的做法。曾有读者问过她：为何《北京折叠》最终没有设置大规模暴动的情节，她回答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她期待人自发的努力，而不是靠暴力解决问题。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郝景芳将减少不平等和特权的方式定位在多有些社会创新、慈善公益等自发的机制，让财富和资源从一些人手中自然地流向更大众的群体。郝景芳的理想中，教育能从一定程度上完成这样的使命。而获得雨果奖助推了郝景芳的理想成为现实。
成为公众人物之后，郝景芳公开演讲、接受采访等工作增多了，但她不但没有推卸工作，反而开始投身于教育，创建了童行计划。
在获得雨果奖之前，除了写科幻作品，郝景芳开通了名叫“晴妈说”的公众号，推送关于儿童认知心理学、脑科学等方面的知识文章，也会有亲子游戏、亲子旅行，包括她的感触和经验等内容。她用一年多的时间思考了用商业模式带动公益教育的项目，直到雨果奖给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她终于汇聚资源能开始做一直想要做的事情，包括给贫困地区孩子一些教育资源；从高收入人群中得到收入，转化为公益资金，给到贫困地区的孩子。
童行的关注点是课外教育。
尽管有很多国际学校在做创新教育，但在郝景芳看来，全日制学校毕竟只能够辐射到学校内的孩子，她选择了课外教育，是想给更多的孩子提供素质教育和国际化视野的教育。童行推行通识教育，让孩子们获得更丰富完整的知识体系，获得对于这个世界的全景认知，以及更加有针对性地了解世界与自我之间的关系。国内更多的是应试教育，很多时候各个学科之间是相互割裂的，也不能建立自我与世界真实的联系。很大程度上，童行是在把国际上好的通识教育理念和方法引进国内。童行希望孩子能够从小就理解更大的世界，这也是郝景芳的期望，孩子们具备国际化视野，同时懂得思考，能够思考这个世界上的科学问题、社会问题、人文艺术的问题，懂得思考问题，也懂得思考自己、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让孩子扩大自己的视野，让他们思考得更加宽广；增加孩子思维能力，让他们思考得更加深入。郝景芳把这两个愿景总结为：think big，think deep.
这不仅是有能力上国际学校的家庭有这样的需求，孩子读公立学校的家庭也有这方面的需求。公立学校的课堂比较传统，孩子可以通过课外阅读、课外活动等其他方面对能力进行补充。家长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以后能够视野更宽广，能够与国际接轨，并不仅是学校里的考分机器，也能真实地思考生活中的问题，具备比较强的思考能力。
童行推行的是整套的体系，针对3至12岁的孩子，也就是从幼儿园到小学阶段，也会涉及到初中生。童行有线上和线下两个团队。线上团队做着音频课程，下一步会发展为视频+互动的课程。郝景芳考虑到线上课程更容易推广，能够复制的范围更大，便首先推出了线上音频课程，按照主题来讲述这个世界方方面面的启蒙课程，有从古至今融合科学、人文、艺术的人类简史课；接下来将会推出的互动版本的能够让孩子真正自学的线上课程。线下的课程主要是假期间推行的夏令营，采取项目制的学习方法，让孩子进入到自然，进入到社区去解决一些真实的问题，在了解自然的过程中学习科学、人文知识。童行还将开发周末课程，或是采用项目制学习，或是采用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创新法，让孩子能够真正带着解决问题的思维进入世界，增强他们的实践能力以及思考能力。这需要孩子有一定的课外时间能够进行课外知识的学习，也需要父母意识到孩子需要了解更大的世界，有在真实世界中实践的能力、与人合作的能力，这些能力对今后的生活影响更深远，孩子有时间、家长有意识，童行提供一整套方案，来弥补教育体制上的一些不足，让孩子成长起来之后的思维方式更接近国际化思维。
“理想的状态是孩子有50%的时间用在学校的学习上，其余的时间用来学习科学、人文、艺术，用来旅行，这些都是学校学习无法给予的。”
教育的诗和远方
身为作家，郝景芳用作品所得的关注，将自己推进了教育家的领域。她依旧过着项目制的生活，在写作、经济分析、童行的各项工作之间游刃有余。
或许没有几个人能用系统哈密顿量理解《北京折叠》，用光的频谱理解《九颜色》，用谐波和共振理解《弦歌》，用傅立叶变换理解《生死域》，郝景芳倾注于作品中的初衷并没有太多人理解，她也并不急于与人产生共鸣，她能够承受无人理解的孤独。也就在她的作品并不被认可的阶段，刘慈欣曾给郝景芳写过一封邮件：你创造的世界是绝无仅有的，你的小说中有一种别的科幻作家没有的色彩，就像消失很久的金色夕阳又回来了。
与此类似的正是她所倾心尽力去做的童行，也曾受到质疑。有人说她不切实际，有人说童行只是个概念行不通，有人说理想是好的现实还是要认清。这些质疑被郝景芳写进了招募童行团队的招聘书里，她说自己相信一件事，就会闭着嘴一意孤行。童行的前进脚步有目共睹，当初的理想一件件落地，今后的理想也将一件件实现。
童行在北京城的胡同里占据了一个小院子，院子里布置了小小图书室和桌椅，胡同里的孩子们放学后和周末都可以到童行的院子里写作业、读书，童行的老师则在工作时间在这里培训、学习。不同的人在相同的空间交叠在一起，不违和。
正如童行所愿，教育也有诗和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