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红楼梦》，人们称之为“红学”。近几十年海内外研究的人很多，社会上对此也感兴趣，研究工作也取得很大进展，因而称之为“显学”。 说起《红楼梦》的研究工作，也可以说，从《红楼梦》创作之初就开始了。从“甲戌本”（一七五四年）之前就开始了的那么些“脂砚斋评语”，不就是研究成果吗？其评语已涉及了作者生平、故事背景、文学评论等等，可以认为这就是最早的“红学”。
“红学”一词，最早流行于北京，有些半开玩笑的意思。清末孙雄《道、咸、同、光四朝诗史注》中记道： 都人喜谈《石头记》，谓之“红学”。新政风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康、梁事败，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戊戌报童述之，以为笑噱。
近人均耀《慈竹居零墨》记道： 华亭朱子美先生昌鼎，喜读小说。自言生平所见说部有八百余种，而尤以《红楼梦》为最笃嗜。精理名言，所谭极有心得。时风尚好讲经学，为欺饰世俗计。或问：“先生现治何经？”先生曰：“吾之经学，系少三曲者。”或不解所谓。先生曰：“无他，吾所专攻者，盖‘红学’也。” 第一则说是以为“笑噱”，第二则自认“红学”，则说是“经学”少“三曲”，也是牢骚话。
这是因为旧时认为小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闲书，《红楼梦》甚至被认为是诲淫之作，多次被禁止。学术上有“经学”、“史学”、“小学”（指“音韵”、“文字”等），以及细分科，什么“公羊学”、穀梁学”、“选学”、“金石学”……清代后来，还有什么“西北地理学”等等，都是有师承、有家法、学有专门的学问。
在这些门类纷繁的学问中，“红学”是挨不上号的。如说某某人是“红学家”，那不是尊重、赞美他，而是嘲笑讽刺他。当时“红学家”是做梦也想不到现在的红学家们的十足风头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还是先有了谈《红楼梦》、研讨《红楼梦》的风气出现之后，才有了“红学”的名词的。尽管这一称谓，在开始时有点开玩笑的意思，大学者们决不愿意人称他一声“红学家”。但实际上，由于《红楼梦》本身的强大艺术魅力，使得他们不由得会谈论起《红楼梦》来。其间不少知名的大学者，如诗家袁枚、经学家郝懿行、封疆大吏胡林翼、大名家李慈铭、大学者俞樾、大金石家陈康祺……这些各方面的大家，都曾津津有味地谈论过《红楼梦》，至于后来的蔡元培、王国维二先生，那就更为《红楼梦》写下专著了。
现在谈到“红学”，大约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旧红学”时期，二是“新红学”时期，三是“当代红学”时期。 在脂砚斋评阅《红楼梦》之后，程伟元、高鹗二人，应该说首先是《红楼梦》的研究者、红学家，其次才是《红楼梦》的整理者、续书者、出版者，这先后的次序是明显的。
在此之后，最早评阅《红楼梦》并且写了专著的是浙江人周春（字松蔼），其书名《阅红楼梦笔记》。近人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记道： 浙人吴君伯迂，淹雅富收藏，所居署万华盦。其家传有《阅红楼梦笔记》一巨册，为其乡前辈周松蔼手书，原本。笔述井井，总题为《阅红楼梦笔记》，内分《红楼梦》评例、约评若干种……按周先生评中，亦有头巾气、亦有望文生义处，然以去雪芹才数十年之久，有此手稿，故为极强有力之资料也。
按《笔记》开头即云：“乾隆庚戌秋，杨畹耕语余云：雁隅以重价购钞本两部，一为《石头记》八十回，一为《红楼梦》一百廿回，微有异同……壬子冬，知吴门坊间已开雕矣。”此则结尾处署“甲寅中元日泰谷居士记”。 按乾隆庚戌、壬子、甲寅，分别为五十五年（一七九○）、五十七年（一七九二）、五十九年（一七九四），和“程甲、乙本”，高鹗、程伟元作序、写《红楼梦引言》是同时代的作品。而且“庚戌”即可买到一百廿回抄本《红楼梦》，尚早于“程甲本”一年，似乎高鹗补写完成的百廿回本，在活字排印之前，已有抄本流传于坊间了。“八十回本”与“百廿回本”比较，明明多了四十回书，却说“微有异同”，或者是单指前面部分，总之这些地方均使人产生疑点。
“旧红学”人称“索隐派”，周春所记，即以“索隐”开始，他们认为曹雪芹是曹寅儿子，这种观点以对曹家的了解，还不如现在的人，又如何能相信他那些没有任何根据的话呢？而当时虽然距离曹雪芹时代很近，不少大名家对曹雪芹、曹寅的关系，都弄不太清楚。如袁枚《随园诗话》也说：“雪芹者，曹楝亭织造之嗣君也。”其后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叶德辉《书林清话》都承袭了这一说法。
而邓之诚先生《骨董琐记》引西清《桦叶述闻》又说：“雪芹名霑，汉军也，其曾祖寅字子清，号楝亭，康熙间名士，累官通政。”前者把“祖父”说成“父”，后者把“祖父”说成“曾祖”，都没有真正了解曹雪芹的身世。但对《红楼梦》却作了种种臆断，好像猜谜语一样，把小说中的故事，硬拉到真人真事上去。
索隐派的旧红学家，到蔡元培先生的《石头记索隐》一书出版，发展到高峰。他把《红楼梦》纳入政治范畴、民族主义领域，一上来就说“《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以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这是辛亥前后，以种族革命思想看待《红楼梦》。
旧红学索隐派的著作很多，在此不再多作征引了。他们的观点，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中归纳为三种：一、纳兰成德家世说；二、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三、康熙朝政治状态说。这三种之外，如再加上周春的“金陵张侯家事说”，索隐派大概有四种不同的意见。
一九二一年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发表后，《红楼梦》研究工作有所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领域，这就是所说的“新红学”，一般有时称之为“自传说”。其声明是：“要推倒‘附会的红学’，我们必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见胡适《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一文）由于这样的态度，经过各方面搜求，“甲戌本”发现了，曹家上代，江宁织造的历任者，在《江南通志》中一一查明了；
康熙六次南巡，曹家五次接驾的情况也查清了；《八旗人诗钞》、《四松堂集》等书所载宗室敦诚、敦敏关于曹雪芹的诗发现了；曹氏宗谱，自远祖曹锡远以下的世系表也排出了；曹雪芹是曹寅孙子，既非儿子，也非曾孙，这点也明确了。这些都是证据明确的事实。这样，批判了旧红学、索隐派的新红学派，就下了一个似乎十分科学的结论： 以上是关于著者曹雪芹的个人和他的家世的材料。我们看了这些材料，大概可以明白《红楼梦》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了。
“新红学”研究者，虽然掌握了一些曹雪芹的第一手资料，较之“旧红学”空口说白话，或所引文献似是而非，不能直接证明所要明确的问题，大大推进了一步，是可喜的，但下了“《红楼梦》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的结论，却未免太不科学了。
如果说“《红楼梦》是曹雪芹以自己旧时家庭情况、自己经历为背景写成的一部小说”，这样就比较科学。因为“文学创作”和“历史（不管是国家的或个人的）传记”是有原则区别的。《三国演义》不是《三国志》，巴金的《家》也不是“李芾甘的家史”，那么写贾宝玉故事的《红楼梦》怎么就能直接说成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呢？ “新红学”较之“旧红学”，无疑是一个飞跃：
以科学的态度，找到了重要的材料，又据之以精密的分析来研究，虽然结论未免主观武断，但其实质，弄清了《红楼梦》最根本的一些问题，一二百年来有关《红楼梦》的种种疑云得到了第一次的大澄清，这又是“新红学”研究成果的客观存在，也不是因了“《红楼梦》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这句话可以抹煞的。当然，世界上自传体的文学作品是有的，有名的也不少。但《红楼梦》不是，曹雪芹自己未表明是“自传”，而且一再声明，就怕别人误会。后代研究者自然应该首先把它当小说看待，哪怕他写了不少家族旧事，也不能改变这一本质。
新红学发展到一九四九年后，由于政治的原因，这一学派的大部分人物留在大陆上，少部分到了台湾或者外国，隔绝了许多年。而留在大陆上的一些红学家，由于学术研究观点上的一些分歧，展开争论，却被极左路线用作政治手段，使学术研究走了一段不算短的弯路。直到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红楼梦》研究工作才取得更新更大的发展，“红学”成为显学，研究正在扩大和深入，这又不同于本世纪前、中期的新红学，因而我称之为“当代红学”。 当代红学在研究的深度上、广度上，及研究人员之多，远远超过旧红学时代和新红学时代，当代红学的研究工作正方兴未艾，我们期待着新的、更大的突破。
以上文章内容转载来至邓先生关于新旧红楼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