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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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书与草书的共同特点及行笔创作用墨简述：
行书有一个与草书共同的特点，即它可根据章法的需要和某字的特征，随时调整它的字形和笔画形态。例如：王羲之《兰亭集序》中的之字，如既可收敛些又可放纵些，可以任意屈伸、收放，即可使之长，如亦可使之方亦可使之扁。这就是行书可收可放的特性。离方遁圆：楷书方多圆少，折笔处多为方，即如赵孟頫的圆转为主的书写也时露方意，这无疑是需要也使字增加了一定的力度。由于行书收笔不再回锋作顿，而多是将笔锋提出，所以形成了点画的附钩和挑趯，即上笔终了时顺势带下，而下笔自然承上，使点画之间虽断似连，笔断意连，产生了明显的顾盼呼应关系。
行书笔法上，米芾将侧锋疾“刷”与中锋劲行糅合一在二王基础上有着创造性的发展，结字上的欹侧源于李邕但更为恣意、飞动，为行书重塑了勃勃的生机，从某种意义上说，二王行书的精神魅力，在米芾手上才得到了淋漓的体现，甚至可以说二王在米芾身上实现了“凤凰涅磐”，因为米芾，二王行书体系更加熠熠生姿。而米芾也就在二王大体系中开创了自己的行书小体系。米芾之后，大量的书家追随其侧，如米友仁、吴踞、王庭筠等等。
行书的创作中，当毛笔蘸一次墨之后，要一连誊写若干字，笔含之墨就有一个由多而渐少的历程，而行笔的速率也要有一个由快而渐慢的历程。这是一个有纪律的历程。若是不按这个纪律运笔，饱笔反慢运，渴笔却快行，那纸上之墨一定一塌糊涂。前段漫漶不清，后段苍白乏色，也就无所谓墨韵而言了。行、草书的墨色注重浓淡、枯涩、燥润、虚实的变化，因此，对笔速也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具有高速与低速的驭笔能力技巧，才气体现行书的墨色墨韵。
书作介绍：
梁诗正(1697-1763)，字养仲，号芗林，又号文濂子，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清朝大臣。乾隆十年(1745年)擢户部尚书。上疏皇帝要以节俭为要。乾隆十三年(1748年)，调兵部尚书。次年，为刑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协办大学士。乾隆十五年(1750年)，调吏部尚书。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丁父忧，召署工部尚书，调署兵部尚书。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任命协办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授东阁大学士，寻卒，谥文庄。
行书法笔法及书法作品好坏的差距：
行、草书的笔法有很大的自由度，笔画的长短、粗细随机可变，直线、弧线可任意组合，笔势可断可连，单字中可连笔，数个字可缠绵。这些都为笔速的加快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或可以说，提供了既可以加快又可以放慢的条件。毫无疑问，中锋用笔在笔法技巧中是占主导地位，在实践中我们发现，任何人在运笔时，是很难做到绝对地笔笔中锋的，都是中侧间互的。故而才有“取险”、“取妍”之说。在构成线性的五个方面中，线形、线质、线色是最核心的内容，其中线形又是第一位的，因为，其余都是以线形为依托才能表现出来的。
一幅好的书法作品，犹如一幅好的山水画，它必然是字与字、行与行之间气势连贯，笔虽短而意却连。汁白以当黑，疏密得当，给人以无穷的遐想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书法作品中的落款、印章也是整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要注意是否用的恰到好处，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若是画蛇添足，也会有损于整幅作品的艺术性。
